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 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去学校化社会》

  • 我的目的是想讨论一旦我们接受了社会可以去学校化这一假设之后将会面临的一些疑难问题；是想寻求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有助于我们辨识能促进去学校化环境中的学习的值得发展的一些制度；是想阐明一些个体目标，这些个体目标将会促进闲暇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将与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当下时代迴然相异。

  • 学校训导他们混淆过程与实质。而一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那么便会出现一种新的逻辑，即：安排越多，结果越佳；或拾级而上，则必至成功。

  • 在本书所收论文中，我将说明为什么价值观的制度化必将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人的心理虚弱无能，这是全球性恶化与现代化灾难的进程所产生的三方面问题。我将阐明，当非物质需求被转换为商品需求时，当健康、教育、个体流动、社会福利或心理康复被说成是各种服务或“安排”的结果时，上述损毁过程是如何得以加速的

  • 我们需要研究投术的可能用途，以便创造出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将有助于个人之国进行创满的与白主性的互动, 有助子形成不会被技术专家们实际控制的各种价值观。

  • 他们都认为个人自行诊治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自学是不可靠的，并且都认为未得到行政当局资助的社区组织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都依赖于制度安排，都对自主行动投以怀疑的目光。

  • 穷人在社会中总是无能为力的。而对于制度性照管的目益依赖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无能力，即：心理无能、无力自我谋生。

  • 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认为：“建立一 种制度的唯一途径是向它提供资金。”

  • 尽管他们在相同年龄进入同等学校，但穷人子女也缺少中产阶级子女可随意享受的大部分教育机会。从家庭中的谈话与藏书，到假期旅行与自我意识，对于乐于享用的中产阶级儿童来说，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将有助于他们在校内与校外的生活。

  • 穷人需要补偿经费，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进行学习，而不是为了得到针对其所谓的严重缺陷做出安排的证明。

  • 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都中了学校的圈套，即是说，接受学校教育的结果，使得他们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学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

  • 北美国家的穷人由于接受了12年学校教育而变得无能力，而南美国家的穷人则因未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而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愚民

  • 无论在哪个国家，学校的存在本身都导致穷人丧失了掌控自己学习的勇气与能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校对社会都具有一种反教育影响，即：学校被视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教育的失败被许多人用来证明教育乃是耗费极巨、复杂无比、总是神秘莫测且常常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学校不仅盗用了可用于教育的财力、人力以及人们对教育的良好愿望，而且阳碍了其他机构承担教育任务。工作、闲暇、政治、城市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等，其自身都已不再成为教育手段，而是依赖于从学校学习预先设定的习惯和知识

  • 在美国，人均学校教育费用的增速几乎已经赶上医疗费用的增速。然而，虽然医生与教师提供的安排日益增多，医疗与教育的效果都每况愈下。在过去40年中，集中消耗在45岁以上患者身上的医疗费用已经翻了几倍，但人均寿命只延长了百分之三

  • 无论是哪个国家，学校经费的增长都快于入学人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又远低于家长、教师以及学生的期待。这种状况使得世界各国都没有勇气制订非学校化学习（nonschooled learning）的大规模计划，并从财政上给予其支持

  • 在尼克松先生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前，曾为其服务的“精神病学家”赫茨切纳克（Hutschnecker） 博士向总统建议，应对所有6~8岁的儿童进行专门检查，以甄别出那些具有“破坏倾向”的儿童，并对他们进行强制性治疗，必要时应将他们送进专门机构进行再教育。总统已将这一建议交由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加以评估。说实话，建立预防少年犯罪的集中营倒是学校教育制度发展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 平等的教育机会的确是一个既理想又可行的目标，但把它等同于义务教育则无异于将拯救灵魂与教会组织混一谈. 学校校已成为现代无产者的一种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它凭空许诺要拯救技术时代的穷人。民族国家！通过学校来实施教育，驱使所有国民都循序渐进地学习与拾级而上的各种文凭相对应的课程，这同昔目的成人仪式及僧侣晋升过程并无二致。现代国家以为自己有责任通过那些并无恶意的劝学员以及各种人职资格规定，而将教育者的主张强加给国民，这同昔日的西班牙国王们通过征服者与宗教法庭而将神学家们的主张强加给被征服民族的做法如出一辙

  • 两个世纪之前，美国曾在打破单一宗教垄断的运动中走在世界前列。现在，我们需要打破学校的法定垄断地位，并由此而废除将偏见与歧视结为一体并将之合法化的制度, 对于一个现代的、人道主义社会来说，其人权法案第一条就应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呼应，即“国家不得制定有关教育的任何法律”，不应进行强制所有人参与的任何例行活动。

  • 只有国民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再因任何学校经历方面的缘故而被剥夺资格，合乎宪法地废除学校才会产生心理效果

  • 由于教育者执意把套装式教学与文凭捆绑在一起，因此，学校教育既不可能推动学习，也不可能促进正义。学习与社会角色分配已被融入学校教育之中。然而，学习意味着习得一种新的技能或者获得新的见识，而社会晋升则取决于他人已有的观念。虽然学常常是教的结果，但在劳动市场中，对于应聘者适合担任的职场角色或工作类别的判断却越来越取决于其受教育年限的长短。

  • 普及学校教育本来是要把角色分配同个人的生活史脱钩，即赋予每个人谋求任何职业的平等机会。但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错误地相信，学校能够确保公众根据相关学业成绩对学生加以判断。然而，学校教育制度并未使机会平等，而是垄断了机会的分配

  • 要使能力判断同履历脱钩，就必须像禁止调查个人的政治身份、宗教活动、血统、性生活习惯或种族背景一样禁止询间个人的学习经历。应当制定关于禁止学历歧视的法律

  • 人们的第二个主要错觉是：大部分的学都是教的结果。这一错觉是学校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诚然，在某些情况下，教确实可能有助于某些类型的学。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之外获得他们的大部分知识的

  • 正常儿童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学习母语的，尽曾父母对其于以关注他们会学得更快些。第二语言学得好的人大多并非按部就班的教的结果，而是独特语言环境影响的产物。他们或者是同祖父母一起生活，或者是去国外旅行，或者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外国人

  • 我们现在便可向所有人——不只是穷人——提供在任何技能中心均可使用的一定限额的教育贷款。

  • 大多数工艺类与商科的教师在技能熱练程度、创造性及语言交流能力方面都不如优秀的工匠与商人. 大部分商中的西班牙湧或法语教师的口语水平都不如经过半年充分训练的他们的学生。昆特罗在波多黎各所做的实验表明，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安排合适的计划并提供可使用的工具，许多青少年在引导其伙伴对植物、星球和物质等进行科学探究，以及发现发动机与收音机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原理方面，要强于大多数教师

