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

— 摘自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来自 Dynamicland 的推荐书单

我越研究为这些定居化所做出的努力，越感觉到这是国家试图使社会更为清晰、重新安排人口从而使传统的国家职能（如税收、征兵和防止暴乱）更为简单容易所做的努力。
它也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而这是概括总结的基础。
国家制定地籍图册的目的是掌握那些要纳税的财产所有者，
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都是20世纪人类巨大的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或生活无可逆转地被打乱。
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如大型水坝、中央通信和交通枢纽、大型工厂和农场、网格状的城市），
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或技师。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
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并没有危害。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社会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会促进改革。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它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
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
在这种思想中，所有的地方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被排除在外。
在这本书中我要表明实践知识、非正式过程和在不可预见的偶发事件面前的随机行动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树种单一的商业化森林和依靠基因工程与机械化的单一品种农业与集体农庄和人为规划的城市是一样脆弱和失败的。
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它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
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是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者的简单化必须为其带来利益。市场一定要通过价格机制将质的差异简化为量的差异，并推动标准化。
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则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既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也适用于科层制的同质化。
我只是将它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那些具有明确利益并有很大权力的机构所特有的知识和操纵形式，国家官僚机关和大型商业公司可能是这种机构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所有的分析都需要一定的抽象，国家官员的抽象反映了他们雇主的首要财政兴趣也并不奇怪。
作为栖息地的森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被有效率和有效益管理的经济资源。
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它们竞争的植物则被贬为“杂草”，吃它们的昆虫被贬为“害虫”。树有价值因为出产“木材”，而与它们竞争的则是“杂”树，或者“矮树丛”。
如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最小多样性”“收支平衡表”和“持续产出”。国家管理林业科学的逻辑实际上与商业开发的逻辑是一致的。
而常用的三个术语，如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最小多样性”“收支平衡表”和“持续产出”。国家管理林业科学的逻辑实际上与商业开发的逻辑是一致的。
森林越相同，越有可能采取集权的管理；
在这里，“恢复林业”试图创造出实际的生态，却仍然拒绝多样性，而多样性才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
这里很多都是韦伯所称的理性化，还有大量的集权化。
17世纪专制主义的法国就是一个例子。政府更愿意征收间接税，如食盐和烟草的消费税、道路税、执照费以及出售官职和头衔的税。
可靠的征税形式不仅取决于发现纳税的臣民的真实的经济状况，还取决于判断他们会激烈地反对何种苛捐杂税。
早期的度量多数是以人为单位的，从许多保留下来的用语中还可以看到这个逻辑，表示距离用“投石的距离”和“在听力范围之内”，
在我熟悉的马来西亚一些地区，如果问“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
告诉一个农民他租种了20英亩土地就像告诉一个学者他已经买了6公斤图书一样。
当土地很多而人工或耕畜不足的时候，最有用的土地测量单位是耕地或除草所需要的天数。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一块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诺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数）以及需要哪些种类的工作（homée，bechée，fauchée）
爱尔兰的小农场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从而向那些主要依靠奶制品和土豆的农民说明农场的放牧能力。农民感兴趣的是这个农场是否可以养活一个特定的家庭，而不关注它所包括的物理面积。
丈量单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历史条件的。
度量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从现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封建租金“难题”（stickiness）开始的。
在前现代时期，面包是最关键的生存因素，可以作为生活消费指数使用。
习惯最好作为活生生的、协商的实践组成部分来理解，它们不断适应新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当然包括权力关系。
我使用“简单”一词来描述现代财产法看来像是用错了，财产法本身的复杂性已经为许多法律工作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现代的终身占有制度是由国家仲裁的，只有那些受到足够教育并掌握国家法律的人才可以理解。
他的所有权由统一的契约体现，并得到国家司法和警察制度的保障。
财产权演变的历史表明，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赐予的免费礼物，包括森林、猎物、荒地、草原、地下矿藏、水与河道、空气权（对建筑物和土地上空的空气享有的权利）、呼吸的空气，甚至基因排列等，都会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财产范畴。
至少在解放农奴以后，国家的官员和农业改革者的梦想就是将开放的土地制度转变为西欧模式的统一和独立的农庄。他们希望打破社区对个体农户的控制，将社区集体的纳税转变成个体所有者纳税。
政府官员和农业改革者认为，只要给农民一小块完整的私有土地，他们马上就会希望致富，将家庭组织为一个有效率的生产单位，并接受科学农业。
管理者知道，他所认识的世界只是闹哄哄和非常混乱的现实世界的最简单化模型。他满足于这种巨大的简单化，因为他相信现实世界大半是空无的——现实世界的大多数事实与他所面对的特定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最重要的因果链接大都是直接和简单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税务官员所借以了解现实世界的简单公式并不仅仅是观察的工具。通过一种财政领域的海森堡原理，它们经常有能力改变它所记录的事实。
这些新的中间人有时也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引导其同胞安全地走过荆棘丛生的法律程序。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通过简单化转变现实世界的能力，还要看到社会在修改、扰乱、阻碍，甚至颠覆外界强加的各种条款方面的能力。
社会出现动乱和反叛的时候，可能是纸上的土地制度和实际的土地制度之间区别最大的时候。
尽管国家的目的在于扩张，
如果从空中俯瞰那些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中世纪城市或中东地区城市中的古老商业区，会发现它们的样子是很奇特的。它们看起来杂乱无章，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城镇并没有遵循一个全面的抽象形式。
街巷的密度也和有机过程的复杂性相类似。
由于没有总体设计，城市布局缺少一致的几何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也会迷惑
从历史上看，对相邻城市的外来者（或者是农村的对应物，如小山、沼泽和森林）保持相对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边界，从而不被外来精英控制。判断这一边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一下外来者是否需要当地的向导（当地的追踪人）来找到要走的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社区或小地域对外界的入侵至少有一些屏障。
“早在推土机发明之前很久”，芒福德补充说，“意大利的军事工程师通过他们在破坏方面的专业技能，就已经发展了像推土机似的思维：人们可以铲除地面上的一切障碍物，从而使其不可变更的数学直线从一开始就很清晰。”
豪斯曼的巨大工程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公债，迫使数万人迁移，只有那些不依靠选举的唯一最高权威才能完成这样的工程。
在法国，巴黎的死亡率最高，对霍乱传染最敏感。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业利润的实用主义逻辑与对公共健康和战略的关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问题并不是贝尔维尔区不是一个社区，而是它成了资产阶级害怕、警察无法进入、政府无法规范的社区，那里的一般民众阶级带着他们的狂热和政治不满，总是占上风。”
现在有一些分类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使用它们来理解日常社会，但是这些分类实际上起源于标准化和清晰化的国家工程。比如，像永恒的基本姓氏一样的东西。
没有名字的世界是混乱的；事实上，这个侦探发现阿米什社会是如此不透明，他需要一个当地向导。
找到一个人已经不容易，更不用说明白他（她）在亲属网络中的地位，或者追溯财产的继承。此外，如果当地人要向外来的统治者掩盖其身份和活动，那么这种取名实践具有很大的伪装价值。
为了方便管理，在对自然（比如森林）和空间（比如土地制度）进行简单化以后，作为现代国家机器运转前提的最后一步是发明永久的、继承父姓的取名方式。
如果没有办法固定个人身份，并将之与其亲属集团联系在一起，那么税收和什一税的名单、财产清单、征兵名单、人口统计、法律上认可的财产契约就都不可想象了。
如果说建立固定的姓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的清晰性项目，那么这些姓氏应在那些早熟国家的社会最早出现。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予家庭以父系姓氏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提高家长（男性）的地位，给予他们对妻子、子女和年轻人的合法管理权，同时必然的是，他们要负担起全家的赋税义务。
固定的父系姓氏的形成和父系家庭的建立都源于早期国家的简单化。
