论法的精神

—摘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柏拉图感谢上苍，使他诞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我有一个惟恐人们不赞同的请求。那就是请读者们对一部二十年的著作不要浏览片刻就得出结论；应该对整部书，并非书中的只言片语给予赞扬或谴责。
在蒙昧时代，人们犯下弥天大罪，也会无动于衷。在启蒙时代，人们即使极尽善道，仍然惊惶不安。
当我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原则时，我所孜孜寻求的
有些人说，世间我们看到的万物都是由一个盲目的命运所创造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因为盲目的命运竟然创造“具有智能的创造物”，岂不是一件更为荒谬的事吗?
创造本身似乎是某种随意的行为
它们具有自然法，因为它们是由感官组合而成的；它们并没有自己制定的法律，因为它们并不是由知识组合而成的。
和平应该是自然法的头条规则。
霍布斯认为人类初始的欲望是相互征服，这是不合乎道理的。权力和统治意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合过程，而且有赖于其他思想的辅佐，因此，绝不是人类最初的思想。
霍布斯问：“如果人们不是自然而然地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为什么他们总是带着武器?并且为什么要带着关门的钥匙呢?”然而霍氏却没有意识到，他把人类社会建立以后发生的事情强加到了人类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身上。人类社会的建立，才使人类产生了相互攻击和相互抵抗的动机
一个动物走近另一个同类动物时产生的快乐。加之两性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盎然情趣，更加提高了愉悦的程度
人类一旦置身于社会，软弱的情感便荡然无存；原本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于是战争状态便开始了。
每一个特殊的社会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产生国家间战争状态的原因所在。每一个社会中的某些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在，他们力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窃为已有，于是便产生某些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也有着法律，那就是政治法。另则，所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中也有法律，这便是民法。
在共和政体下，当全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治，而当最高权力集中在一部分人民手中时，那就是贵族政治了。
如果那些代理者并非人民所指派，他们便不能成为人民的代理者。因此这种政体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准则，那就是由人民指派自己的代理者，他们被称之为行政官吏
如果有人对于人民这种鉴别功绩的天然能力心存疑虑的话，只要去探询一番雅典人和罗马人的一系列接连不断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选择，就足以使人信服，我们绝不能将这些选择归结为偶然。
在共和政体中划分拥有选举权的人是一项基本法律，因此进行选举的方式则是另一项基本法律。
在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规定选举应秘密进行的法律[1]终于成为使共和国覆灭的重大原因之一。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会像管理国家事务那样为某一位演员而狂热。
这一切发生在人民被人用金钱收买的情况下。人民变成了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为此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待着薪金。
罗马和雅典政体对此十分明智。参议院决议的法律效力只有一年；而这些决议只有获得人民的赞同才能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在共和国里，某一个公民获得太高的权力时，这种权力的弊端便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没有任何防范的法律条文，所以对他们毫无约束力。
如果在某一个国家，单凭某个人一时的冲动以及多变的意志治理国家的话，这个国家中的一切都会毫无确定性
如同似乎要恢复整个陆地的大海一般，它却被海岸边的草莽和最微小的砂砾阻隔。同样那些权力似乎无限扩张的君主，都在最微不足道的障碍面前停止了脚步，并且使其骄横的天性屈从于抱怨和乞求。
一旦人们将他们从“监狱”里拖出来，推上王位，他们起初是惊愕不已；然而，当他们设立了一个大臣之后，便在他们的后宫里开始放纵起极为兽性的情欲；在一个衰败的宫廷里，他们恪守着种种最愚蠢的肆意妄为，他们从未意识到当君王是如此的容易。
帝国扩张得越大，君王的后宫变化也就越大；因此，君王越是沉湎于欢娱。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君王应该管理的人民越多，他们就越不思朝政；国家的事务越繁重，君王越加疏于思索
君主政体具有法律的力量，专制政体有君王永远高悬的手臂，两者治理或支撑着一切。但是在平民政治的国家里，却需要一种更为强悍的原动力，这就是品德。
平民政治的国家里，执法的人觉得自己也要服从于法律，并且要承担其责任。
所有的攻击都指向暴君，却没有一次是针对暴政
国家中大多数首脑人物并非诚实的人，却要在下的人成为善人；首脑人物都是骗子，却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傻子，这是极其难以做到的事。
红衣主教黎希留在他的《政约》中委婉地指出，君主要倍加小心，不要任用这种诚实的人[6]
专制国家的原则绝不是荣誉。那里的人们完全平等，没有人自恃优越；那里的人们也都是奴隶，没有人能比别人更一无所有。
暴君将轻视生命当做光荣，而暴君之所以拥有权利，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