  • 在正统教育者看来，自由竞争的操练式教学具有破坏性，是对教育的彻底亵渎。他们认为，学校将技能的习得与“人文”教育合为一体，而操练式教学则使两者相分离。这样，操练式教学便既会助推结果难料的未经许可的教，也会怂恿未经许可的学

  • 我们需要保证每个国民都有平等享用来自税收的教育资源的权利

  • 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晋升不是取决于有无实打实的知识，而是取决于有无事先设定的所需的学习经历

  • 把学习的主动权与责任感还给学习者或者他的最直接的指导教师

  • 学校之所以在技能教学方面没有成效，是因为技能在学校被当成了一门课程。在大多数学校中，旨在提高某种技能的学习计划总是同另一项不相干的任务拴在一起

  • 学校在对于激励学生不受限制地、探索性地运用所习得的技能的环境安排方面更是几无成效。

  • 由于技能的习得意味着可界定、可预见的行为的熟练化，因此，大多数技能都可通过操练而习得并得以提高。这样，技能教学便可借助于模拟运用技能的环境来进行。然而，需要对多种技能进行探索性、创造性运用的教育，则无法依靠操练来进行。教育可以是教学的结果，但这种教学与操练完全不同，它有赖于对社区文化库藏的一些奥秘了如指掌的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有赖于所有能创造性地利用这些文化库藏的人的批判意识；有赖于人们对意想不到的问题的惊奇——这些问题向探究者及其伙伴敞开了通向文化库藏的一扇新的大门

  • 技能教师通过环境设置来让学习者形成标准反应，而教育引导者或导师的工作则是帮助学习者选配合适的伙伴，以使学习得以发生。他把这些从自身待解决的间题开始学习的个体选配到一起。他顶多只是帮助学习者清楚地陈述其困惑之处，因为只有清楚地陈述，学习者才会获得动力去寻找同他一样想要探究相同境况中的相同问题的伙伴

  • 如果成年人报规鲜认的词汇带有政治含义，那么，任何成年人都可以用不到4个M時的时间学会阅读。弗菜雷培训了一些教师，让他们到一个村庄去找一些指称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词汇，比如“水井使用权”或“向做主借款的領利”等。到了晚上，便把村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词汇。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即使谈音消失了，每一个词也还在黑板上。这些词不断揭示着现实问题，并指明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屡次亲眼看到参加讨论的村民们如何随着学会阅读，而在社会意识方面迅速觉醒并采取政治行动。看来，他们一旦能用文字表达现实，便可把握现实。

  • 自1962年以来，我的朋友弗莱雷屡屡背井离乡，主要因为他拒绝围绕那些由正规教育者们预先选定的词汇去授课，而宁愿围绕他的讨论者们带到课堂中的那些词语进行讨论

  • 他们应当能够聚集到一起，讨论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并予以界定的某个问题。要想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性的学习，就必须要有正被同样的概念或问题困扰的伙伴

  • 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中，大部分资源都被用来保证少数人能有时间和热情在一种仪式化的既定环塊中去解决那些预先设定的问题习因此，取代学校的最根本的办法将是提供一种网络或者一种服务，这种网络或服务将为每个人提供能与他人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平等机会

  • 在进行这种选配时，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特定时间以取小的代价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输人计算机系统，用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列出自己想寻找伙伴一起讨论的书、文章、影片或唱片的目录。几天之内，他便会收到邮寄来的列有近来有着同样需求的其他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将使他得以通过打电话与那些希望讨论相同主题的人约会见面，他们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而初次相识

  • 根据对某一具体标题的兴趣而进行伙伴选配是相当简单的，它只需根据双方就第三者的作品进行讨论的共同愿望来对双方身份加以确认，并把安排会面的主动权交给个人

  •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为什么不能同时用某个观点或某个问题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此类主观性用语当然也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中使用。各种政党、教会、工会、俱乐部、街道中心以及专业社团已经在用这种方式组织各自的教育活动，并且实际上扮演着学校的角色。它们都是为了探讨某些特定的“主题”而把人们选配在一起，然后采取讲习班、研讨会和科目研修等形式，把预先假定的“共同利益”套用于其中。顾名思义，这种按主题选配的方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权威来为参与者们规定讨论的出发点。

  • 与之相反，根据一本书、一部电影等作品的标题进行选配时，则完全依据作者对于一些特殊的语言、词汇以及用以叙述既定问题或事实的框架进行的界定。这种方式可以使接受这一出发点的人相互确认

  • 但如果我们把安排会面的主动权交给伙伴寻求者自己，那么，现在尚未被人们归人教育类的那些组织或许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想，餐馆老板、出版商、电话咨询服务机构、商场经理甚至通勤火车管理者们都可以通过为这种属于教育范畴的会面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来提升自身的经营服务

  • 比如，在咖啡馆初次会面时，会面者可以把要讨论的书放在自己的咖啡杯旁，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最初提议安排会面者很快就会知道用什么物品可引起自己在寻找的讨论伙伴的注意。与一个或数个陌生人讨论自行选择的话题或许会导致浪费时间、失望甚至不愉快，但这种风险肯定要小于申请升入大学所冒的风险. 由计算机安排的在纽约第四大道岔路上的一家咖啡馆进行的、旨在讨论一家全国性杂志刊载的某篇论文的会面，将不会强求任何会面者同其初次相识者一起待上超过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会面者也不必非要同其他任何参与者再次见面。这种会面机会将有助于增加现代城市生活的透明度，有助于人们建立新的友谊，有助于人们自行选择工作，并可促进批判性阅读，

  • 技能交换与伙伴选配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为了所有人的教育（education for all）意味着由所有人来进行教育（education by all）。不是把人强制性地收容进专门的机构，而是让所有人都积极地活动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催生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这种每个人均可发挥其学与教的產方的平等极利，现在已首先被持有执教许可证的数师独占，这反过来又使得教师的能力被局限于学校之中

  • 其中之一便意味着现代城市中的人一旦连本就贫乏的那么一点点批判的独立精神也被剥夺得荡然无存，那将愈发会成为广布于整个社会中的教学与操控的有效过程的牺牲品

  • 人们将很少再用其在学校获得的文凭来粉饰自己，如此便可获得“争辩”的勇气，并因此而对他们参与其中的那些制度加以控制与指导。

  • 有些词因其变通性太强，以至失去使用价值，“学校”与“教”即属此类

  • 我们可以先列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隐性功能，诸如监护、选拔、灌输以及促进学习等

  • 我拟把“学校”界定为与教师有关的、要求特定年龄段的人全日制地学习必 修课程的过程。

  • 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童年（childhood）”这个概念在西欧乃是近代之后、在美国则是更晚些时候才形成的