至少到14世纪，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还没有固定的父系姓氏。一个人的名字一般是他出生后取的，这对于当地人识别可能足够了。如果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可以加上第二个名称，表明他的职业［在英国有铁匠（Smith）、面包师（Baker）］、地理位置（小山、树边）、父亲的名或者个人的特征［矮（Short）、壮（Strong）］。这第二个名称并不是固定的姓氏
因为教名很少，而且许多家庭习惯隔代重复同样的名字，
直到17世纪，在托斯卡纳的最边缘和贫困地区才最后形成固定的姓氏——这些地区与官方的联系应该是最少。
威廉·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的儿子可能被称为托马斯·威廉姆森（Thomas Williamson——威廉的儿子），而托马斯的儿子可能被称为亨利·汤普森（Henry Thompson——托马斯的儿子）。我们看到，从孙子的名字中看不到与祖父的联系，这使通过名字追溯血统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开磨坊的约翰被称为约翰·米勒（John Miller）；加工车轮的约翰称为约翰·惠尔赖特（John Wheelwright）；身材矮小的约翰被称为约翰·肖特（John Short）。
一个人的别名（也就是在一个名字之外增加的另外一个名字，从而不与固定的父系姓氏混淆）是与书面官方文件同步发展的，比如什一税记录、庄园徭役名单、婚姻登记、人口普查、税收记录以及土地记录。
一般人往往喜欢匿名的安全，但一旦被强制付税，他们也需要被准确地识别以避免重复缴税。
而那些生活在距离国家权力机关很远地方的国民，既包括社会距离也有地理距离，像托斯卡纳人一样，很晚才获得父系姓氏。
如同国家制定地图的实践一样，国家为国民取名的实践也必然与赋税（劳动力、军事服务、谷物、财政收入）联系在一起，并激起民众的反抗。
对殖民地人口赋予姓氏的过程给我们一个观察机会，在西方可能需经过数代人完成的过程，在这里被压缩到10年或更短。
这一制度不仅要完成并保证上述目标，而且还可以为国家的统计提供基础，保障税收，实行个人的常规义务和接受免税凭证。它还可以提供准确的人口流动信息，从而避免非法移民、潜藏纳税人和其他弊病。
普遍采用姓氏只是近代的历史现象。追踪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收税、保留法庭记录、执行警务、征兵以及控制流行病等都因为有了清楚的全名和确定的地址而变得很容易。
比如出生和死亡证明、更特定的地址（比类似“山上住的约翰”更具体）、身份证、护照、社会安全号码、照片、指纹，以及最接近的DNA特征等，取代了简单的固定姓名。
最有效地守卫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可能恰恰是不同语言所带来的文化障碍，内部人很容易接近、进入，但对外来者是不透明的。
在语言里沉淀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敏感、文学、神话和音乐的过去。
他们现在需要地方向导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国家文化，这些向导以律师、公证人、教师、职员和军人的形式出现。
这一步骤的潜在逻辑制造了文化的等级结构，地方语言和区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归为奇特的地方风尚。
熟练的法语和与巴黎的联系是提高社会地位并取得物质成功的捷径。正是国家简单化承诺奖励遵守逻辑的人而惩罚忽视它的人。
研究道路中心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行政道路，目的只是为了军队行军和税收到达国库”。
这种典型化是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册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
间接的统治秩序需要很少的国家机构，主要依赖地方精英和社区，他们的利益在于使中央不了解地方具有的资源和知识。直接统治引起了广泛的反抗和必要的讨价还价，这经常限制了中央的权力，但这也首次使国家官员直接了解和进入以前不透明的社会。先进
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令人讨厌（个人所得税）的。
一个不清晰的社会阻碍国家的有效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是掠夺还是公共福利。
但是当国家的目标是改变其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卫生或健康实践）或工作表现（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维修）时，它的无知就会导致无能为力。一个完全清晰的社会消除了地方对信息的垄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统一法律、身份证明、统计、规则和度量单位的透明社会。同时这为那些处于顶端位置的人带来了利益，他们有解释国家格式的知识和便利
第四，许多被格式化的国家事实都是集合的事实。集合的事实是非个人的（运输网络的密度）或者是个人事实（就业率、识字率、居住模式）的汇集。第五，出于许多目的考虑，官员需要将国民组成不同类别，从而可以对之进行集体的评估。
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在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
独裁体制下，没有有效的办法坚持另外一种事实，纸上幻想的事实经常会最终变得真正盛行，因为警察和军队的配置都是基于这些纸上事实。
档案中的小小错误比没有报告的事实都具有更大和更长期的影响。
你要维护你对土地的权利，你通常必须使用所谓的土地契约，并在专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国家机构所使用的分类并非仅仅使他们的环境更清晰；他们是权威的曲调，大多数人都必须要与之合拍。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整个现代君王宝座的空置会一直吸引空想家和冒险家。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国家简单化都带有地图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抱怨地图缺少细微的差别和细节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忽略了其功能所必需的信息。如果一张城市地图试图反映城市中的每一个交通灯、每一个坑洼、每一处建筑、公园中的每一处灌木丛和树，这张地图就会像它所描述的城市一样巨大而复杂。
制作地图是为了抽象和概括。地图只是被设计成达到目的的工具。我们可以判断目的的崇高或卑鄙，但判断地图本身则只是达到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17世纪至今，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都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
调控社会的乌托邦野心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思想，
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语。作为信仰，它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接受。它主要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是下列组织的先锋：工程师、设计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和预想家。
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被科学和工业带来的变化震惊，甚至产生敬畏呢？
去被应用于林业、重量和度量、赋税和工厂的简单化和理性化现在则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的设计。
工厂和森林还可能由私营企业家来设计，而操纵整个社会的雄心只能由民族国家的项目完成。
一个改善了人民技能、活力、道德和工作习惯的国家必然可以扩大其税收基础和建立更好的军队，这也是任何一个开明君主所追求的政策。从19世纪起，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看作目的本身。
如果能重塑自然，设计一个更合适的森林，为什么不能重塑社会，建立一个更合适的人群呢？
人工的、被操作的社会完全有可能被按照经过思考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标准设计，而不是成为习惯或历史偶然性的产物。
花园中，人类将自己的秩序、效用和美的原则赋予自然。
现代性的经验（文学、艺术、工业、交通和流行文化）首先是令人眩晕的速度、运动和变化的经验，那些自封的现代主义者从中感到兴奋和自由。
假设那些社会的设计者如同机车的设计者一样，头脑中有个“流线型”意识。不是要停止社会变迁，而是对社会生活有个良好的设计，从而将进步中的摩擦减至最小。但是这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家社会工程本质上的独裁性。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主要来自它用科学知识的权威讨论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其他不同的看法。
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如果理性的思维和科学规律对任何实际问题都能提供单一的答案，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家庭结构、居住模式到道德观和生产方式，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
强烈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典型，如勒·柯布西耶，养成了他们对所干预对象的冷酷无情。最激进的极端现代主义设想要扫除一切原有的错误
作为个人，极端现代主义者可能对民权抱着民主的观点，或者对限制他们的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但这样的信念往往游离于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信念之外，两者经常发生冲突。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蒸汽动力的船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运河的修筑、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承诺成为可能，而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起点，它将第一次使资本主义的成果服务于工人阶级。
这一预想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这些项目的规模宏大，除了少数情况（如早期的运河），它们都需要通过税收或信贷投入大量资金。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虽然任何致力于进步的意识形态都会特别关注未来，但极端现代主义将此发展到极致。
极端现代主义话语，以及采用了它的各国的宣言的关键特征就是其严重依赖面向全新未来的巨大进步的视觉形象。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五年计划
承担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使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信心、善于团结，并愿意做出（或者强加）牺牲。
所有极端现代主义者的干预都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公民的名义并在他们协助下实施的；
建立可行的乌托邦，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操作，这种观念的出现
甚至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社会，在战争动员背景下都直接统治了社会。
拉特瑙对普遍计划和理性化生产的信念根植于热力学的物理原理和新的应用科学之间的知识连接。对于许多专家来说，狭隘的和唯物的生产力主义将人力作为机械系统对待，它可以被分解为能量转移、运动和工作物理学。
美国的贡献来自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影响深远的工作，他将工厂劳动详细地分解成独立、精确和可重复的运动，这开始了工厂工作组织的革命。