如同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一样。品德对于专制政体而言非但毫无必要，而且荣誉也是危险的。
在君主政体下，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们所委托的人们。那些有强烈自尊的精英分子便有可能在那里发动革命，所以就需要以恐怖扼杀人们的所有勇气，扑灭一切野心。
一个温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它的原动力，而不至于会发生危难。它依据它的法律甚至它的力量维持自我。但是在专制政体下，当君主一瞬间不举起高悬的手的时候，当他不能立即消灭那些身居显要地位的人们[7]的时候，就会一败涂地
在专制国家里，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商榷、进谏可言；完全没有对等或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人作为一个生物只能服从另一个生物的意志。在那里，人们不能对未来的厄运表示出更多的恐惧，也不得将遭遇归咎于无常的命运。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罚。
教育的法律是我们最先接受的法律
向妇女献殷勤，如果融入情感或征服欲的话，可以被容许。
施用权术计谋，如果与宽阔的胸襟和伟大的抱负相结合的话，是可以被容许的。例如在政治上施用谋略是无损荣誉的。
当阿谀逢迎并不为贪图富贵时，荣誉并不禁止这样做。
人们越是推崇这种形式的坦率，民众的坦率就越被人忽视。因为民众的坦率只是出于对事物的真实和质朴。
礼貌的来源通常并非如此单纯，它来自人们出人头地的欲望。人们有礼貌是出于自尊。我们用仪表来证实自己并不卑贱
在朝廷里，各种品味都很考究。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巨富的浮华，多样性的逸乐，尤其是对逸乐的厌倦，对纷繁嗜癖、混乱，甚至幻想的无奈。这一切都总是被如愿以偿地接受着。
当我们一旦获得某种地位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使我们显得同这种地位格格不入。
绝对的服从便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发出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丝毫不需要去思索、怀疑或者推理，他仅仅只需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
在专制国家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单独的帝国。其教育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因此其范畴是非常狭窄的；它只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中，把某些极其简单的宗教原理和知识灌输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而已。
如果这样的公民热爱他的国家的话，他就会力图减缓政府的原动力。这种努力一旦未获成功，他将会一败涂地。如果获得成功，就将使自己连同君王和帝国陷人危险的境地。
通常父亲就像师长一样，将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还需要将更多的感情给予孩子们。
堕落的绝不止是新生的一代人，只有当成年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
那里的人民把正直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如同斯巴达人视勇敢为当然的事一样。
在音乐对风俗的影响力方面，他与柏拉图的观点是一致的。
色诺芬说过，“大多数的工艺劳动会使工人毁坏身体；他们不得不坐在阴暗的或是靠近火的地方。他们既没有时间与朋友相聚，也无暇去顾及国家。”
商业活动使公民不能不伺候奴隶、房客和外国人。这是与希腊的自由精神相抵触的。因此，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一书中主张惩罚经商的公民
在希腊各共和国里，人们陷入非常为难的境地，公民不得经商和从事农业、工艺生产。但又不许他们闲着，所以他们的职业只能是体育和军事操练[5]，国家的法制不容许他们做其他的事情。因此，不能不把希腊视为一个运动员与战士的社会。然而，这些训练极易使人变得冷酷而野蛮[6]，所以需要运用其他训练手段激发他们的柔和性情。而通过身体的感官陶冶心灵的音乐则是最合适的方式。肌体的锻炼使人冷酷；推理的科学使人孤僻。音乐则是两者的折衷。
希腊人的训练只能使人们养成一种粗暴、易怒、残忍的感情。音乐不但能刺激所有这些感情，而且能使心灵感知柔和、怜悯、仁慈和温情似水的情感
极少的腐败是由民众开始的。正因为他们才学平庸，所以对业已确立的东西有着更强烈的依恋。
对祖国的热爱促使风俗良化，而良化的风俗又会促使对祖国的热爱。我们越不满足自我的感情，就越能够为公众奉献感情。为什么修道士那样地热爱他们的教规呢?宗教使修道土难以忍受之处，正是他们钟情于宗教之所在。他们的教规禁止所有满足普通感情的东西，所以只留下一种感情，使他们去爱那些给他们以痛楚的教规。这些教规越严厉，换言之，越压制他们的欲望，他们对教规残留给他们的感情就越发强烈
在民主政治之下，热爱共和国就是热爱民主政治；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平等。
人们只追求家庭之必需，如有所余也尽数交给国家。财富产生权利，然而每一个公民都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那就将会产生不平等。财富也给人以欢乐，但是作为公民也不应享受这种欢乐，因为这些欢乐与平等同样与原则背道而驰
在君主和专制国家里，没有人能对平等有所渴望。平等的观念根本无法进入人们的头脑。每个人都希冀着出人头地，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们也想脱离他们原有的境地，而成为别人的主人。
卢梭认为闲散是一种罪过，并要求每一个公民说明他是以何种方式谋生的。
保持风俗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年轻人绝对服从老者
法律还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因为这种集最大利益于一身的商人，将垄断所有领域的贸易。贸易是一种平等人们之间的职业。然而，在专政国家中，最大的不幸则在于亲王们自己经商