  • 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被迫度过童年，他们在扮演儿童角色时毫无快乐可言。

  • 只有把一部分人归入“童年”这一范畴，我们才得以使他们服从于学校教师的权威

  • 对于童年环境的需要，造就出一个无比庞大的有证教师（accredited teachers）市场。学校是基于学是教的结果这一信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

  • 每个人都在学校之外学习如何生存。我们在没有教师干预的情况下学习说话、学习思考、学习爱、学习感知、学习玩耍、学习诅咒、学习搞政治以及学习干活

  • 穷人家长之所以想让孩子上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孩子将学到的东西，莫如说是通过学习将获得的文凭以及将挣到的钱

  • 穷人们便接受了唯有学校教育才能拯数自己这一信条，结果都丧失了自尊

  • 学生们从未相信教师对自己的大部分学习能有多少帮助，聪明的学生也好，愚钝的学生也罢，其学习都是或因鞭棍所逼，或为理想职业所诱，他们总是靠死记硬背、阅读以及临场机智来应付各种考试。

  • 根据其自身属性，学校往往会对其成员提出时间和精力上的全面要求。结果，教师便成了监护人（custodian）、说教者（preacher）和治疗专家 （therapist）

  • 作为说教者的教师扮演着家长、上帝或国家的代理人的角色。他对学生进行灌输，告诉他们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 法律规定儿童在法定身份或经济上属于未成年人，并且限制儿童的自由集会或自由居住的权利，而将上述三种权利集于一身的教师对于儿童自由的限制比这些法律更甚

  • 数师绝非唯一的提供治疗眼务的专业人员。精神病医生、学业咨询入员、职业咨询人员甚至律师等，都可以帮助其服务对象做出决定、发展个性、进行学习。不过，常识告诉这些服务对象：这些专业人员应当避免把自己的是非评价强加给服务对象，应当避免强迫任何服务对象听从他们的劝告。与此不同，学校教师与神父则是在对受其控制的服务对象进行说数的同时，还自认为自己有资格窥坏其隐私的仅有的两种专业人员

  • 对儿童来说，教师如同牧师、先知以及神父一般自以为是地说教，即是说，教师同时充当着神圣仪式的引领者、传授者以及管理人。在一个承诺绝不让某一种既存的强制性制度一一不论是教会还是国家—同时行使上述几种权利的法治社会中，教师却把中世纪教皇所拥有的这些权利集于一身。

  • 强迫儿童成为全日制学生，使得教师能对他们行使很少受宪法与习俗限制的权力，这比其他一些封闭的社会场所里的监护者所行使的权力要大得多

  • 在教师的权威主义眼光中，不同层面的价值观的秩序叠加于一体，道德、法律以及个体价值这三者之间的区别被混淆乃至最终被抹消。对其中任何一种价值的侵犯均被教师视为对这三种价值的同时侵犯。他们希望违规者意识到自己破坏了规章、行为不端，并使自己蒙羞。一个在考试中投机取巧的学生会被告知，这种行为是违反纪律的，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在人品上是可耻的

  • 进入课堂使得儿童与西方文化的日常世界相分离，使他们陷人一种极不开化、匪夷所思且极为痛苦的环境之中

  • 假如没有学校，就不会出现大众化的、漫长的童年，也不会产生令人窒息的课堂气氛。不过，即便这两种现象都不出现，学校作为一种强制性学习的通道也依然会存在，依然比我们迄今已知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具有压制和破坏作用

  • 在拾级而上的每一个教育层次，学校都把在初始阶段便证明对现存秩序没有风险的那些人挑选出来。由于大学既垄断着学习资源的分配，又垄断着社会角色的赋予，因此，大学也就把未来的发明家与潜在的反对者尽收囊中. 学位为其消费者的履历打上了永久性的身价标签

  • 于是，大学便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两方面都制约着人们的消费标准，这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越少，其文明需求就越会被本国其他社会成员仿效。在俄国、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大学毕业生与普通国民之间的消费差距比美国更大。在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磁带录音机、小汽车以及乘飞机旅行会让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区别更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中，获取这些东西所需要的是学位，而不只是金钱

  • 在此之前，大学虽然保护着个人言论自由，但并未使个人知识自然而然地转变物质财富。在中世纪，成为学者便意味着成穷人乃至乞丐

  • 过去的大学是进行科学探索、讨论新旧观念的一块自由领地。导师与学生聚集在一起，阅读早已谢世的其他导师的著作，并从他们的那些仍为今人所使用的鲜活语汇中，寻求审视现今种种谬误的新视角。因此，大学曾经是一种追求学术、思想活跃的共同体

  • 从结构上看，现代大学的意图与传统意义上的探究已几无关联。自谷登堡 以来，严谨的批判性探索方面的交流大多已从大学的“讲座”转移到印刷品之中。现代大学不可能再为人们的相遇、相识提供一种纯粹的交流环境—这种环境鼓励人们进行自主决定而又无拘无束的、有所聚焦而又随兴所至的、热情奔放的交流。现代大学所选择的，是对所谓的研究与教学赖以产生的过程加以管理

  • 自1968年以来，大学在其信徒心目申的地位已明显下降。学生们拒绝为战争做准备、反对污染环境、批评顽固不变的偏见。教师们则支持学生向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外交政策、教育制度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起挑战。不少人拒绝接受学位，并在超越于文凭社会的反主流文化中生活做准备。他们似乎选择了中世纪的法兰提塞里派！与宗教改革运动2中的阿隆白郎陶斯派3所走过的道路，这些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嬉皮士4与离经叛道者。其他的人则意识到，为建立一个反主流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已经被学校垄断。因此，他们一方面遵守例行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则为了正直地生活而寻求相互支持。可以说，他们是在等级制度内部制造着异端的温床

  • 毋庸置疑，现在的大学提供着一种独特的环境，这种环境允许其部分成员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大学向他们提供其他社会成员无法同样享有的优越条件—时间、社会流动、结交伙伴与获取信息的机会以及一定的免受惩罚权。不过，大学并非向谁都提供这种自由，它只向那些已被引人且深陷于消费社会之中，并且强烈期盼某种类型的强制性学校教育的人提供这种自由。

  • 唯有非经义务教育而培养的新一代才有望重建大学

  • 一旦自学的价值得不到认可，那么所有非专业性活动的价值均会遭到质疑。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有价值的学习是上学的结果，学习的价值随着所受教育的量的增乡而提升，而且，这一价值最终可通过成绩和文凭来衡量与证明。

  • 学习是他人操控越少越好的一种活动。大部分的学并不是教的产物，而是不受束缚地参与到富有意义的情境之中的结果。大多数人都是在身心“投入”时学得最好，但学校则要人们把自己的人格与认知的发展看成学校精心计划与操控的结果。