列宁很快地认识到工厂中的泰勒制度对社会主义控制生产的意义。尽管在早期他指责过这类技术，称之为“对血汗的科学剥夺”，但是到了革命时期他已成为德国系统控制的热情拥护者。他赞美“建立于最现代的机械化工业的纪律、组织和协调合作的原理：最严格的责任和控制制度”。
1918年由于生产的下降，他开始提倡严格的工作纪律，如果需要，可以重新恢复可恶的计件工资。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所形成的特殊制约。这里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然而如同曼海姆（Mannheim）指出的，这一自主地带一直处于被包围之中，国家干涉一直将其作为目标。米歇尔·福柯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试图将对以下方面——健康、性、精神病、流浪、卫生的干涉表现出来，并找出其背后的规律
私人领域的观念还是限制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野心。
与第一因素密切相连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
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认为自由市场保护了财产并创造了财富，而且认为经济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由等级森严的行政部门进行具体管理。
阻止全面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
阿玛蒂亚·森指出，统治者不会饥饿，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并采取行动控制饥荒，除非他们的设定位置给他们以强烈的刺激。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可以使饥饿广为人知，而集会和代议机构中的选举自由保证被选举的官员出于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地控制饥荒。同样，在自由民主背景下，极端现代主义计划要与地方的意见相互吻合以避免在选举中失败。
聪明的库布来，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城市肯定不能和描述它的词语混淆。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时间是世界上巴洛克概念的致命障碍：它的机械秩序使它不允许增长、变化、改革和更新。简单地说，巴洛克是停滞的成就。它们必须是一挥而就的，作为永远固定和被冻结的成果摆放在那里，
勒·柯布西耶是大型的、机器时代、垂直等级和集权城市的极端表现。
无一例外，勒·柯布西耶的所有计划都是明显的自大。如果说E. F. 舒马赫（E. F. Schumacher）证实了小的美好，而勒·柯布西耶实际上断言“大是美的”。
任何一个规划都不参考城市的历史、传统，或者建筑所在地点的美学特征。不管如何惊人，所描绘的这些城市没有背景，它们是中性的，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除了巨额的建筑费用可以解释这些计划为何没有被采纳之外，勒·柯布西耶拒绝向原有城市的自尊做任何妥协也是原因之一。
宁可从一个干净的地方建立一个单一的、综合的全新城市作品。
当你阅读勒·柯布西耶的著作和看他的建筑草图时，他对简单和重复线条的热爱（癖好）和对复杂事物的厌恶显而易见。他个人信奉简约的线条，并将这种信奉表现为人类基本的特征。
在实践层次上，直线往往非常昂贵，不切实际。
直线、直角和国际建筑标准的施行都是走向简单化的关键步骤。
苏维埃现代主义者埃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zky）攻击勒·柯布西耶的莫斯科为“什么都不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纸上的城市，与生活本身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坐落在沙漠上的城市，甚至不允许一条河流过（因为河流的弯曲与城市的风格相冲突）”。
因为相信他的革命性城市规划反映了普遍的科学真理，
通过培训可以及时地创造出与科学建筑师相应的客户。
尽管有为社会活动准备的空间，但他提不出居民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需求。
塔苏斯的圣保罗（St. Paul of Tarsus），只要待在贫民窟里就永远不会被捕，而且他的布道会像野火一样在人们口头迅速传播。”
整个新首都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
西利亚不再有作为公众聚集场所的街道，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比
那里的确有个广场，但那是什么广场！被政府各部办公区从侧面包围的巨大的纪念碑式三权广场，其规模之大，即使是军队阅兵式也显得很小，
古老广场的活力依赖于这个区域内混合了居住、商业、行政功能，
对于我们接受的习惯来说，现代主义城市的这些空地不是吸引人的公共空间，而是应该避开的无边空地。
巴西利亚最初吸引的体力工人被贬低为侃淡戈（candango）。侃淡戈是“低素质的、没有文化、流浪的、下等的、缺乏教养的人”的意思。
最终到1980年，75%的巴西利亚人口都生活在事先规划之外的定居点上，而在规划的城市中居住的人口还不到原来设计的55.7万人的一半。
在拥挤了众多货物和人群的集市，他代之以巨大的广场，现在它们大都空在那里（
她将勒·柯布西耶的教条，无论是国外的还是美国国内的，都放到了她战火的中心。
雅各布斯的批评最著名和最有力之处是其独特的视角：她从街道开始，对邻里、人行道和交叉路口做微观民族志研究。勒·柯布西耶从空中“看”他的城市，而雅各布斯像是日常巡回的步行者一样来看她的城市
她问道，我们为什么会期待内在功能良好的环境或社会安排一定要满足秩序或规则的单纯视觉观念？
雅各布斯认为，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秩序即意味着功能秩序。实际上却相反，大多复杂系统都不可能展示出表面的规律，
“只有经过理解才能在复杂系统中看到秩序，而不是混乱。秋天树的落叶，飞机发动机的内部、兔子的内脏、报社的编辑部，如果不加以深入理解，看起来都很混乱。但是如果将它们看成有序的系统，情况就会大大不一样。”
“间接地通过乌托邦传统，直接地通过强加的比较现实的艺术教条，现代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带着不现实的目的，要将城市变成纯粹的艺术工作。”
他们将复杂秩序的系统看成可以通过数量技术简化。
“城市中公共平安——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平安——是由存在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自愿的控制和标准构成的复杂和无意识网络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们自身加以强化的”。
街道越活跃繁忙就越吸引人；这些无偿的观察人熟悉邻里，因而提供了自愿的、消息灵通的监督。
在小的农村社区保持社会秩序依靠的是个人声誉式的面对面的政治生活，城市中则要依靠众多人的街头协议来保持微观的政治秩序。
雅各布斯承认，非正式生活中很小的交换——见面打个招呼、赞美一下新生婴儿、问问这么好的梨子是从哪里买来的——都可以被看成很微小的。“但是加在一起就不小了，”她强调，“地方层面上随意的公共联系的总和——多数都是偶然的，与杂事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都是由当事人来衡量的，而不是由他人强加——是人们相互认同的感觉，是相互支持和信任的网络，是能及时满足个人和邻里需要的资源。对于城市街道来说，缺少这种信任是一个灾难。它的培养不能制度化。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私人义务”。
勒·柯布西耶从上面开始其正式的建筑秩序，而雅各布斯则从下面开始其非正规的社会秩序。
雅各布斯的口号是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
这种多样性的条件是什么？雅各布斯指出，最关键因素是那个地区必须是混合用途的。
雅各布斯解释说，混合用途与多样性和人口密度间是互相协同促进的。
表现：“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秩序的复杂和高级发展的形式。”
雅各布斯通过考察公共安全、民间信任、真实的利害关系、便利的微观起源，充分证实了混合用途和复杂性的重要，但关于交叉用途和多样性还有更多的论证要做。
雅各布斯自己就是一个“观察街道”的天才，她记载了人类赋予一项活动多种多样的目的。城市的目的应该是适应和支持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妨碍它。她认为，不断失败的城市规划教条要想成功就需要性别的视角。
对于雅各布斯来说，作为有机体的城市是有生命的结构，处于不断地变化中，不断出现惊奇。其内部的联系是如此复杂和难于理解，规划随时可能会将其有生命的组织切除，从而损害或杀死了关键的社会过程。
“城市不能是艺术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象征和抽象的。它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和自身的秩序与连贯性来源……
她准备好了用街头日常近距离的观察来支持她的观点，而不是从上面制定人们的希望。
任何对多样性的让步都将带来相应的行政时间和预算费用的增加。
她的美学是实用主义和街道层面的，其标准是当地居民喜欢的、现存的城市秩序。
城市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样性——这是其价值和吸引力的来源——是许多人和长期历史实践的无计划产物。多数城市都是无数没有清楚目的小行动的产出物和矢量总和。
“但多数城市的多样性是无数不同人和不同私营机构在公共行动正式框架之外规划和设计的产物，这些人和机构带着不同理念和目标”。勒·柯布西耶可能同意对现有城市的这种描述，但也正是这种描述使他震惊。这些目标的不和谐造成了未规划城市的混乱、丑恶、无序和低效率。面对同样的社会和历史事实，雅各布斯却看到了赞扬它们的理由：“只有当城市是由每个人创造的时候才有能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所需要的东西。”
城市规划者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也就是适度的提高，而不是阻挡城市复杂性的发展。
对于雅各布斯来说，城市的发展就像语言的进化一样。语言是成千上万语言使用者共同创造的。
尽管有“中央规划”的努力，语言（特别是其日常形式）顽固地保持其自身丰富、多义和多彩的特征。
被规划城市致命的弱点不仅在于它不能尊重自治的目标和当地居民的主观性，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居民之间相互影响与其后果的偶然性。
雅各布斯对在许多城市邻里中出现的社会秩序的新奇形式都表现出一种开明的尊重。
我们必须承认，创建社区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范围。我们必须学会珍惜我们的社区，因为它们是很难得的。‘安排建筑，但不要安排人民。’‘不要搬迁邻里。’如果公共住房建筑要流行起来的话，就很需要这些口号。”
已经指出了傲慢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规划者假设他们可以得到计划所需要的预测。我
现在的出生率、城市移民、就业和收入结构的趋势做出预测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样的预测经常是错误的。对于战争、石油禁运、天气、消费倾向、政治危机爆发，我们的预测能力实际是零。
这些在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城市规划者就像裁缝，不仅可以自由地发明他们喜欢的服装样式，而且可以自由地剪裁顾客以适应尺度。
雅各布斯宣称，那些反对“标本制作术”的城市规划者必须发明另外一种规划，它鼓励主动性和偶然性，保留更多的选择，并且培育这些主动性得以产生的流通和联系。
列宁在实践上当然并非如此。他通过感受公众情绪来制定相应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能力，
政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就像知识与蛮力、精细与混乱、管理者与工人、教师与学生、统治者与臣民、职业的与业余的、军队与乌合之众、科学家与外行之间的关系。
“将群众中基本的破坏力量与革命组织精心准备的破坏力量结合在一起”。
它是革命的思想器官，保障群众中分散的非理性力量能够被有效地使用。