威尼斯的法律[16]禁止贵族经商，因为即使贵族们诚实经营，他们也可能获得超乎寻常的财富。
民主政治中的监察官也有其独立性。在其任期内，不应追究他们的行为，应给予他们信任，绝不能挫伤他们的勇气
君主政体比共和政体有着一个显著的优点。事物由单独一个人统领，实施起来迅速而便捷。然而这种便捷也可能流于轻率，所以法律应该使其放缓速度。
红衣主教黎希留劝告君王国要避免准许人们集会结社而引起的种种麻烦；集会结社将会在所有的方面形成困难。黎希留本人不是心存专制主义倾向，就是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
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想要果子时，便把果树连根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寓意。
专制政体的原则就是恐怖。确实，胆怯、愚昧、沮丧的人民是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的
专制国家的原则是恐怖；其目的是求得平静。
如果君主还从事贸易的话，各种工业生产也都会遭受毁灭
在专制国家里，贪污几乎是必然现象。
如果这个城市的执政官能够抗命不遵的话，省督又如何对他管辖的省份负责呢?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法律到处都体现着明智，并且都是家喻户晓；所以即使是职务最低的官吏，也能够有所遵循。但是在专制国家里，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又如何遵从某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呢?那么，官吏们理所当然地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所在，其结果，便非常有必要有无数的人们为君主表达意志，并且像君主一样地表达意志。
法律既然是君主一时的意志，那么，那些替他表达意志的人们也必然像君主一样，即兴地表达其意志。
在专制国家里，有一种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级上司都得送礼，即使对君王也不能例外。
在一个毫无公民意识可言，上级对下级不承担任何义务，人们认为彼此间的联系，只是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惩罚的国家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在这种政体下，很少有政务可做，而且，人们很少有必要去谒见大人物，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提出抗诉就更为稀少了
然而在既没有品德，也没有荣誉的专制国家里，人们也许只能在为获得更为舒适的生活的希冀驱使下行事了。
柏拉图主张，履行职务时接受礼物的人应处以极刑。这属于共和国的思想范畴。他说，“无论是为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应该接受礼物。”
没有接受过别人任何东西的人，并不期望任何东西。然而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立刻就希望再多要一点儿，接下去便会贪得无厌。
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行事，只是因为希冀获得更舒适的生活，而君主的恩赏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共和国里，品德占有支配地位。品德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驱动力，它将排除其他任何力量，因此国家的奖赏只限于表彰这种品德而已。
在共和国里，人们只有以法律和祖国的保卫者的名义才能拿起武器；
柏拉图不能容忍这种交易。他说：“这就像在一条船上，收到某人的钱财，便能让他去当舵手或航海员。
君主国并不需要监察官，因为它是以荣誉为基础；就荣誉的性质而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充当监察官。
君主国必须有法庭。这些法庭要作出判决；判决会被保存起来，并且加以研究。这是为了保持判决的一致性，只有这样，公民的财产归属和生命才能同国家的政体一样地稳固而安定。
在必然有身份差别的国家里，就必然有特权的存在。这进一步减少了法律的简单性，特权会产生众多的例外。
在这些国家里，我不知道立法者有什么法可以制定，法官有什么案件可以裁决。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规。
又由于奴隶数量的众多，几乎没有具有个人意志的人存在，因此也没有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接受法庭质询的人。他们绝大部分的道德行为只是父亲、丈夫或丈夫的意志的体现，他们的行为由这些人支配，而并不是官吏
喜好诉讼的情绪必然以获得公平处置的强烈愿望、憎恶分明的情感、敏锐的思辨和锲而不舍的决心作为前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这种政体要极力避免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不能让官吏们听到人们在议论他
在共和国里，政治体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条文为依据；否则在涉及公民的财产、荣誉或性命的案件中，势必会作出有悖公民利益的诠释。
恐惧将占据所有人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面带恐慌，信任、荣誉、友爱、安全感以及君主政体都将不复存在。
如果君主充当审判官的话，他将失去君主权力中最尊贵的象征，即特赦权
不应该让人们在君主面前心存不满
告密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凶顽狡黠、灵魂龌龊、野心勃勃之辈；他们寻找罪犯，将其绳之以法，借以取悦君王。这便是一条获得荣华富贵之道。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爱国心、廉耻心、畏惧责难的心理，都是某种约束力，它们能够有效地阻止某种并不需要施以强力。
中国的著述家们有一种永恒的评述，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愈严厉，革命就愈接近。这是因为世风每况愈下，刑罚便愈严厉的缘故。