  • 人们一旦承认学校的必要性，那么也就容易成为其他制度的俘虏。青少年一旦听任课程教学形塑自己的想象，那么也就会习惯于接受任何一种制度性计划。“教学”窒息了他们的想象

  • 责任便从个体自身转嫁到了制度身上，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倒退，尤其是当这种责任被视为一种义务时更是如此。

  • 学校所灌输的制度化价值观都是些量化的价值观。学校把青少年引入一个一切均可加以测量的世界，包括对他们的想象力–事实上也是对他们整个人本身–的测量

  • 个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实体，它是个人饱经磨炼、与众不同的发展结果，既无法依据任何尺度或任何课程来加以测量，也无法将之同他人的成就相比较。在这种“成长”的学习中，人只是在富有想象力的努力方面同他人竞争，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仿效他人。我所赞赏的学习乃是无以测量的再创造行为。

  • 学校自诩可将学习内容细分为各种学科“材料”，然后把这些如同积木般的现成材料组合成课程教给学生，并用一种国际通用的尺度评估学生的学习结果。个人一旦甘于接受别人用他们制定的标准来测量自己的个人成长，那么也就很快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自行测量。此时，个人已无须任何外在强制，便可自行进入他人指定的位置，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使其同伴同样安就其位，直至所有人、所有事项最终都适应这一过程。

  • 已经被学校化了的人无法获得那些测量不到的体验。对他们来说，不可测量的东西是次要的、不安全的。他们未必是被剥夺了创造性，而是经过学校的教学而忘记了去“做”自己的事情或“成为”他自己，并且认为只有已经做成的事情或可以做成的事情才是有价值的

  • 人们一旦在学校的训导下形成了价值观可以被生产出来且可以被加以测量这一观念，往往便会认可所有类型的等级划分，包括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尺度、婴儿智力的测量标准，甚至连和平的进步都可根据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计算

  • 学校出售课程。同其他商品一样，课程也是按照同样的过程生产出来并有着同样结构的一捆商品。

  • 作为销售者的教师（distributor-teacher）则把已完成之产品的课程交付给作为消费者的学生（consumer-pupil），学生的反应则被加以仔细研究并制成图表，以便为建立新的教学模式提供研究资料。这些新的教学模式包括“不分年级的教学”“学生设计的教学”“团队教学”“直观教学”或“问题中心的教学”等

  • 课程生产过程的产品看上去与现代社会中其他任何主要商品都很相似。它是一组预先规定的意义，是一套预先设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因对数量足够多的消费者具有相对平衡的市场吸引力，从而能确保收回生产成本的商品。

  • 当精力充沛的学生们发现自己受到比预想的要更为广泛的操控时，他们常常会对学校教学加倍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是某所公立学校以权威主义方式压制的产物，也不是某些自由学校以富有魅力的方式诱惑的结果，而是可归因于一切学校所共有的根本观念，即：一个人可以判定另一个人必须学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学

  • 学校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要让学生达到可以加入课程消费竞争的水平，并使他们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为激励学生继续留在学校所消耗的费用随着学生的升级而猛涨。在学校教育的高级阶段，增加费用的借口是建造新的足球运动场、学校附属教堂以及实施所谓的国际教育计划

  • 不论在哪个国家，所有儿童都知道，在强制性教育这种博彩活动中，他们被赋予了一次抽奖机会，尽管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机会

  • 在学校的训导下，他们已经相信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期望值，现在，他们还会把自己在学校之外遇到的日新增多的整折均因于未曾受到学校的恩惠。他们被拒于天国门外，因为他们虽曾受过洗礼，但并未去过教堂。由于生而负有的原罪，他们接受了洗礼，进了小学一年级；但因其个人的缺陷，他们又掉进了“地狱”（Gehenma，希伯来语中意为贫民窟）。

  • 对于现世生活得寸进尺的期待，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 在美国，有6200万人生存于学校之中，8000万人在其他场所工作。

  • 如今，在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前，学校就已经通过把他们与社会相隔离而将他们预先异化了。他们自认为既是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是这种知识的生产者，但实际上这些知识不过是学校这一市场中所出售的一种商品

  • 学生一旦学会这种准备，便会失去自主发展的欲望，便不会再发现同自主发展相关联的诸多事物的魅力，便会把自己关在制度并未预先设定，但人生慨然给予的诸多惊奇的大门之外

  • 在对人的世界——视觉、语言、需要等—的制度性操控过程中，家庭生活、征兵制度、卫生保健、所谓的职业精神或者传播媒介等所蕴含的隐性课程也起着重要作用

  • 无论学校的经营者是谁，以获取文凭为目的的升级决定着学生在合格人才的金字塔中将占据的位置，世界各国皆然

  • 反抗学校的危险无以预见，不过它并不像发端于其他任何主要制度的革命那么可怕。学校尚未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或者甚至尚未像一个大公司那样在自我保护方面组织得卓有成效。从学校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可以是不流血的。劝学员及其在法庭与雇佣机构申的同行们在对付违规者，尤其是对付贫穷的违规者时使用的武器，或许是采取无情的处罚措施。但面对群众运动的浪潮，他们会变得无能为力

  • 一些所谓的“自由学校”的课程则同由民谣与摇滚乐构成的一些礼拜仪式颇相像。中学生们要求拥有自己选择教师的话语权，被认为同教区居民们要求拥有自己选择神父的话语权一样尖锐刺耳。然而，假如学校教育失去这一十分重要的少数人群的信任，那么社会风险将会更高。它不仅会危及建立在商品生产及对商品需要的生产合二为一的基础上的经济秩序的存续，而且同样会危及建立在单一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秩序的存续，而学生们正是由学校配置到这一秩序之中的。

  • 假如立法、计划以及投资对于正规教育有什么作用，那就应当主要用来清除目前阻碍人们获得学习机会的那些障碍，而这种学习只能是一种个体活动

  • 如果我们不向有价值的知识是在特定环境中强迫知识消费者接受的一种商品这一臆断发起挑战，那么，社会将愈发会被险诈而虚伪的学校与极权主义的信息管理者们支配

  • 从人可以为了拯救他人而操控他人这一信念中解放出来

  • 空想主义的蓝图与未来学的构想大都需要耗资昂费的新技术，富国与穷国都只能以同样的价格购买这些技术

  • 贝纳德斯曾为他的巴西同胞描绘过一个绚丽的美梦，他许诺到2000年，巴西将比现今的美国拥有更多的新机器，而届时美国将因其陈旧不堪的导弹发射场、飞机场以及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水准的城市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 我相信，一个值得憧憬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刻意选择一种行动的生活