对此列宁的回答是，“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群众”一词最好地表达了没有秩序、数量众多的印象。如果队伍被贴上这一标签，那很清楚，如果加以引导，它们能为革命过程增加的就是巨大的数量和本身所代表的非理性力量。它所传达的印象就是大量、不成形、乱转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任何内聚力——没有历史、没有观念、没有行动计划。
对于宣传和鼓动来说，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紧密联系不能威胁到知识、影响和权力的等级结构。
所描述的关系是如此不平衡，甚至有人将之与工匠和其原材料的关系相比较。一个木匠或泥瓦匠必须了解他们惰性的材料以完成他的设计。在列宁那里，被加工材料的相对惰性就体现在关于“群众”和“无产者”的全球一致的印象中。
列宁之所以坚持认为需要革命中少数有高度纪律的秘密干部还有另外一个偶然的、俄国特有的原因。这就是他们是在独裁的环境中，在沙皇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从事活动的。列宁高度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竞选公职，那里有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所有竞选人的记录都是公开的，他感叹，“尝试将这个景象放到我们的独裁统治框架内吧”
第二个当然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工联主义和立法改革。
报纸是适合传送消息而不是接收消息的媒介。
重要的问题在于将存在于群众中无形的、零散的、彼此缺少联系的和地方化的愤怒变成有目的、有方向和有组织的力量。正像强大的磁铁可以将大量混乱的铁屑排列起来，人们期望党的领导能将混乱的人群转变为政治军队。
我们应当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一切阶级的人民中去。”
很难想象群众除了被鼓动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角色。
当然二者都将改善人类状况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且也都试图通过等级制度和权威的方法来达到其目的。
对于勒·柯布西耶来说，住房和城市是生活的机器，而对列宁来说，作为先锋队的党是革命的机器。
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概括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现权力躺在大街上，并把它捡起来”。
在几乎所有重要方面，1917年的革命都很像1905年失败的革命。暴动中的工人掌握了工厂和市政府，而在农村，农民开始夺取土地并袭击豪绅和税官。不管是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这些行动都不是由布尔什维克或任何其他革命先锋队发动的。工人在1917年自发地组成苏维埃管理工厂，根本不听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更别说布尔什维克了。
与1905年不同，促成1917年革命成功的新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进攻奥地利时俄国军队的解体。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清楚地描述了作为先锋队的党是令人佩服的执行指挥和控制的典型。但应用到实际革命过程中，这个典型只能是幻想，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革命的胜利者才能书写他们如何取得权力的官方历史，他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多数人都相信清楚完整的解释，不管它是否准确，解释又使他们进一步坚信他们革命领袖的洞察力、决断和权力。
它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美学目的，
正像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指出的，权威认可的革命历史“都将革命描写成领袖在此之前有计划行动的成果”。
掌握国家权力以后，胜利者希望尽快将革命从街头转移到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以避免人民重复革命的经验。
描述也可以是一个机会，来发现革命内部或外部的敌人，选择出仇恨和镇压的适当目标。
历史过程本身也在将世界“自然化”，消除偶然性的证据，这也支持了革命精英所推动的对历史的标准解释。
在1917年1月，仅仅是二月革命前一个月，他还很忧伤地写道，“我们老一代人可能看不到革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
在遗忘中，革命成功的合理化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当列宁这样的胜利者将其革命理论强加于后革命时代的官方故事，而不是革命事件本身的时候，叙述往往就会关注动力、目的和领袖的天赋，尽量缩小偶然性。最后更有讽刺意味的是，60多年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官方故事一直被讲成革命是遵循《怎么办？》所勾勒的乌托邦方向前进的
这里的假设是，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或者被资产阶级，或者被作为先锋队的党来组织，但永远不会被工人阶级自己的成员来组织。
革命将资产阶级从“远洋轮船”的驾驶台上驱逐出去，作为先锋队的党占据了这个位置，
列宁观察到，“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又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极端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是多样的，它可以在任何政治伪装下出现，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在这部著作中充满了持续的对小农的轻蔑和对巨大的、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形式的庆祝。
有些研究认为，在后期的作品中，他越来越倾向小农场。据推测，他不会像1929年的斯大林一样强制推行野蛮的集体化。
卢森堡和列宁一样使用工厂管理来比喻工人为什么要接受上面的指导，
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只是士兵或走卒。
在驳斥《怎么办？》时，卢森堡清楚地表明，集权的等级制度是以损失下面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代价的：“
对于卢森堡来说，教室代表真正的协作，这隐含着教师也可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有价值的经验。
有趣的是，卢森堡对革命过程的理解比《怎么办？》中的乌托邦空想更好地描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掌握权力的。
革命家可以乘着洪水取得权力，但他们对整个进程的影响很小。有趣的是，卢森堡对革命过程的理解比《怎么办？》中的乌托邦空想更好地描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掌握权力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我们对它的起源、动力和未来的理解都还很不清楚。敢于干涉和解剖工人运动都是在杀死它，就像按照严格的功能将城市加以分割只能产生一个无生命的城市标本一样。
如果说列宁对待无产阶级就像工程师对待其原材料一样，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他们，那么卢森堡对待无产阶级就像一位医生一样。
但是卢森堡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和不断重复的批评是，他们专政的方法和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所带来的坏的教育政策。这阻碍了一个成熟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革命和创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所以她攻击德国和俄国的革命，因为他们用作为先锋队的党的自我代替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这个代替忘记了真正的目的在于创造自觉的工人运动，而不是将无产阶级作为工具使用。
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设想的与此不同，他们坚持一小部分党的领袖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专政权力。托洛茨基认为，因为选举以后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因此不需要召集选举大会。在卢森堡看来，这是比疾病还要坏的治疗过程
专家应对生产者提供服务，而不是命令他们。
最终结果就是有一个刚愎自用的和近视的官员层高高在上地管理消极的工人队伍，而工人在工厂中的每一天都不诚实地工作。
如果技师和有天分的、有经验的业余爱好者共同工作，那么革命和社会主义将收到最好的效果。
有创造性、有意识、有能力并被赋予权力的工人阶级——这是实现任何其他目标的先决条件。
旅行的过程至少与目的地同等重要；
清晰性是控制的前提。
由于干预的类型不同，这些个体单位可能是公民、村庄、树、田地、房屋或者按照年龄划分的人群
对知识的需求程度与干预的深度直接相关。换句话说，面对的控制需求越强，就需要越大的清晰性以实现控制。
我宁可将之看作驯化的尝试，是一种社会园艺，
国家成功的关键往往是在一个合理的统治范围内具有吸引和掌握足够数量有生产能力人口的能力。
一方面要提高税收和劳役以实现君主的野心，另一方面则要防止可能突如其来的集体大逃亡。前殖民时代的战争多是关于围捕俘虏并将他们安置在王国的近中心区域，而不是为了领土要求。
未来的教化者将他们描述为“尚未被安排的”或“还没有秩序的”（belum di-ator），或者是“还没有被带入宗教世界的”（belum berugama），他们的耕作活动也被描述为“混乱的农业”（pertanian yang tidak teratur）。
在后来被越南复制的“战略小村”的安排中，那些不情愿的居民被安置在排成直线的房屋中，这些房屋都呈同样形状，分别被编上了号码。
殖民地国家一再发现，小的生产者由于较低的固定成本和自由地使用家庭劳动力，永远比国营和私人种植园的产品售价低。
当他们发现他们是错的时候
小生产者四处游荡，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生产和盈利都是不清楚的。大型种植园只种植一种作物，因此评估它们的生产和盈利是比较简单的。
种植园是比马来亚的村庄（kampung）更清晰的社区，这些村庄有着自己的历史、领袖和混合经济。
早期的拓荒定居点事实上没有花费国家的任何资金，并且创建了可以自我生存的家庭企业，这些企业种植并销售商品化作物。作为经济学计划，政府建立的大型橡胶和棕榈油公司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这些大型的、由中央计划和运作的政府项目的政治和行政优点是很多的。
他们的产品通过国家的渠道销售。项目官员建立了大量的制度，任何违反制度的人都会被开除。
国家关于计划定居项目公开发布的理由往往是有序发展和社会服务（诸如提供健康医疗、卫生、充足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已经指出启蒙主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个人权力和利益，另外一个宣扬专家的理性权威；
启蒙主义到了中欧就成为“集权的，而不是解放的力量”。
很快就因为普遍的反抗、腐败和低效率而失败。
希拉·菲兹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恰当地将这种对绝对规模的热情称为“巨型癖”。
以致后来五年计划中的大型工业项目（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还有集体化，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是规模巨大的。希拉·菲兹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恰当地将这种对绝对规模的热情称为“巨型癖”。
经济本身被想象成秩序良好的机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像列宁所预想的一样，按照中央统计局制定的规格和质量生产产品。