在专制国家里，人们的境遇异常悲惨，以至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更甚于对生活的珍惜。
极端幸福和极其不幸的人，都同样倾向于严酷。僧侣和征服者就是例证。只有身处平凡和命运顺逆兼容的人才具有温柔和怜悯之心。
在专制国家里，只有一个人受到幸运之神的极端恩宠，其余所有的人则受尽凌辱；这两种国家的人同样都是残忍的。仁慈之光只笼罩着政治宽和的国家。
斯巴达运用的最主要的刑罚之一，便是不准许某人把妻子借给别人或是接受别人的妻子，而只允许他与童贞女子同宿，这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吗
在某些国家里，时常发生拦路抢劫，为了制止这种祸害，人们便发明了车辙碾杀刑；这使抢劫暂时停止。然而不久，大庭广众之下的拦路抢劫又和从前一样了。
让我们顺从自然!自然给予人类以廉耻心，就如同受到鞭笞一般。就让不名誉作为刑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吧!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刑罚不能使人产生廉耻之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暴政所致，因为暴政对于恶棍和正直的人施以相同的刑罚。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不敢轻举妄为是出于对酷刑的惧怕的话，便可以断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戾，这种暴戾体现在对有轻微过错的行为施行酷刑。
近而使人民的精神世界被毒化，适应其专制主义倾向。
有两种形式的腐化方式存在，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所致，另一种则是人民被法律本身所毒化。被法律毒化是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它的危害在于矫正弊端的方式本身之中。
他们中的某些人天生就蔑视死亡，而且常常因为最微不足道的某种幻想便剖腹自杀；让他们不断地目睹刑罚就能纠正或阻止其罪行吗?他们难道不会对此司空见惯而不以为然吗?
对待日本儿童应该温柔些，因为他们对待惩罚是相当强硬的；这些人又告诫我们，对待日本的奴隶不应该过于粗暴，因为如果那样他们会立即起来自卫。
这不由使人想起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句话。他在路上看见一个人被套上枷锁示众，便询问此人为何被套上枷锁。人们回答他说：“陛下，他曾经写文章诽滂陛下的大臣们。”国王说：“愚蠢的家伙!他为什么不写文章诽谤我?如果那样的话，大臣们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
有一天，一只牡鹿的角勾住了皇帝的腰带，有一位随从拔剑割断了腰带救了他。他却命令斩下这位随从的头，他说，因为这个人曾经向他的君主拔出过宝剑。
在中国，抢劫并又杀人者会被处以凌迟，对于其他抢劫罪则不然。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者不常杀人。
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罪的刑罚是同样的，所以抢劫者常常也杀人灭口。罪犯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在英国，抢劫者从来不杀人，因为抢劫者有被减刑，流放到殖民地去的可能；但是如果杀人的话，便没有这种希望了。
专制政体的原则对人不宽容，也就不为人们所宽容
拷问也许适合专制国家，因为凡是能够引起恐惧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专制政体最有力的原动力。
只有手执武器时才应该流血。而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反对罚金，他们借口说，有钱的人会以此来逃避惩处。但是有钱人难道不怕失去他们的财产吗?罚金不能按照财产数目的比例予以处罚吗?另外在罚金之外不再追加某种耻辱吗?
专制国家喜好简单的法律，所以大量使用同等报复的法律
在这类国家里，羞辱便无疑相当于某种刑罚，甚至裁判的某种形式就是刑罚。在那里，羞辱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形成了刑法的某些特殊种类。在君主国里，对犯罪严厉的惩处体现在失宠，以及意想中的财产、信用、习惯、享受的丧失，对于大人物而言，已经是极为严厉的处罚了，所以酷刑对于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
专制政体的性质决定了其大人物们的地位极不稳固；
他们的佩剑不仅仅是为了装饰
人口越集中，人们越具有虚荣心，越想在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人口的集中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希冀、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幻想
有某些人认为，首都人口的高度聚集会减少商业活动，因为居民不再分散居住。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人口的集中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希冀、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幻想
罗马人一旦腐化，其欲望就变得漫无边际。这从他们当时制定的价格中便可得出结论。一瓶法烈因酒竟卖到一百罗马德尼尔。
当领主委派某个奴隶对其他奴隶进行残暴压迫时，这个奴隶对于每一天是否都能享有同样的殊荣是不得而知的，所以他惟一的快乐就是满足自己眼前的骄横、情欲和淫逸。
共和国会断送于奢华；君主国则毁灭于贫穷
我们祖先训诫我们，如果男不耕，女不织，帝国中的人就会饱受饥寒。……”依据这一原则，他曾下令拆毁无数的寺庙。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继更迭的朝代，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这还并没有将无数次特殊的革命算在内。
淫乱也总是紧随奢侈。如果你随心所欲，放荡不羁，又怎么能约束灵魂深处的弱点呢?