  • （life of action），而不是消费的生活 （life of consumption）,有赖于形成一种能使我们具有自发性、自主性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维持一种只会让我们去制造与毁灭、生产与消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只会让我们走向耗竭资源与污染环境的未路。未来更乡地有赖于我们选择支持行动的生活的各种制度，而不是去发展各种新思想与新技术。我们牆要有一套标准，这套标准将会让我们辦识那些助人成长、而非纵人“吸毒”的制度；我们还需要有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可让我们将技术资源优先用于发展这些助人成长的制度。

  • 我们是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类型中进行选择的。这两种类型都可以在某些现存制度中找到范例，尽管其中的一种类型赋予了现代社会以特征，以至几乎界定了什么是现代社会。我把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类型称为“操控型（manipulative）”制度。另一种类型也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但还不稳定。这一类型的制度比较低调，不太引人注目，但我还是将它们视为更理想的未来模式。我把这些制度称为“友好型（convivial）”制度，并将它们置于制度光谱（institutional spectrum）的左端。这既是为了表明在光谱的左右两端之间存在着各种制度，也是为了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随着其功能从促进活动转变为促进组织生产，其在制度光谱中的位置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位于制度光谱左端的各种制度，即“友好型”制度，以服务对象自主使用为特征。电话交换台、地铁运输网、邮政网、公共市场以及交易所等无须软磨硬泡地诱使顾客去使用其服务，人们也无须接受关于使用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系统、公园以及人行道等的好处的制度性宣传，就会使用这些设施。无疑，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某些规章。但是，那些并非为了生产什么东西，而只是为了供人们使用的友好型制度所需要的运行规章，与那些以安排为特征的操控型制度所需要的运行规章，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一种规章主要用来防止制度的滥用，这种滥用会妨碍对于制度的广泛而方便的利用

  • 在制度光谱的左右两端，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服务性的制度。但是，在制度光谱右端，服务是强制的、操控性的，其服务对象成了广告、攻击、灌输、关押或电击的牺牲品。而在制度光谱左端，服务则是在正式规定的范围内向人们提供更多机会，服务对象依然是自由的主体。位于制度光谱右半侧的各种制度往往都有十分复杂且成本昂贵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制度会耗费大量财力精心设计，千方百计地说服消费者们相信：若无该制度提供的产品或安排，他们将无法生存。而位于制度光谱左半侧的各种制度则往往是一些网络，这些网络为由服务对象发起的沟通或合作提供便利

  • 而位于制度光谱右端的各种制度，如同我们在学校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既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反复使用其服务，又阻挠人们通过其他途径取得类似的结果

  • 公用事业的存在目的在于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便利

  • 为了将高速公路系统规划为一种真正的公用事业，应当贬抑把高速以及个性化舒适度视为交通之主要价值的那些人的需要，更多地关注把机动性以及到达目的地视为交通之主要价值的那些人的需要。这就是两种不同公路网的区别：一种是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得以利用的四面延伸的公路网，一种是仅供特权者在有限范围内享用的公路网

  • 这些车辆适合于精英阶层中追求交通快捷的少数生产者与消费者。这种做法常常被加以合理化，被说成是为了节约穷国最宝贵的资源，即医生、学校督察员或政府官员的时间

  • 在所有“虚假的公用事业”中，学校最为阴险。高速公路系统仅仅使人产生对于小汽车的需要，而学校则使人产生对聚集于制度光谱右端的全套现代制度的需要

  • 高速公路是人们对机动性的期望和需求被扭曲为对私人小汽车的需要所导致的结果，而学校自身便把人所具有的成长和学习的自然倾向扭曲为对于教学的需要

  • 在制度光谱中，学校不但位于高速公路与小汽车之右，而且与位于最右端的全面监护的精神病院相毗邻。即便是战争制造者，所杀害的也只是人的躯体；而学校则通过使人放弃对于自己成长的责任，而导致许多人走向一种精神自杀

  • 高速公路的部分费用是由使用者支付的，因为过路费与汽油费税只向司机收取。而学校则是一个完全靠累退税制来维持的系统，那些享有特权的毕业生是依靠全体国民纳税才得以完成学业

  • 而位于制度光谱左半侧的那些制度则似乎目趋衰败，这并非因为它很难通过技术来扩展人的行动范围，并使个人获得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间，而是因为技术的使用并不会增加管理它的精英阶层的权力。邮政局局长无权控制人们大量使用邮件，电话交换台话务员或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也无权阻止人们利用电话网来策划通奸、谋杀或颠覆活动

  • 现代技术增强了人把物品“制作”交由机器去完成的能力，从而增加了人可用于“行动”的时间。今天，人在“制作”生活必需品方面已无须耗费多少时间。失业便是这种现代化的结果

  • 处于一个认为制作物品或从事劳动乃美德、游手好闲乃恶行的人来说，失业是可悲的懒惰之表现

  • 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可用于“制作”或“行动”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痛苦的失业与愉快的闲暇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现在已向所有文化开放，这取决于文化所选择的制度样式。这种选择在以农耕制或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文化中无法想象，而对于后工业化时代的人来说，则已不可避免

  • 打发可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途径，是既刺激人们对商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又刺激人们对提供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前者意味着建立这样一种经济，这种经济向人们提供更多更新的物品，它使人们处于制造、消费以及浪费物品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之中。后者意味着进行一种无效尝试，即尝试“使”人的善行成那些“服务性”制度的产物。这导致人们把学校教育视同于真的教育，把医疗服务视同于增进健康，把观看节目视同于欢愉快乐，把高速行驶视同于有效移动。如今，这些“视同”中的前者在促进发展的名义下畅行无阻

  • 打发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根本替代途径，是生产种类有限的且更为耐用的商品，并人们享用能够增进人际互动的机会与愿望的各种制度提供方便。

  • 同以有意废弃商品为基础的经济截然相反，以生产耐用品为基础的经济意味着要限制商品生产的种类与数量。在这种经济中，商品必须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即：它为人们提供了可最大限度地用它来“做”些什么的机会，诸如自行组装、自助、重新使用以及修理等

  • 对于经久耐用、可修理且可重新使用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的补充，不在于增加那些按制度提供的服务，而在于构建能不断引导人们去行动、参与以及自助的制度框架。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所有制度都在向后工业化的科层体制行进，在来来的后工业化的友好型社会中，行动的力量将会战胜产品的力量。

  • 还有一个为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年轻人的信条，这个信条带有心理上的浪漫情调与政治上的保守色彩。按照这个信条，要想使社会发生变化，就必须让年轻人担负起改革的责任——但这只能是在他们最终从学校毕业之后。基于这一信条所建立的社会，很容易确立起一种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责任感，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某些人可以制订、区分并评价他人的个体目标

  • 虽然美国人关于教育未来的争论辞藻华丽、喧嚣震耳，但实际上比其他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一些话语要更加保守