改变现实世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议程中唯一的任务。他们还试图进行文化革命以创造新人。
在尤金·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中所讽刺和描写的正是对库尔图拉的这种理解和党对时代同盟（League of Time）的热情，以及对时间意识、高效率工作习惯和准点制度的推崇，这后来又为乔治·奥威尔《1984》的创作带来了灵感。
泰勒主义者的工作原理就是科学地将工作过程分解成简单和可重复的运动，从而使不熟练工可以迅速学会，这个原理可能在工厂运行得很好，
苏联首先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并使自己适应这一历史必然性。” 这种对苏联尊重的背后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对极端现代主义的共同信念。
他们希望进一步学习的许多事情在美国无法试验，部分原因是成本太高、没有合适的大型农场，还有部分原因是许多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对这种试验的含义感到恐慌。”
与规划不同，农场并非假想的、一般的、抽象的农场，而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的和特定的农场，有着特殊的土壤构成、社会结构、管理文化、天气、政治约束、机器、道路以及其雇员的工作技能和习惯。
这些项目忽略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最多认为它们是必须绕过的障碍。
他们创造了新的、大型的、等级制度和国家管理的农场，农场的作物种类和征收的份额
如果我能说服每一个人在每次想说“解放”的时候却说“系统化”，在说“改革”或“进步”的时候却说“动员”，那么我就不需要写许多书讨论俄国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公社低报耕地和高报人口以显得贫困和无力纳税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至于已经决定的谷物征收定额，它们“是根据对耕地不可靠的估计和好年景的假设机械地计算出来的数字”，从一开始就是“虚构的和不能完成的”。
1921～1922年因为饥饿和流行病而死亡的人数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死亡者的总和。
实践中疯狂不切实际的规划与乌托邦抽象的幻想相匹配。专家只要有地图和很少几个关于规模和机械化的假设就可以制订出计划，无须参考地方知识和条件。
12位农学家要在20天内为一个不存在的县社区制订出操作层面的生产计划，他们完全不离开办公室，也不到实地考察。”
当大卢基州（Velikie Lukie）西部的另外一个官僚制庞然大物被证明是没有效率的时候，规划者只是简单地缩小了其规模，并没有牺牲任何抽象的原理。
从符号学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将这一现代主义的农业构想仅仅理解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立碎片。它是对现存农业世界的一种否定。集体农庄要代替村社或村庄，机器要代替马拉犁和人力，无产阶级工人要代替农民，科学农业要代替传统和迷信，教育要代替无知（malokulturnyi），富饶要代替贫困的生存经济。
1931年国家几乎征收了全部收获的63%。
他们从其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如果真的完成了定额，那么下一轮的任务就会增加。
1933～1934年的大饥荒只能被称为是集体化和征收造成的饥荒。
集体农庄的产品有多少要被征收，支付什么价格都是由国家决定。集体农庄的农民每年都要被强迫去修路和运输。他们有义务缴纳他们自留地出产的牛奶、肉、鸡蛋等。禁止农民使用猎枪的法律被通过。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所有自主的公共生活的中心点都被消除了。小客栈、农村集市、教堂和本地的磨坊都消失了，在这些地方矗立的是集体农庄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学校。
所有行政机构和购物中心、学校、社区建筑，以及所有国家运行的机构都建在新网格布局的中心附近。
现在所创造出的农民则依赖国家提供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化肥和种子。
过去各种不同的社会单位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实践，现在则创造出具有统一会计制度的单位以适应全国一致的行政制度。这里的逻辑与麦当劳的管理计划是一致的：模式化、设计相同的单位、按照相同的配方和工作程序生产相同的产品。
对集体化的60年做出全面的评估需要近年才被公开出来的档案材料和比我更能干的人。
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谷物，同时也剥夺他们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国家创造了一个事实上没有自由的劳动阶级，他们与各地不自由的劳动阶级有着同样形式的拖延和反抗。
迅猛的集体化是由掌握足够的谷物和迅速推进工业化这一短期目标推动的。
这是一个典型例子，“最先进”的国家遭遇到“最古老”的阶级，并试图将此产物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适当副本。
越是容易从上而下监督和指导，并且适合征税（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征税）的制度，越可能被推广。隐含在这些比较背后的目标与前现代国家机器的目标并没有多大区别。与征收赋税一样，清晰性也是独裁主义改革的必要前提。
越是容易从上而下监督和指导，并且适合征税（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征税）的制度，越可能被推广。隐含在这些比较背后的目标与前现代国家机器的目标并没有多大区别。与征收赋税一样，清晰性也是独裁主义改革的必要前提。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极端现代主义有着更大的野心和更强的干预。
如果我们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教育，那么最模糊的教育制度就是完全非正式的、完全由地方协商决定的、非标准指导的教育制度。最清晰的教育制度就是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所描述的19世纪法国的教育：“教育部长应该感到骄傲，他只要看看表，就知道整个帝国的学生这个时刻在学习维吉尔（Virgil）诗篇的第几页。”
开放的公共土地不如封闭的公共土地清晰，封闭的公共土地不如私有的土地清晰，而私有土地又不如国有土地清晰）。越是清晰和专有形式的东西越容易被转变为租金的来源，不管是私人财产或国家垄断的租金
很明显，中央集权的极端现代主义可以为许多工作提供最有效、最公平和最适当的解决办法。空间探索、交通运输网的计划、洪水的控制、飞机的制造以及其他一些努力都需要少数专家精心协调的大型组织。控制流行病和污染也需要专家组成的中心接受和消化来自大量不同单位的标准化信息。
让我们以小麦为例，这是我们所称的“无产阶级”作物，我们将它与作为极端的“小资产阶级作物”覆盆子浆果相比较。小麦适合于大规模的农业和机械化。
小麦在播种以后，直到成熟，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直接脱粒，直接进入卡车运到谷仓或装上火车，中间很少需要管理。在地里小麦是比较结实的，收割以后还保持得比较结实，这使它很容易长时间贮藏，贮藏期间损失很小。但覆盆子就不同了，它需要特殊的土壤才能有较好的收成；每年都要进行修剪；它需要多次采摘，并且不能用机器采摘。被包装以后，覆盆子在最好的条件下也只能保存几天。如果包装太紧，或者气温太高，在数小时内它们就会坏掉。在每一个生长阶段，覆盆子都需要精心和及时的照顾，否则就会全部坏掉。
小资产阶级作物的水果和蔬菜都不适合集体农庄，只适合个体农户的副业生产。
生产小麦只需要不多的常规方法，因为谷物比较茁壮，可以允许一些偷懒或闲散的存在，作物能够承受一些虐待。但是覆盆子的生产者必须灵活、敏捷，并且特别细心，因为这些作物的种植是非常复杂的，而果实又很娇嫩。换句话说，成功地种植覆盆子需要丰富的地方知识和经验。
如同“未经改善的”森林一样，坦桑尼亚原有的居住和社会生活模式是不清晰的，并与国家的狭隘目标相抵触。只有对居住方式实现彻底的简单化，国家才可能有效地提供学校、诊所以及洁净饮水等发展服务。
村庄化隐含的另外一个内容是要重组人们的社区以更好地适应政治控制目的和支持国家政策所鼓励的公共农业。
我相信即使在苏联的例子中也存在强大的美学维度。那些能够表现秩序和效率的视觉特征，
他们假设如果安排看来正确，那么事实上就能运转正常。
由于意识形态，那些新社会的设计者从不重视耕作者和牧民的地方知识和实践。他们也忘记了社会工程最重要的因素：它的效率依赖于真正的人类主体的反应和合作。如果人们发现新的安排，不管安排如何有效率，只要与他们的尊严、计划、趣味相背离，他们就会将它们变成低效率的安排。
对于动态和多样化的山谷环境来说，这些方式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静止的和僵硬的。相反，基于不同的时间和洪水的大小、每块土地的土壤构成等，农民具有一些富有弹性的战略
作为发展项目，它却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环境和社会的标本制作术。
从细节来说这些数据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忽视了地方的特殊性：在旱季结块的黏土、不规律的降雨、没有哪个植物品种能抵抗的作物疾病、不适合当地土壤和地形的机械。
项目的资助者弗兰克·萨缪尔（Frank Samuel）有句名言：“凡是可以使用机械设备的地方都不用人工。”
他们大都在地方市场出售产品，这都在国
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政府希望我们生活在村庄中，回答是很简单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提供我们开发土地以及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无法使用拖拉机，我们不能给我们的孩子提供学校，我们不能建设医院或有清洁饮用水，也不能建设村庄的小型工业；相反我们会依赖小城镇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当我们有了充足电力以后，我们也无法通过电网将分散独立的家庭联系起来。
他们将把他们的邻居降为工资劳动者。
“社会主义社区是不能通过强制实现的，”他宣布，它们“只能由自愿的成员建立，领导和政府的职责不是尝试和强制这种发展，而是去解释、鼓励和参与”。此后，到1973年，感觉到按照政府条款进行的村庄化受到了普遍反抗，尼雷尔改变了想法。但是，通过集权的政治等级制度，尼雷尔坚信农民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才是真正有益的，强制的种子在那时已经被种下了。
“有可能——有时甚至是必需的——坚持要特定区域中的农民种植特定的作物，直到他们意识到这可以带给他们更安全的生活，然后他们才不需要被强制种植这些作物”。
尼雷尔喜欢将传统农民散漫和自由的工作节奏与工厂紧凑和彼此依赖的制度做对比。
核心化村庄将意味着过于拥挤……太多的人口和家畜，以及相应的水土流失，土地上出现沟壑、沙尘暴，这些都是人类超出土地承载能力进行掠夺经营所经常出现的现象。”
有些地区的农民不肯收拾他们的行李，拒绝将东西放到运输车上，他们的房屋就被焚烧或拆掉。
住在这里的人们在行政精英中有大量代表。
尽管我们有正式的政策和民主制度，但是一些官员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
尼雷尔希望地方当局在推行国家政策的时候要有见识、贴近群众并更有说服力，他并不比列宁更希望官员遵从群众的意愿。
居住在公路边上往往不具有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它却表现了国家扩大对农民控制的目标往往压过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等其他目标。
在村庄集体农场上劳动与封建徭役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不利条件，再加上公共土地上的盈余（非常罕见）也往往作为村委会的收入，这些都使人们对工作充满怨恨。
当进行共同耕作的时候，大多数小组和村庄的官员都满足于敷衍了事。
产量上的差别自然反映了所投入精力的不同。
农业发展就需要制定“工作时间表和生产目标”。
尼雷尔的农业政策，虽然有华丽的辞藻宣传其弘扬传统文化，但其前提与殖民地农业政策的基本前提并没有什么不同。
很清楚的是，成行成排的作物单一种植大大方便了管理人员和农学家的工作。两种技术都方便了对面积和产量的检查和计算。