在家庭里，女人的软弱性使她们无法获得优越的地位；而当她们治理一个国家时，一般地说，这种软弱性反而成为较为仁慈与宽容的因素；
在印度各地，人们对妇女执政甚为满意
成功会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以至于无法再驾驭他们
缺乏品德，人们的精神将陷入百无聊赖、怠惰和放任自流之中，致使国家也因此不再有力量与活力
当一个君主认为他应该改变本应遵循的事物的秩序，才是更能显示他的权威的时候；当他随心所欲地将一部分人的世袭职位赏赐给另一部分人的时候；当他倾心于突发奇想而超过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君主政体将会自行毁灭了。
当一个君主对一切都事必躬亲，将全国的政务都集中于首都，将首都的事务又汇集到朝廷，将朝廷之事集于他自己一身时，君主政体也就要寿终正寝了。
当头等的爵位成为头等奴役者的标志的时候；当大人物们丧失了人民的尊重而沦为专制权力的卑鄙的工具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便已腐化了
专制政体的灭亡却由于它自身的弊病所致
由于放纵使自己精疲力竭，从而失去了驾驭自由的力量。
由于共和国的性质所决定，共和国的领土应该狭小；反之，它就无法长久生存。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由于拥有庞大的财富，所以便会缺少节制精神；许多超大型的宝库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利益沦为私有财产；一个人起初感觉到没有祖国也能使自己得到幸福，变得伟大，获得显贵；那么，不久他就会觉得可以在祖国的废墟上建立惟他独尊的伟大了。
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掌握着专制的权力。
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体真是为人称道，它的政体原则竟然融恐怖、荣誉和品德为一体。
然而，我却不明白，在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里，仅仅使用棍棒才能驱动人民，那么，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加之，我们的商贾们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教士们谈及的这种品德；我们不妨对商贾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员们的掠夺行径加以参考
我们的教士们是否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呢?在那里不断行使的个人意志使他们感慨不已，教士们出于受教皇个人意志支配的习惯，也十分愿意在印度诸王的朝廷中看到同样的统治吗
中国的皇帝与我们的君主的感知有所不同。如果统治无方，我们的君主会感到他来世会缺少幸福，今生也会疏于权力和财富。然而中国的皇帝会在国家衰败之际感到他将丧失帝国和生命。
虽然在中国有弃婴现象，但是人口却始终在增加。所以需要艰辛的劳作，使土地生产出足以维持人民生活的粮食。这需要政府给予极大的关注。政府时刻都得倍加关心，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劳作，而不去担心自己艰辛劳动的果实会被别人侵占。因此，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在管理民政事物，不如说是在操持家政。
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或许在最初的朝代，帝国的疆域还没有如此广大，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稍逊；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融共和政体的内在优越性、君主政体的对外抗争力为一体的政治体制的话，则极有可能，人类最终被迫永远生活在一人独裁统治的政体之下。我所说的这种政体便是联邦共和国。
专制国家却惧怕要塞，它们不敢将要塞交给任何人；因为专制国家没有人热爱国家和君主。
在进行自然的正当防卫时，我有权杀人，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就如同攻击我的人的生命属于他一样。
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此时，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利
哲隆要求迦太基人废除杀死子女作祭祀的陋习。这是何等值得赞美的举动!在击败了三十万迦太基人之后，哲隆只向战败者提出了一个有益于他们自身的条件；确切地说，这是哲隆为人类提出的要求。
没有比自由一词含义更多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词了
有些人认为，能轻易罢免他们曾授予专制权力的人，就是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有权选举他们的长官，就是自由，还有些人，把自由视为拿起武器并能施行暴力的权力。
自由是做一切法律所允许做的事情的权利。然而，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做的事情话，那么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有这个权利。
政治自由只有在温和的政体里存在。但是，它并不总是存在于政治上温和的国家里，而是只有那里的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
从对事物的支配来看，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有这样一种政体，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迫他做的事，也不阻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他做的事。
一般来说，虽然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保持不变
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
君王的欢乐，一般来说，是专制国家的目标
各个人的独立性是波兰法律的目标，而其结果则是对所有人的压迫
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对有关国际法事务的执行权和对民法有关事务的执行权。