  • 取代这一框架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教育网络，这种教育网络可使 每一个学习者都能自主而又自律地组合各种学习资源

  • 自由已被降格为只能在套装商品中加以选择的自由

  • 正在兴起的反主流文化重申，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的价值大于日臻繁多且愈发精细的句法的功效；内涵比形式更重要；人们自己选择的与他人相识所产生的意外收获，比凭借专业化教学获得的文凭来证明的素质更重要。寻求个人惊奇，而非看重制度性设定的价值，这样一种重新定位将可瓦解现存社会秩序，直到我们把日益增多的对有助于个人相识的那些技术手段的有效利用，同技术专家对这种相识的目益增多的控制区分开来。

  • 与学校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诉诸自我激励的学习（seif motived leaming），而不必雇用教师来诱惑或强迫学生挤时间、靠毅力去学习，我们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他与世界之间的新的连接，而不必继续由教师按照预定的教育计划进行灌输

  • 人们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为什么不首先去改变政治与经济制度，而是首先去改变学校？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去建造一些当下无处可通的桥梁？

  • 社会中的其他一些基本制度，如家庭、政党、教会或出版社等的情况或许会因国家而异。但不论在哪个国家，学校教育制度都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且，不论在哪个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隐性课程也都具有相同的影响。学校塑造出来的消费者必然会认为制度性商品的价值要大于邻里所提供的非专业化服务的价值

  • 这种隐性课程都助长着人们形成放弃自身努力、一味依赖他人服务的习惯

  • 不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不论富国还是穷国，学校的作用都基本相同

  • 在3000年的历史中，中国不是根据人们的学习过程，而是通过官方考试来录用官员、授予特权, 从而对较高层次的学习起到了保护作用。为了成为世界强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不得不采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方式来实施学校教育

  •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应当具有三个目标：第一，向所有希望学习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时候均可使用的学习资源；第二，让所有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的人都能找到想从他们那里学到这些知识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公开提出争议的人提供表达的机会, 这样一种制度需要先法对教育的保护。不应强迫学习者去学习某门必修课程，或忍受因没有某种证书或文凭而导致的歧视，也不应利用累退税强迫公众去供养由教育者和建筑物构成的庞大的专业教育机构，实际上，这些专业教育机构只把公众的学习机会限定在专业人员愿意向市场提供的服务范围之内。应当利用现代技术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真正成为所有人均可享受的权利，并因此而使这些自由具有充分的教育意义

  • 一个在心态上已经被学校化了的人，会把社会设想为一座由业已分门别类的各种套装品（packages）所组成的金字塔，唯有贴着合适标签者才可进入其中危新的教育制度将会砸碎这座金字塔，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学习者获得进入社会的机会，即是说，即使学习者不能进入控制室或议会大厦的大门，也应允许他们从窗外往里面观看。而且，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应当为学习者提供不受文凭或血统所限而获得学习机会的途径

  • 儿童会寻找那些能激已争论、同己竞争、与己合作并促己理解的伙伴，并且，倘若幸运，儿童还会得到真正关心他的有经验的长者的挑刺或批评。物品、榜样、伙伴和长者是学习活动的四种资源。

  • 不幸的是，“网络”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指称专门传递由他人选择的用于灌输、教学以及娱乐的那些材料的通道

  • 这种磁带录音机网络与现在的电视机网络根本不同。它将向人们提供自由表达的机会，即有文化的人与文盲都能录制、保存、传播及重申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反，现在用于电视的投资则官僚们一一政治家也好，教育者也罢—提供了一种权力，即在全国播放他们或其赞助者认为对国民有益或为国民所需的那些制度性地制作出来的电视节目的权力

  • 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计划不应起始于确定校长的管理目标、专业教育者的教学目标或没想中的任何特定阶级的人群的学习目标。这一计划一定不能起始于“某些人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而应起始于“学习者为了学习想要接触什么样的人和事”的问题

  • 想要学习的人都知道，他既需要信息，也需要他人对于自己使用信息的批评意见。信息可被储存于物品和人脑之中。在一个好的教育制度中，学习者应可随意使用各种物品，尽管若想得到信息提供者的帮助，则需其本人同意。对学习者的批评意见会来自伙伴或年长者两方面，即是说，或来自同自己有着直接的相似学习兴趣的学友，或来自愿意同自己分享已有经验的先学者。伙伴可以是和自己一起提出问题的同事，可以是和自己一起愉快地（或刻苦地）阅读或散步的伴侣，也可以是任何竞赛中的挑战者。 年长者则可以成为顾间，他们告诉学习者在特定时间段应学习何种技能、应采用何种方法以及寻找什么样的同伴。他们可以引导学习者在伙伴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并发现自己解答问题的不足之处。上述这些發源大部分都十分丰富，但它们通常并未被视为教育资源，也不易被学习者——尤其是穷人—获取并用于学习

  • 技能交换: 个人可以列出自己所掌握的技能、愿为那些想要学习这些技能的人进 行演示的各项条件以及自己的联系地址。

  • 伙伴选配: 这是一种沟通网络，个人可以描述他们为能找到一起探究的同伴而希望参加的学习活动。

  • 广义教育者查询服务: 人们可以在名簿上留下联系地址和自我简介，包括本人是专业人员、准专业人员还是自由职业者，以及获得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需要的各项系件。如同下面将要述及的那样，可通过民意调查或向曾接受过他们服务的人咨询而对这些教育者进行选择

  • 工业设计的结果，创遊出一个本质属性藏而不露的物品世界，而学校却将学习者关在具有丰富意涵的物品世界的门外。

  • 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人们已经被人工产品包围，而这些人工产品的内部装置只有专家才会知晓。外行们已经失去了弄懂诸如钟表何以滴答滴答响、电话铃何以会响或者电动打字机何以会动等问题的勇气，因为他们被警告如果试图去触碰，那么会把这些物品弄坏。他可以从别人那里得知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但自己无法去发现它。这种设计方式往往能巩固一个非创造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专家们发现越来越容易让自己的专业知识不为公众所知，并让公众无从评价

  • 学生会变得讨厌实验室，因为他把实验室同作业联系在一起

  • 就连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也来能给学生的人生带来新的转折，而只是成为“大学二年级学生”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学校将这些物品贴上了教育用具的标签，从而使这些物品失去了日常用途

  • 游戏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这里所说的“游戏”并不是指学校中的体育系用以增加收人、提高声望且耗资甚巨的那些“比赛”（如足球、篮球等）。运动员自身也十分清楚，这些活动采取军事比武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学校的竞争性，它们破坏了体育的乐趣。我心中所企盼的是教育游戏（educational games），它可提供一种洞察正规制度的独特方式。对于进行游戏的某些人来说，可以在游戏中毫不费力地弄懂集合论、语言学、命题逻辑、几何学、物理学乃至化学的知识。