一旦那些不可理喻的国家独裁者手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又在上级的压力下不顾普遍反对，要得到结果，那么不人道的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
大概是为方便调查和取悦检查官员，他们希望被规划的村庄内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这就可能会导致一些房屋为了仅仅移动不足50英尺而被拆掉，以便恰好建在调查员所划定的线上
当官员们意识到他们的前途取决于迅速产生引人注目的数字的时候，那么相互攀比的竞争就开始了。
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是培养独裁主义的理想土壤，
那么整个项目就很像一个巨大的国有种植园，尽管土地不是连续的。一个中立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尽管是善意的；但精英们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政策是在“发展”的旗号下开始的。
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缺少信息和规划的情况下，狂妄地进行数百万人的移民。
这些适应环境所产生的实践不可能被编纂成行政的规章。
他们的确可以对坦桑尼亚农村更有成效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垄断了一切有用的知识并强制推行这种知识，这引起了后来的灾难。
但是坦桑尼亚的政治家也只是极端现代主义信念的消费者，早在他们成为信念的生产者之前，这些信念已经在其他地方产生了。
它把农民从原有的环境中移走，在原有环境中他有满足自己许多基本需求的技能和资源，因而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迁到新的环境中，他们的技能几乎没有用处。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定居营地的官员才可能将移民变成乞丐，他们想要获得生存就只能服从和付出劳动。
尽管在埃塞俄比亚的强制移民过程中也恰巧出现了干旱，然而国际援助机构救援的饥荒主要是大规模移民的产物（而不是气候原因造成的）。
共同的纽带、与血亲和姻亲的关系、互惠与合作的网络、地方的慈善和依赖，这些都是村民在过去缺少食品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的主要手段。
当历史的大海还平静的时候，乘坐在自己小艇上的统治者，将小艇挂在人民所乘大船之上，自然会想象他的努力带动了他所乘挂的整个大船的运动。
鼓舞了规划村庄的现代主义视觉美学含有静止的特性。它像一张已经完成的画，不能再被改进。
理念无法消化事实。
任何一个在正式组织中工作过的人——甚至是那些小的、由具体制度严格管理的组织——都知道，手册和成文的指导都绝对不能解释机构是如何成功工作的。真正对机构顺利运行的解释是无穷的、不断变动的隐含理解，默契的协调和实践上的互动，成文的文件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内容。
当巴黎的出租司机要抗议市政当局的制度和收费时，有时就会采用合法怠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遵守所有的交通法规（Code routier），从而使巴黎中心区的交通变得非常缓慢。实际上正常的交通依赖于司机掌握了一套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完全是在正式规则之外，
自由主义学者经常阐述这个观点，如哈耶克倾向于指出，无论如何复杂和清晰，指令经济都不能代替实际运转的市场和价格体系多样的、快速的和相互的调整。
人工设计社区的弱小可以与人工设计语言的孱弱相媲美。
短时间内规划的社区——巴西利亚或者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经过规划的村庄与古老的、自然社区的关系就像世界语与英语或缅甸语的关系一样。事实上人们可以设计一种语言，它在许多方面更有逻辑、更简单、更易普及和更有序，而且从技术上人们也可以使它更清楚和精确。这当然是世界语的发明者拉扎·柴门霍夫（Lazar Zamenhof）的目标，他还设想作为国际语言的世界语可以消除欧洲的地方民族主义。
这是非常弱的语言，没有任何共鸣、内涵、成熟的比喻、文学、口头史、习惯语和实践中形成的传统，而这些是任何一个扎根于社会的语言都会有的。
即使在斯大林主义集体化这类例子中，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保证对既定方向的服从也同样如此。那些全心投入到实现这些计划中的人都无法不在严酷的社会现实和物质事实面前感到挫败。
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项目自命要控制它们所涉及的所有事物，这必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反抗。社会惯性、封闭的特权、国际价格、战争、环境变化
对这种失败的一个回应就是撤退到表面和微型化的范围——就像过去的模范城市和泡特金村庄一样。
正像建筑学的草图、模型和图纸都是为了处理那些难于整体把握和管理的大型社会实体一样，
段义孚（Yi-fu Tuan）对我们如何在良好愿望下将我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大型现象微型化，并将之驯化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他那里，这类事物包括盆景、日本沙画（bonseki）、园林（植物世界的微型化），以及洋娃娃、玩具屋、玩具机车、玩具士兵和武器、特别养殖的作为“活玩具”的鱼和狗。
它要用它的规模和宏大、展示军事力量的阅兵轴线和凯旋拱门来威慑它的臣民（可能还包括官员）。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型官僚制度所必然带来的简单抽象无法充分地表示出自然或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它们的范畴过于简单、静态和程式化，因此无法公正地代表它们所要描述的世界。
我强调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根本性简单化是因为，即使在最初的原始形式下，农业就是对自然中丰富的植物进行简单化的过程。不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们鼓励他们发现有用的植物而限制他们认为有害的植物？
森林被重新定义为“木材农场”，
这类简单化的前提是商品市场的出现，以及利润或税收最大化对国家和企业所产生的竞争压力。
生物社区中无数其他成员被忽略，除非它们对要收获物种的健康和产量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在这章将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温和的、工业化的西方已经明显取得成功的现代科学农业模式为什么在第三世界总是受到挫折？尽管其结果并不成功，但殖民地的现代化推动者、取得独立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仍然热衷于这个模型。
一个经验丰富的农学家已经宣称：“过去约50年在非洲所进行的农业生态研究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急剧现代化’方法的历史纪录是如此之差，因此现在必须更多和更持续地关注回到比较缓慢的、逐渐增长的模式。”
这是系统的失败，即使有最好的管理效率和诚实正直的机构也同样会失败。
期的后果（土壤结构、水的质量、土地租赁关系）和第三方的影响，以及福利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事物”都很少被关注，除非它们开始影响到生产。
它将某一个变量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影响分离出来的能力——不可能适当地处理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
农业科学皇帝般的自负极大地限制了它对许多农民的可用性——它不能理解或综合其模式之外的知识。
农民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知识，只要能够服务于他们的目的，都非常关注，而现代农业规划者接受任何其他途径知识的能力却很差。
耕作就是简单化，甚至最粗糙的农业所生产的植物景观也比未经管理的景观缺少多样性。人类所耕作的作物一旦被完全驯化，就会完全依赖耕作者的管理才可以生存——这些活动包括清除杂草、烧掉灌木丛、打碎土壤、播种、剪枝、施肥。
除了收获的问题之外，耕种者选择时还会考虑到许多其他特征：质地、味道、颜色、可贮存性、美学价值、易磨性和烹饪的质量等。人类的目的是广泛的，他们并没有在一个物种中只选择一种作物，而是选择了许多不同种类，每一种之间都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才有用于煮粥、做面包、生产啤酒和喂牲畜的不同大麦；所以才有“用于咀嚼的甜高粱、做面包的白籽高粱、生产啤酒的深红色小粒高粱，以及用于建房和编筐的秸秆强壮、多纤维的高粱”。
要具有许多关于这些当地作物品种的实际操作知识，即使不是全部，耕作者便有了很大的弹性空间，从而使他们可以面对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各种环境因素。
他们所种植作物的基因多样性（为收获）提供了内在的保障，可以抵抗干旱、洪涝、植物疾病、害虫和气候的季节性反常变化。
通过下赌注般地种下许多慎重挑选的作物，并根据地方小环境做出精细的调整，耕作者扩大了收获的稳定性。
这个简单化还带来了关注范围的根本性收缩，
连锁超级市场的发展，以及它们对运输、包装和展示的标准化规则坚决要求规格、形状、颜色和“看起来”的一致。
这些杂交作物就像免疫系统受到损坏的患者，他们必须被安置在消毒的地方，以免受到感染。在这个例子中，消毒的环境是由普遍使用农药建立起来的。
这里人们可能会想起简·雅各布斯提出的视觉秩序和功能性工作秩序间的重要区别。报纸的编辑部、兔子的大肠以及飞机引擎的内部看起来都可能是混乱的，但是每一个都很出色地反映了与其所承担的与功能密切相关的秩序。
总有植物保护，土壤既不会被阳光晒干，也不会被雨水冲走，如果没有植物，这些都会发生……这只是许多例子中一个，警告我们在对土著农业发表我们意见之前要特别谨慎和对情况要进行彻底了解。对于我们，这里整个农业耕作方式和农民的看法都是全新的，因此很容易从本能的保守主义出发，称他们为傻瓜。
同种的植物被插入的草木隔开，害虫和疾病很难从一棵植物传染到另外一棵。
它们被加以研究的部分是因为许多单一耕作项目的失败。甚至在狭隘的直接生产成果方面，其优越性也是明显的；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方面的目的，如可持续性、水土保持、食品安全，它们的优势就尤其明显。
每一种作物所需要的营养是互补的，而它们的根部系统在不同的土壤层中吸收营养。
多元耕作的多层作用对产量和水土保持有特别的好处。“上层”的作物给“下层”庇荫，而下层植物都是经挑选可以在阴冷的地表生长的
种植领域反映了社会关系、仪式需要和烹调口味；这不是一个直接取自新古典经济学书本的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生产战略。
在复杂的土壤相互作用中，只有一部分成分是可以被精确测量的，其他的只能被实地的观察者所了解，却不能被测量。
这里并不是试图展示多元栽培超过单一栽培的地方，我也没有资格这样做。对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绝对的回答。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和林业的多样性与雅各布斯所指出的城市邻里多样性之间的相似。雅各布斯推论说，邻里越复杂，它越能抵御工商活动和市场价格的短期振荡。
度专业化的邻里像在轮盘赌中一次下光了所有赌注。如果赢，就会赢得很多；如果输，就会输掉一切。对于雅各布斯来说，邻里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它所培育的人类生态：当地所能提供的多样物资和服务、可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安全的人行道、活跃和方便的邻里所提供的可观赏性——所有这些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地方优势的累积。
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对菲律宾轮作的描述是较早和详细的，至今仍无人能及。他指出，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中，一个季节内平均有40～60种作物被种植。但是，从主权国家及其推广机构的角度看，轮作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也是不清晰的农业方式。农田是不断变动的，不定期地被耕作或放弃——很难成为地籍图册的素材。耕作者阶段性地搬迁到新开的土地附近，因而也同样难以被掌握。登记和监督这样的人口就像是西西弗斯（Sisyphean）所做的艰苦而无尽头的工作一样，更不用说将他们变成容易征收的纳税人。