根据第三种权力，惩治犯罪或仲裁民事争端。我们称后者为司法权，而把第二种权力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
对于公民来讲，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心理上的抚慰，这种心理抚慰是基于从都认为自身是安全的观点而产生的。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就得有这样的政府，在它的治理下，公民相互之间没有惧怕感。
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或同一机构之中，就不会有自由存在。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则将任人宰割，因为法官就有压制别人的权力
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显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样的机构行使以上所说的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后果则不堪设想。
欧洲多数王国的政体在政治上是温和的。因为国王拥有前两种权力，而把第三种权力留给他的臣民去行使。在土耳其苏丹集这三种权力于一身，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
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中，这三种权力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自由比我们的君主国还要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需要采用土耳其政府所采用的那种残暴手段。国家监察局[6]检举箱的设置就是证明，告密者随时都可以用书信的形式提出控告。
它可以用其一般的意愿来破坏国家，又可以用它的特殊意愿去摧残每个公民。
在那里一切权力汇集一起，尽管看不到专制君主的豪华奢侈的场面，但人们却时刻感觉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所有旨在实行专制的君主，总是从独揽各种要职开始。
缺陷在于这些不同法院的法官都来自同一团体。于是，这里就几乎只行使相同的权力。
如果法院不是固定的，那么，判决则应是不变的，因为它的依据毕竟是准确的法律条文。
法官甚至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地位，即法官与被告是同等人，这样，被告就不觉得他落到倾向于对他施暴的人的手里。
人们对自己所在城市的需求比对其他城市的需求了解得更清楚，对左邻右舍的才能，评价起来比对其他同胞的评价更符合实际。因此，立法机构的成员一般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选举，而是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当地居民推举出一位代表
行政权应掌握在君主手中，因为政府的这部分职能几乎总是要求行动快捷，雷厉风行，所以由一个人发号施令比由几个人管理要好。而涉及立法方面的问题则往往由几个人处理要比一个人处理好。
如果立法机构一成不变，人民一旦看到它腐败了就不再会对它所制定的法律抱有任何希望。民众就会为之愤怒或变得麻木不仁。
如果行政机构无权制止立法机构的侵权行为，立法机构就会变成专制。因为它会把它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而毁掉其余一切其他权力
行政权的实施总是表现在迅速地处理事务上
而它有权，而且必须有权检查它所制定的法律的实施情况。
立法者所代表的有关利害方就是民众，这就更不能审判，它只能作原告
如果国王以命令的形式参与立法，那就再没有自由可言了。
如果行政机构能够对国家征税作出决定，而不只是表示同意的话，自由将会不复存在，因为在立法的最重要问题上，行政机构则会变成立法机构。
军队一旦建立，就不能直接受立法机构的管辖，而应听命于行政机构，这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军队更多的是注重行动而不是言论。
人们在思想上总是崇尚勇敢，蔑视怯懦；鼓励积极行动，力戒谨小慎微；重视实力，轻视谋略。军队总是蔑视元老院而敬重军官。
当立法机构比行政机构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或多或少地带来一些自由
但是最糟不过的是，把司法权握在已经拥有行政权的人的手中。
在罗马，人民拥有立法的绝大部分权力，还有一部分司法权和一部分行政权
要当兵就要有相当的财产，以便在行为上为共和国负责
法兰西的古代法律，它规定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就应该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一样。
它规定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就应该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一样。
不敢惩罚这些奴隶，因为这些奴隶是罗马掌管司法权的骑士们的奴隶。
在罗马就像在拉栖弟梦一样，自由者，极端自由，受奴役者，受到极为残酷的奴役。
应该不是让人去阅读，而是让人去思考。
政治自由是指有安全感，
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行使自己的主张
政治自由是要有安全感
亚里士多德[1]告诉我们，在丘麦，原告的父母可以作证人。
在法兰西初期的各王朝时代，克洛泰尔制定了一项法律[3]，规定被告未经审讯不得判罪
理性上要求两个证人，因为一个证人证明犯罪，被告加以否认，于是就产生了分歧，因而需要一个第三者出来。
死刑是病态人际交往的药剂。
因为这种控告不直接涉及一个公民的行为，而多半是针对公民的个性所形成的见解或观点。
人们当场抓住阿伦在读所罗门的一本书。读这本书就能使大群魔鬼出现。
梯欧多露斯·拉斯加露斯皇帝把他的病归咎于魔法。被控告犯有魔法罪的人只有一个方法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手拿烧红的烙铁而不被烫伤。因此在希腊，要证明自己未犯魔法罪就必须先成为一个魔法师。