  • 在20世纪30年代，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少年都知道如何修理汽车，但如今汽车制造商则把汽车内部的线路复杂化了，而且，不向除了专业技工之外的任何人提供修理手册。

  • 我将提出一种模式来说明我的观点。假如能提供1000万美元，那么便可在秘鲁这样的国家修建一个由1.8米宽的小道组成，从而把4万个小村庄连接起来的交通网，并可对之进行维修保养。除此之外，还能添置20万辆三轮小机动车—平均每个小村庄5辆。但几乎所有与秘鲁差不多大的穷国每年花在小汽车与公路上的费用都不低于1000万美元，而现在这些小汽车与公路主要限于富人及其雇员们使用，穷人则依然困守在自己的村庄里. 简单而又耐用的三轮小机动车每辆价值125美元——其中一半是传动装置与一台六马力发动机的费用。这种车的时速可达24千米，并可装载385千克重的货物（即是说，除了大树干与钢梁之外，一般的物品均可运载）

  • 显然，建设这样一种交通运输系统对于农民来说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当权者—-当然也就拥有小汽车—一为何对花钱修筑乡间小道不感兴趣，为何对小机动车无法在封闭的公路上行驶漠不关心

  • 如果我们把每台小机动车的价格提高大约20%，那么就有可能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即尽可能让每一个将会拥有小机动车者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制造小机动车所需的部件、理解其工作原理，并学会修理。用这20%的追加费用，还有可能把小机动车生产分散至各地的工厂。其额外的好处不仅在于可把教育成本涵盖于生产过程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小机动车中经久耐用的马达要比生产先进国家的小汽车中复杂的发动机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因实际上任何人都能学会修理这种马达，而且，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便可运用这一原理去修理犁具和水泵。

  • 有些工作人员或许会感到让学习者接触这些物品将带来不便，但这些不便一定会换来教育收益

  • 现在，纽约的某些街道已规定在每个奇数钟点禁止私人小汽车通行，这一趋势或许将持续下去。其实，在大多数十字路口都应禁止汽车通行，且应禁止在任何地方停车。在一个对公民开放的城市中，可以把眼下被锁在储藏室和实验篁中的教学用具拿出来，分别放在临街的一些自营商店的仓库间里。这样，儿童与成年人便可去查询、使用，而无须担心有被汽车碰撞的危险

  • 我们应当首先限制，继而消除剥夺青少年的公民权的现象，并允许一个12岁的少年完全担负起参与社区生活的责任。许多学龄儿童比社会工作者或议员们更熟悉自己所在的街区。当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并且会提出威胁科层体制存在的解决办法。他们应被视同于成年人，以便他们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以及调查事实的能力而为民主政治服务。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的功能一直都像是无政府主义者梦想中的一个公开论坛，任何有研究能力者都享有使用研究工具，以及向同行们为自己的研究辩护的大致同等的机会。而现在，科层体制化（bureaucratization）与组织管理却把许多科学置于公众可涉足的范围之外。事实上，过去的那种科学信感国际网如今已文离酸碎，变成了研究群体之间的竞争场域。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都已被拥绑在国家与公司的以实绩主义为取向的研究项目之中。其结果是，支撑着这些国家与公司的人们处于极度的精神贫困之中

  • 希望进行某硕共同探究的伙伴首先必须具有相同的兴趣和能力；他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或提高他们共同学习的某项技能，如篮球技能、舞蹈技能、搭建宿营地的技能，或者商讨下次选举事宜

  • 已经有大约一万人在我们位于库埃纳瓦卡的跨文化文献中心学习过西班牙语，其中大部分人都强烈希望自己的第二语言能讲得几乎同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一样流利。当他们被要求在两种学习方式一种方式是在语言实验室里按照周密的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另一种方式是两个学生在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的指导下，接受严格的日常会话训练—中加以选择时，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后者。

  • 如今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又能向学生演示一项技能者少之叉少，且如此难以发现

  • 强调将许可证作为教师的必要条件，是维持技能稀鉠状态的另一条途径

  • 许可证制度常常会剥夺人们的教育自由，因为它把同他人分享知识的公民权转变成了只有学校教师才享有的学术自由特权

  • 这将有助于产生一个完全新型的精英人群，这个精英人群通过分室的方式为别人提供教育，从而换取自己所需的教育

  • 学校确实向学生提供了摆脱家庭束缚与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回儿童灌输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应当从与自己一起被分在同一个学习群体中的那些人中选择朋友。与之不同，如果从年轻人的人生最初阶段开始便为其提供机会，引导他们结识、评价并寻找伙伴，那么将为其在整个一生中都持有为从事新活动而寻觅新伙伴的兴趣打下基础

  • 一个国际象棋高手总是喜欢找到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对手，同样，初学者也喜欢与初学者对弈。在这方面，俱乐部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希望对特定的著作或论文进行讨论的人，多半会努力寻觅讨论伙伴。想玩游戏者、想去短途旅行者、想建造养鱼池者或者想给自行车安装马达者，也会很有耐心地寻觅伙伴。找到伙伴，便是对他们的这种努力的回报。而如今的一些所谓的好学校则力图使学习相同课程的注册学生都形成共同的学习兴趣。与学校截然相反的将是这样一种制度：无论这种制度是否与学校有相同之处，它都可以为那些在某段时间里有相同的特殊兴趣的个人提供更多相识的机会

  • 事实上, 越是对那些最有必要学习技能的学生进行传授，则越是枯燥乏味

  • 把各种需要都寄希望于邻里生活，会忽视城市生活对于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力面，即一个人具有同时参加几个不同伙伴群体的能力。而且，一个重要的常识是，从未在同一个社区里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之间，有时可能会比自儿时起就相互熟悉的人们之间有着多得多的共同体验。那些伟大的宗教总是能清楚地认识到与远道来访者相会的重要性，其信徒们也总是能通过这些远道来访者而发现自由。朝圣、修道院的生活以及对寺院与圣殿的共同维护便反映了这种意识。伙伴选配对于清晰地知晓城市中存在的许多潜在的受压抑人群会很有帮助

  •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生活费用将会变得十分昂贵，因为居民们一定会被告诫：应当依靠各种复杂的制度性服务来满足自己的每一种需求。在城市中，哪怕是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花费极高。城市中的伙伴选配将可成为市民们迈向摆脱对科层性市民服务的依赖的第一步

  • 对于任何一个需要服务的人来说，不是盲目相信专业人员，而是随时利用计算机或其他手段建立起来的其他伙伴选配网，向那些已有体验的服务对象了解他们对于专业人员的满意程度。这样的网络可被视为公用事业，它允许学生选择教师，允许患者选择医生。