轮作很好地适应环境的逻辑在于它尽可能少地打扰景观和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模仿当地植物的共生关系。
轮作很少根除大树或树桩
实验表明，就像定期烧荒一样，在农田上烧掉灌木（而不是将它们移走），可以提高产量。
“检验某种实践的正确方法是看其在特定环境中的作用如何，而不是看起来是否‘先进’或‘落后’。检验需要仔细控制的投入-产出试验。如果进行比较，在一定投入条件下，在‘部分清理’的土地上进行‘浅耕’比别的方法能得到更高的回报，并且这些结果可以被保持，那么这个技术就是好的，不管它是昨天还是几千年前发明的”。
多数轮作的农民并不像经常假设的那样没有头脑，他们都熟悉许多耕作技术，并从中进行了仔细的选择。
田之佳肥乃农人之足迹。
推广机构往往将化肥和农药作为土壤的药。
在理想状态下，化肥的实践方式要求生产者同时具有任何单个专家都不可能具备的广泛的跨学科知识，以及只有农民才可能有的对一特定地块的特殊性知识。
专家越是要在政治上平等地与农民协商，那么官方机构地位和权力背后的基本前提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如果我们暂时放开这个关注点，开始考虑更广泛的因变量（产出），如土壤肥力、与家畜间的相互关系（饲料、肥料）、与家庭劳动力的兼容等，那么比较各种变量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会迅速超出科学方法所能处理的范围。
就已经没有严格重复的轨迹，也无法预测系统的长期状态。当每一个新因素被引入时，由此衍生的各种相互影响关系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农业科学研究倾向于选择其方法适用范围内的农业技术，
农业机构，就像科学林业官员一样，往往按照自己的意志简化环境，使之更能适应自己的知识系统。
部分问题在于主效果之外的负效应不停地衍生出分支。第一级影响，如当地昆虫数量的减少和消失，引起了开花植物的变化，这又引起其他植物和啮齿动物等的生存环境的变化。
如同卡森所指出的，科学家对农药与水和土壤混合并接受阳光照射后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完全不清楚。
它具体开始于人们注意到鸣鸟数量的急剧减少。公众对在他们厨房窗外失去的鸟鸣的警觉，引发并最终通过科学研究追踪到DDT是如何沉积在鸟的机体中，这使蛋壳易碎，从而导致繁殖的失败。
这个例子与其他例子一样，都说明科学模式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排除试验之外的影响因素而取得的，但是这些因素经常返回来产生报复性后果。
他们对于按照这个逻辑产生的“公司之外”的更大结果不承担经济责任。
只有在过去十年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大型农场……可以通过外部化它们的某些成本而获得利润。大型农场运行的害处都存在于大型农场的决策框架之外。垃圾处理、污染控制、给公共服务增加的负担、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损害税收基础以及经济权力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公司认为是规模扩大的成本。毫无疑问，它们是更大的社区成本。
尽管农业公司的经营分析师周边视觉较弱，但是单个或大公司整体所有的政治影响可以帮助它们避免受到出其不意的打击。
除非他们只关注眼前的产量，完全不管任何后果，否则，他们都要关注可持续性问题，或希克斯收入。
实际的科学实践将景观的一部分封闭起来——盲点、周边视野和长期的观点——这部分正构成了真实世界中令人生畏的一部分。
平均天气或标准土壤仅仅是统计虚拟。
一个好的农民（就像画家、四分卫、政治家）必须掌握许多可能的解决办法，
植物往往“非常挑剔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生长，在什么条件下发芽”，如同埃德加·安德森解释的，“它们容忍或不容忍哪些植物作为邻居，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容忍或不容忍，这些非常复杂的事务似乎从没有被考察过，除了对很少物种所做的初步观察”。
所有农业都是地方性的。
小块试验田与农场是完全不同的。
对这样一个缺乏根本依据的技术，应用高等数学又能得到什么益处？
不仅天气、作物和土壤是复杂和多变的，农民也同样如此。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一天又一天，数百万农民在追求各种各样复杂的目标。这些目标，以及它们不断变动的组合使得任何简单模型和描述都不可能。
如果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企业都是合伙制，有着自己内部的政治，尽管成员之间地位一般并不对等。
后者更多依靠大棒手段而不是胡萝卜手段。
它们的效果与苏维埃集体化和乌贾玛村庄化的休克疗法不同，后者更多依靠大棒手段而不是胡萝卜手段。
农业的实际逻辑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科学农业的逻辑则相反，它是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
他们不仅仅生产作物，他们同时也在创造有着植物育种技术、灵活的战略、生态知识和强烈自信和自主的农民和社区。
这一基本过程与安第斯山区的工艺生产过程正好相反，农民从田地、土壤和生态开始，然后选择或开发可能在这个地方生长良好的作物品种。这些作物种类多数反映了地方需求和生态条件。科学的马铃薯种植与此相反，它的出发点是新的作物或基因类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改变和统一农田的条件，从而使农田适应基因类型的特殊需要。
从理想的基因类型开始，按照其生长所需条件改变自然，这个逻辑带来了一些可预期的后果。推广工作从本质上就是改造农民的农田以适应基因类型。这往往需要农民购买并在适当的时候施用氮肥和农药。此外，农民还需要给作物浇水，这在许多地方只有通过灌溉系统才能实现。
这个过程的逻辑——在实际农田中远未实现的逻辑——就是要将农民转变为“标准”的农民，他们在同样土壤和同样平整的土地上，按照种子说明书的指示，使用同样的化肥、农药和同样数量的水，种植同样的基因类型。这实际是一个同质化和消灭地方知识的逻辑。
一旦农业科学家的职业被限定在将农民的地块提高到同一状况，从而满足新作物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关注农民实际农田中的多样化条件——其中一些是无法改变的。将研究的抽象强加到农民的农田（或生活）中比从泥泞的土地上发现研究题目更方便。
很少有农业专家反问自己的工作出发点是否错误，像革命前俄国的S. P. 弗里多林（S. P. Fridolin），“他认识到他的工作实际上在戕害农民。不是先了解当地的条件，再使农业实践更好地适应这些条件，他一直试图去‘改善’当地的实践以适应抽象的标准”。
科学农业倾向于鼓励创造大型人工的实践和环境——灌溉系统、大型的平整土地、按照公式使用化肥、暖棚、农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同质化和控制自然，从而为基因类型保持“理想”的实验环境。
如果一个环境是刻板正规的，那么一套清晰的制度对你会有帮助。
国家的简单化、集体化、自动流水线、种植园和人工规划的社区都具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将有血有肉的现实精简到极点纯粹的骨头，这样这些规则才可以更好地解释条件，并指导行为。在这些简单化可以被强加的范围内，那些创造规则的人可以提供重要的指导和指令。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失技能（de-skill）的内在逻辑。如果环境可以被简化到几条规则就可以基本解释的地步，那么那些阐明规律和技术的人就可以极大地扩展他们的权力。
如果他们成功，那些有着高度自主、技能、经验、自信和适应变化的农民就被遵从指令的农民代替。
如同杨·杜威·范德普勒格表明的，新的马铃薯基因品种往往失败，这种情况即使不是立刻发生，也会在3～4年中发生。
新品种的良好生产需要许多因素的保证，一旦其中任何因素超出范围（天气太热、施肥晚了等），产量就会受到很大损失。几年中，新的基因类型“甚至不能达到最低的生产水平”。
农民在农业实践上是崇拜多神的，他们能从正式科学的认识论中迅速采用任何看起来有用的内容。但是研究者都是受一神论的影响，因此无法吸收非正式试验的实践结果。
与对半工业化极端现代化农业模式的崇拜逻辑并存的是对真实农民实践，以及对从中所能学到内容的蔑视。科学应保持怀疑精神，对这些实践进行客观公正的探讨，作为盲目迷信的现代农业则鼓励对其蔑视和草率抛弃。
西非及其他地方的农民应该被看成整个一生都在农田中从事季节性试验的试验者，他们不断将试验结果纳入他们不断进展的实践总体中。
这些试验者周围有成千上万其他当地试验者，他们交换各自的发现，并分享民间智慧中所包含的前代人的知识，可以说他们是在直接使用丰富的民间研究图书馆。
解决农业问题的途径必须要从农田中，而不是从实验室中寻找。发现决定因素就已经完成了整个战役的3/4。在这方面，那些作为观察者的农民和劳动者一生都与自然紧密接触，对于研究者会有很大帮助。
在混合耕作的实践中，他们现在仍然是先行者。”
我们来仔细考察实践知识，这是现代主义冒险忽视的知识。
薄弱的简单化和实践知识：
那些遵循几个理性定律所规划出的“科学城市”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也是社会失败。
那些经过设计的城市的失败往往被一些完全在计划之外的临时即兴实践和非法行动改变，
列宁和卢森堡早已知道——革命是侥幸成功的，它依赖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述的偶然行动、失误和运气，而不是阅兵场上的精确训练。
那些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劳动者从国有部门中“偷来”时间、设备和物资经营自己的小块自留地，俄国餐桌上的奶制品、水果、蔬菜和肉食主要是由他们提供的。
被强制定居的坦桑尼亚农民也成功地抵制了集体生产，流动并回到更适合放牧和耕种的地方。很多时候，国家对农业生活和生产强制实施简单化的代价是饥荒，如斯大林的集体化。
简单的规则本身完全不能建立可以正常运作的社区、城市或经济。更明确地说，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寄生于非正规过程，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承认非正规过程的存在，但没有它们又无法生存；同时，没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无法自我创造或保持。
对于很多工会主义者来说，这些朴素的深刻发现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这是他们合法怠工的基础。在合法怠工行动中（法国人称之为“grève du zèle”），雇员开始在工作中严格遵守每一条制度，只做那些在他们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工作。这样达到的预期结果就是工作停顿，即使不停顿也如同蜗牛的步子一般非常缓慢。工人没有停止工作，他们逐字逐句地遵守书面指令，但又取得了罢工的实际效果。他们的行动突出地表明了，真正的工作过程严重地依赖非正规的理解和即兴的行动，而不是正规的工作制度。
他们所依据的经过检验的假设就是，严格按照书本工作肯定比主动工作低效。
它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出发点来理解为什么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项目具有如此潜在的破坏性。它们所忽视的——经常也是它们禁止的——正是支撑复杂活动的实践技能。
在好的情况下，科学知识认为实践知识是不重要的；在坏的情况下，科学知识认为实践知识是危险的迷信。
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是专家及其机构争夺制度霸权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由此看来，泰勒制和科学农业不仅仅是生产的战略，更是控制和占用的战略。
按照一个传说，是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传说是马沙索特酋长（Chief Massasoit）］告诉他们，要在橡树的叶子长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时候开始种植玉米。
在这个建议里面包含的是通过仔细观察获得的新英格兰春天各种现象交替产生的知识，
对于美洲土著来说，正是这种有序的前后相续，比如臭菘菜发芽，柳树开始吐叶，美洲红翼鸫回飞，蜉蝣开始孵化，提供了可观察的春天日历。
作为经验方法，它们几乎是避免霜冻的最简单可靠的公式。