温柔的、令人愉快的、富于诱惑力的性爱，以它那慷慨之手散布着喜悦，在使我们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同时给予我们子女宛如获得了新生，为我们准备了比这些快乐本身更大的满足。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无礼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无礼；所以随便什么事都可用来作为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他们的臣相牵着他们就像牧羊人带领着羊群一样。
马尔西亚斯梦见他割断了迪奥尼乌斯的咽喉[22]。迪奥尼乌斯因此把他处死，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
法律只负责惩罚外部表现出来的不法行为。
言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不慎和恶意二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别，而二者所采用的词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无论什么地方制定有这样一条法律，这里就不但再没有自由，就连自由的影子也不会看见
在专制统治的国家中，人们不大懂得讽刺性文章
贵族政府是对讽刺性文章禁止最严的政府。在这样的国度里，官吏都是些道德低下的统治者，他们还没有能耐经得起咒骂
政府应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就是用法律保护一切，而不是拿起武器反对任何人。
在非常崇尚自由的国家里，有这样的法规即它以牺牲个别人的自由而换取众人的自由。
法律的威力在于它是针对所有人制定的
当遭到大臣们拒绝时，人们总是会这样想：要是君主的话肯定是会同意的。在遭到公害时，人们绝不会怪罪君主本人而是抱怨他不知道，或是埋怨他受到腐败分子纠缠。老百姓说：“但愿君主知道”这样的话是一种祈求和企盼，是人们对君主相信的证明。
一个缺少心计的大臣总是告诉你，你是奴隶。但如果你真是奴隶的话，他应该设法让你不知道你是奴隶。他给你说或给你写的只能是：“要不然君主会不愉快”、“君主感到吃惊”、“君主要制定秩序”这样一些语言婉转的话语。
不许人们随意出国的习俗则来源于专制主义。在专制统治下，把臣民看做奴隶，出国者就被看做逃亡的奴隶
一个国家富裕的力量在于使每个人都树起雄心壮志
大自然对人类是公平的。它按照人们付出的辛苦程度而给予酬劳，它给付出劳动多的人以更多的报酬，这样就使人们变得勤劳起来。但是，如果专制权力把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报酬夺走的话，人们便会厌恶劳动，而把游手好闲当做惟一的幸福。
从事耕种的奴隶应当与主人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只有惟一的得失关系才能使那些命里注定享受的人与那些命里注定干活的人和睦相处。
在专制国家，我上边刚提到的那条法规更是不可缺少的。那里的贵族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土地和奴隶，所以他们对于保存土地和奴隶并不那么热心。
假如农民的人数减少了，绅士交给沙皇的税额不能减少；如果农民的人数增多了，绅士交给沙皇的税额却不增加。因此，这就会使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去欺压农民了。
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公民，并且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就像君主拥有统治权那样，那么就可以征收人头税、土地税或商品税。
商品税是人们最不容易觉察到的捐税
出售商品的人知道自己并没有纳税，而是购买商品的人纳了税，而后者把税金与商品的价格混在一起
要使商品的价钱和税金能在纳税人头脑里混淆起来，就应该使商品和商品税之间保持有某种关系，而对于没有什么价值的货物不应征收太重的税。
君主要征收一种与商品的价值极不相称的税,那么，这种商品就应该由君主本人去销售，于是人民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购买商品了
在专制统治之下，赋税应该特别轻。否则谁又愿意为种地而付出辛劳呢?而且政府对国民的付出又没有任何补偿。
一般规律是：国民所享受的自由越多，征收的赋税便越重；国民所受的压迫越重，就越要减轻赋税。
专制国家不能增加赋税，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对老百姓的压榨已经到了极点
人们把这种“人人自卫”的紧张局面叫做和平。
法律和气候类型的关系
所以人们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便有更充沛的精力。
炎热地带的人民就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冷地区的民族就像青年一样勇敢。
想象、趣味、敏感性、活泼性都要依赖无数细微的感觉。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不够敏感。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敏感性就要强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极为敏感。
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器官的娇嫩，使他们对一切与两性的结合有关的东西有敏锐的感觉。那里的一切都通向这一目标。
你会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发现那里人民很少有什么邪恶而是有道德、待人诚恳坦率。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远离了道德的界线，在那里，强烈的情欲引起了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满足自己的情欲。
气候有时可能极度炎热，使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软弱无力的状况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丧失好奇心和进取精神，缺乏感情，一切嗜好都变得消极被动，懒惰在那里成了幸福，这种对心灵的撞伤比多数的惩罚还要难以忍受。
这种敏感性使他们逃避一切灾难，又使他们迎接一切灾难。
在这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惫。静止是那样的愉快
这些人生活非常富裕，以至于成为他们的负担。
中国皇帝每年都要被告知谁是当年出类拔萃的劳动者，皇帝要授予他八品官做。
它是来自对痛苦的一种极其强烈的感受，甚至不因习惯于经受苦难而减弱。