  • 随着从他人操控下解放出来，他们应当学会如何从别人的毕生训练所得中受益。去学校化教育应当促进——而不是阻碍一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有实践智慧，又乐意帮助进入教育探素领域的新人，

  • 随着学校教师这个职业逐渐消亡，有助于产生独立教育者这个职业的相应条件将会形成

  • 操作学习互联网所需要的，是人们现在期待博物馆，图书馆、就业服务机构的职员以及旅馆老板所需具备的某些技能与态度。

  • 如今的教育管理者们所关心的是对教师与学生的控制，以博得其他一些人—学校董事、议会议员以及公司经理们—一的满意。而教育网络的建立者与管理者们则必须展现自己的才能，以防止自己与别人成为他人学习道路上的障碍；促进学生、技能展示者和教育指导者之间的相识；促进人们对教育物品的利用。现在被吸引到教师职业中的许多人都存在严重的权威主义倾向，他们难以设想建立教育交换制度这一任务。建立教育交换制度将意味着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一易于追求自己的目标

  • 如果我所描述的网络得以建立，那么，每个学生的教育路径都将成为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且唯有在目后回顾时才会理解其独特之处。聪明的学生将会定期寻求专业的建议，比如，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制订新目标、深人分析遇到的困难、在多种可能的方法中进行选择等

  • 网络管理者们将主要致力于建立与保障获取教育资源的各种途径，教育者们则将帮助学生找到能最快实现其目标的路径。假如一个学生想跟一个中国邻居学说广东话，那么，教育者便可对他的口语流利程度加以判断，帮助其选择同他的才能、性格以及可用于学习的时间最相适宜的教科书与学习方法。

  • 如同库恩业已指出的那样，在范式不断变化的时期里，大多数杰出的指导者后来都必定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智性指导所依靠的是优质的智性训练、丰富的联想以及与他人合作共事的意愿

  • 一个学习者可能会认为，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或古巴革命同纽约市哈莱姆黑人居住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具有相似之处。而一个自身也是历史学家的教育者则会向这个学习者示明如何识别这种类比的缺陷。他可以回顾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历程，可以邀请学习者参加他自己的研究活动。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他都将训练他的学生去学习在学校中很少能学到、用钱或其他财物换取不到的批判艺术

  • 所有真正的导师与弟于同关系的其同点在于，导师与弟子都感识到他们之间的头系确实十分珍进，且都意说到以至种不同意义臣樂说，这种关系对于他们双方都带运之至

  • 个人成为他自己将重新获得比制造物品与操控他人更为重要的价值。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以探索、发明以及创造为特征的教学将会被合乎逻辑地视为享受“失业”的最理想的方式之一。

  • 学校教师薪水极低，并因受到学校教育制度的严格控制而心灰意懒。他们当中最富有进取心与才能者或可通过成为专门的技能演示者、网络管理者或指导专家，而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乃至更高的收人

  • 废除学校将是不可避免的，且其发生过程也将是异常迅猛的。人们无法长期阻止其发生，但也几无必要强力加剧这一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已在进行之中。我们现在值得做的是，努力使它朝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

  • 社会的去学校化必将便经济、教育和政治之间的界服变得模橱起来，而这些界限正是现今国际铁序与国敦稳定的基石

  • 他们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权威主义社会，设计了用以对付四处蔓延之罪恶的各种制度。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具有塑造世界的力量，并能使世界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他们还学会了期待这些服务。他们希望像制造工艺品那样去形塑自己的需要以及其子女的未来需要。他们成了立法者、建筑家和作家；他们制定的法律、建造的城市以及创造的艺术品成为其子孙后代的风范。原始人通过使个人按神话所说的那样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将社会知识传于个人，而古希腊人则仅仅将那些通过教育而使自己适应于前人建立的各种制度的公民视真正的人

  • 城市居民则对潘神4的笛声及其喚醒人的本能的力量感到惊恐万分

  • 人们担负起了制定法律的责任，希望在法律的治理下生活，并担负起了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环境的责任。由孕育万物的大地把人们带进神话生活的那种原始的导引仪式被公民教育取而代之，而这些公民觉得在广场上讨论事务同其在家中一样无拘无束

  • 古代人为人类视角构建了一种文明语境。他们发现自己能够战胜命中注定的自然环境，但必须自担风险。现代人走得更远，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世界，构筑一个彻头彻尾的人工环境

  • 在纽约街头，儿童接触到的东西无一不是按照科学要求而开发、设计、筹划并出售的，就连行道树所在的位置也是由园林部门决定的, 儿童们在电视中听到的那些笑话是耗费巨资制作而成的.

  • 學习本身被界定为对教材的消费，而教材则是研究、计划和推销项目的产物。不论教材有多好，其都是某些专门机构的产物。想要得到专门机构生产不出来的什么东西，这样的想法会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在制度性过程可能的开发范围之外，城市儿童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儿童的想象也被怂恿用来创作科幻小说。儿童只有在接触“肮脏之物”、出现错误或遭到失败后，才会体验到带有诗意的意外傢奇，即是说，阴沟里的橘子皮、街头的水坑、秩序的紊乱、计划的搁浅或机械故障等，唯有这些才会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想象。“闲荡”成了儿童仅存的唾手可得的浪漫情调。

  • 由于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是有计划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城市儿童很快便得出一个结论，即：对于每一种需要，我们总是能设计出一种制度来满足它。他们理所当然地认，过程具有创造价值的力量。不论所确定的目标是想要结识伙伴，还是与邻里和睦相处，或是习得阅读技能，都可以通过预先设计得以实现。一个得知任何所需要的东西均可生产出来的人，很快便会期待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能满足其需要

  • 胆塔罗斯被诸神邀去一起进餐，席间，他盗取了能包治百病、可保长生不老的仙果的制作秘密，结果被罚站在长有果树的水中。若他想喝水，水位便会退落，若他想吃果子，树枝便会升高，从而使他永远处于饥渴的状态之中。一个有着无尽需要的世界岂止是不幸，它简直可被称为“地狱”。

  • 由于人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是制度不能他提供的，因此便形成了什么都想要的难填欲壑。人处于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无所不能的种种工具的包围之中，结果降格为这些工具的工具

  • 现实世界已被我们自己制造的工具所产生的烟雾搅得天昏地暗，转瞬之间，我们发现已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伸手不见五指。

  • 现实本身已开始成为人的决策的结果

  • 军事中的“安金”一词，意味都具有摧毁地球的能力

  • 当今人们的理想世界是一个保健万能的世界，即是说，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所有接触都是预见与操控的产物。学校教育已成为一种对人进行加工，使其适合于在预先设定的世界中生存的有计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