专制在开始的时候是缓慢而轻微的，到最后却是迅猛的。最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就用无数只胳膊压迫人
日本人的生性很残忍，以致他们的立法者和官吏对他们一点也不信任。
按照这些法律，只要有一个犯罪就不会有别人的清白无辜，制定这样的法律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互相不相信，每一个人都注视其他人的行动，成为其他人的监督者、证人和审判官。
印度人则温和、软弱，并有怜悯心
宜人的气候带来了坦诚的风尚，产生了和善的法律。
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气候寒冷，人就显得消瘦。
所谓奴隶制，就是建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特有的支配权，使前者成为后者的生命与财产的绝对主人。
对于奴隶来说，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德行做任何好事，对于主人来说，因为他拥有奴隶而养成种种坏习惯，不知不觉地失去一切高尚的品德，变成骄傲、急躁、严厉、易怒、淫荡、残忍的人。
在专制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政治奴隶制之下，所以民事奴隶制比在别的国家更容易为人们所容忍。在那些国家里，每个人为有饭吃有衣穿，能过日子而感到相当满意
另外，说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卖掉，这也是不真实的。出卖就得有价钱，当一个人把自己卖掉时，他所有的财产归主人所有，主人什么也不付出，奴隶什么也得不到。
这些强盗是非常虔诚的信教者，他们绝对是甘愿当强盗兼基督教徒的。
这些黑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鼻子又那么扁平，几乎不能让人怜悯。上帝太贤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把灵魂，而且是美好灵魂，附在黑人的躯体上。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人是人类，因为假定他们是人的话，那么就得考虑我们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
在这些国家里，自由人的数量太少，难以抵御专制统治。所以他们竭力使自己成为那些施行专制统治的人们的奴隶。
亚里士多德想要证明有天生的奴隶，但是他所说的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由于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我不知是受我的性格还是内心感情的支配写出这些东西的
我想这部分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抽签决定谁应做国家的自由人，谁应做奴隶。那些为奴隶制辩护最卖劲的人是最厌恶抽签的人，而最穷困的人也同样地反对抽签。
奴役的方式有两种：对物的奴役和对人的奴役。
在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使人十分珍视公民的自由，
政治上温和的国家经常有奴隶的动乱而专制的国家却没有，这是不足为奇的。
人对于什么东西都能习惯，甚至对奴役也能习惯。
那些自身参加劳动的普通人对待奴隶通常要比那些厌恶劳动的人对待奴隶宽厚。
这些奴隶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间就像置身于自己的敌人之中。
中国的一部古典著作认为，一个男人在一个偏僻地方的房屋里与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如果不对女人动手，那么他就是一个道德超群的人。
对妇女的奴役是非常符合专制政体的本质的，它所感兴趣的就是滥用一切权力。
在亚洲无论什么时代我们总是看到家庭奴役和专制统治形影不离。
我们已经提到过，炎热的气候消磨人的力量和勇气。在寒冷的环境下，人就有相当的体力和精力长时间地、大胆地从事大量艰苦的活动。
我们发现热带地区的民族怯懦而使这些民族沦为奴隶，而寒冷地带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保持自己的自由
在亚洲，人们总是看到有大的帝国存在
如果没有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衰落下去，并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一种奴役的思想统治亚洲，它从来也没有离开这里。在这个地区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乡下人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他们不是那样注重追求自由。他们很忙，他们的私事干不完。
西塞罗曾对阿蒂库斯说：“这伙善良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商人和乡下人吗?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反对君主政体，因为一旦他们安居乐业，任何政体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专制君主政体常常出现在富饶地区，而土地贫瘠地区则为共和政体。这有时候就成了一种补偿。
自由在那些崎岖难行的山区比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更占有优势
居住山区的人民，保留着比较温和的政体，因为他们不易于被征服。他们防御容易，而要攻击他们则十分困难
而北方那些可怕的地方却有人居住，原因就在于那里几乎不能居住。
土地肥沃、生活富裕则使人变得怠惰以及一定程度的贪生怕死。
如果你因为某种意外事故而单身匹马地来到一个陌生的民族时，只要你发现一枚钱币，你就可以判定你已经来到了一个文明的民族。
这一切会导致产生一种价值的标志。
一个民族不懂得使用货币时，就几乎只知道暴力引起的不公平，于是懦弱的人们联合起来反抗强暴。
在使用了货币的民族，就会出现因狡诈引起的不公平。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法造成这些不公平。因此就不能没有好的民法。
但是在使用货币的地方，强盗夺走的是标记，这些标记总是相像的。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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