我们可以将这个建议与那些更普遍的测量单位相比较。一个当地编纂的典型的《农民年历》很能说明问题。它可能建议在5月第一个满月以后，或者一个特定的时间，比如5月20日后种植玉米。
土著美洲人的谚语是乡土和地方的，与地方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相协调；它查询这个地方的橡树叶，而不是任何地方的。尽管它有很强的特指性，但它在各地的实用性非常好。它在北美的任何有橡树和松鼠的地方都可被成功应用。
这里，“米提斯”看来比任何其他的选择，像“本土技术知识”（indigenous technical knowledge）、“民间智慧”（folk wisdom）、“实践技能”（practical skills）、“技术知识”（techne）等都能更好地传达我头脑中实践技能的意思。
英文中，米提斯经常被翻译为“狡猾的”或“狡猾的智能”。虽然并非错误，但这个翻译无法公正地反映米提斯所包括的知识和技能。更广泛的理解是，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
所有人类活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米提斯，一些活动尤其需要。适应反复无常的物理环境，后天获得的如何航海、放风筝、钓鱼、剪羊毛、驾车、骑自行车的知识都依赖米提斯的能力。这些技能每一项都需要通过练习获得的手眼协调以及“读懂”波浪、风和道路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说明他们需要米提斯的一个有力指标就是不参与活动就无法教授这些活动。人们可以设想写出一份清晰的骑自行车指南，但是很难想象初学者能够按照指南第一次试骑就学会。“实践出真知”的格言正是为这类活动而写的，要掌握骑自行车就需要不断地、几乎察觉不到地调整，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际练习。只有通过练习中获得的对平衡运动的“感受”才能自动地进行平衡。
对于那些必须依靠对生产工具和材料的触摸和感觉才能使人掌握的手艺和生意，传统上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学徒后，才能成为师傅。
除了有些说不出的差别（这经常是能力和天资的差别）之外，骑自行车、钓鱼、剪羊毛等都可以通过实践学会。因为每条道路、每阵风、每条河流和每只羊都是不同的并在不断变化，像奥德修斯一样，最好的实践者就应该具有不同条件下的经验。如果你的生命就依赖于你的船是否能从恶劣天气中返航的话，那么你一定希望有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而不是可以分析航行中的自然规律但从未实际航海过的杰出物理学家。
那些处理紧急情况和灾难的专家也是米提斯的一个例子。救火队员、营救队、伞降医生、矿山救援队、医院急诊室的医生、电线修理人员、油田灭火队，以及我们将看到的在不稳定环境中生存的农民和牧民，他们对减少灾害和抢救生命都要做出快速和果断的反应。尽管有经验可以教授，但是每一次火灾和事故都是特殊的，成功的重要条件是知道按照什么程序，应用哪些方法，以及什么时候抛开书本而依据现场情况发挥。
小职员负责处理的是可预期的常规环境，通常可以预先指导并计划到细节。阿代尔不可能为了应用统一简单的方法而简化环境。
一个成功的足球运动员不仅要知道他的队友们的步骤，而且要知道球队迷惑对手的措施和假动作。特别要注意，这些技能既是一般的，也是特殊的；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的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的特长，每一个队都有特殊的技能组合和特殊的“化学组成”，而每一次与不同对手的比赛都代表一次独特的挑战。
航海者要适应风和海浪，但不能直接影响它们；
迅速并很好地适应突发事件——包括自然事件，如天气和人类事件，如敌人的行动——并且运用有限的资源以创造最好的结果，这种技能很难作为预先计划好的方法被教授。
不易言传和经验似乎是米提斯的核心特征。
皮尔斯要人提起两个重物，并判断哪个更重。最初他们的辨别很粗略，但是随着实践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就可以精确地区别重量上的微小差别。尽管他们不能精确地指出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东西，但他们实际的区别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皮尔斯以这一结果证明人们之间通过“模糊意识”（faint sensations）可以进行潜意识的交流。对于我们来说，这表明存在一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基本知识，它们不可能远离实践而通过书写和口头形式进行交流。
米提斯最适用于很多大体相似但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已经成为实践者第二天迅速和娴熟的适应，这几乎已经成为实践者的第二天性。米提斯也需要经验法则，但是这些法则主要通过实践（往往通过正式的学徒身份），以及成熟的感觉和技巧获得。米提斯抵制将其简化为可以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演绎规律，因为它所起作用的环境是非常复杂和不可重复的，不可能应用任何正式的理性决策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中间地带，前者根本无法使用任何公式，而后者却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学会。
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应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应用过程中的微妙之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变异的、不确定的（许多事实是未知的）和特殊的背景下，米提斯才是最有价值的。
米提斯的地方性和特殊性。
在大海中（比较“抽象”的空间）航行需要比较一般的知识，而在某个港口的繁忙运输中引导一艘船则需要与环境联系紧密的具体知识。我们可以将导航的艺术称为“地方性的和有特定环境的知识”。导航员所知道的是当地沿海岸和港湾的潮汐和水流、当地风和浪的特点、不断变化的沙洲、没有标记的暗礁、季节性变化的小水流、当地的交通条件、从山岬和海峡吹来的每日变幻莫测的风、晚上在这个水域如何导航
一项特定的技能每次应用都需要针对本地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个为大型资本密集的海运公司提供商业保险的公司只依赖事故的概率分布依旧能够赢利。
米提斯就是影响特定事件中最终结果——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所必需的能力和经验。
如果要取得在当地的成功，那么越是一般适用的规则，就越需要通过翻译。
如果以语言为例，我想经验的方法就类似于语法，而米提斯就像实际的说话。就像讲话并不是从语法中推演出来的，米提斯也不是从一般规律推演出来的。讲话是通过模仿、使用、试验和错误而发展的。学习母语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一个连续的、不断纠正错误以接近目标的过程
我们并非从学习字母、单词、句子片段和语法规则开始，然后使用这些内容创造语法正确的句子。如同奥克肖特所指出的，有了语法知识人们也完全可能仍讲不出明白易懂的句子。语法规则来自实际语言实践的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培养良好口语能力的现代语言训练者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都从简单的短句开始，机械地重复，从而强化对模式和重音的记忆。语法隐含在练习中，或者是在后面才被引入语法作为整理和总结实践知识的方法。
技术知识的特点是非个人化的、准确量化的，并关注解释和考证，而米提斯关注的是个人技能、“感觉”和实践结果。
对技术知识作为理想和典型的知识系统所做的描述与现代科学的自我形象很相似，这并非偶然。
技术知识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典型的自我推论系统，它的发现可以由其最初的假设逻辑推论得出。某种知识形式越是符合这些条件，它就越客观、普遍和不受具体背景的影响。
米提斯的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它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
柏拉图声称，所爱，或应该爱的不是那个被爱的人，而是反映在被爱人身上纯粹的美的形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持不受欲望影响的纯正和理性的爱。
完全不受偶然性、猜测、背景、愿望和个人经验影响，从而也不受米提斯影响的人类努力范围就此被看作人类的最高追求。它们是哲学家的成果。基于这个尺度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欧几里得几何学、数学和一些自我推论的分析哲学，可能还有音乐被认为是最纯粹的人类追求。
与自然科学和具体的实验不同，这些原理都存在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中，不被物质世界的偶然性所触及。它们开始于人的头脑或一张白纸。毕达格拉斯的公式，a2+b2=c2，永远适合于任何地方的所有直角三角形。
西方哲学和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不断循环出现的主题）就是试图重新系统地阐述知识体系，从而排除不确定性，达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具有的精确逻辑推理。在自然科学中，结果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地方，尽管也做了同样不懈的努力，结果却仍不明确。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模仿了数学证明的第一步，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与实用主义者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快乐和痛苦（快乐论）的计算，将伦理学研究简化成纯粹的自然科学，简化成对“所有可以影响个人境况的考察，对此给予评价和分类，不给机会、突变和无控制的决定留下任何可能。所有事物的大小、数量、重量和尺度等方便都被加以勘测，并被固定下来”。
这种再表述的逻辑与实验活动和现代农业自我界定范围是类似的。通过限定其研究范围，它获得了很高的精确性和科学力量，但是所付出的可能代价就是范围过窄、不适用以及来自人为限定范围之外讨厌的隐藏变量的干扰。
技术知识最适合那些“只有单一目标或结果，而且目标可以在行动本身之外被详细说明，并且容易进行量化”的活动。
农业生活、社区、家庭需求、长期的土壤结构、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等问题，或者很难被纳入进来，或者被完全排除在外。
如同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的，问题在于某些实践选择“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适当地和完全地被普遍规律系统来表达”。他以航海和药物学为例，说明长期经验带来的实践智慧是出色的表现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充满米提斯的活动，需要回应、临场发挥，以及技巧的逐次接近。如果相信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故意避免写下他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他认为哲学活动更多地属于米提斯，而不是认识论或技术知识。书写的文本，即使采取哲学对话的形式，也是一套被编纂的原则的呆板汇集。与此不同，口头的对话是实时的反映参与者之间相互共鸣的回应，它的最终结果是无法预先设定的。苏格拉底明显地相信，我们现在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就是哲学，而不是作为结果的课本。
它的目标总是要达到当地的目的和表达重要的地方性特征（如“两头牛的农场”），而不是提供一些普遍的测量单位。
这些地方性度量单位往往比抽象度量单位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它们的确包含了与当地更有关的信息。对于国家机器的目标而言，正是这些在各地都不同的地方性和实践性指标使得米提斯成为混乱的、内在不一致的和无法整合的。
当地人对植物的分类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最重要的是当地的实践和价值。因此各种植物的分类遵循了实用的逻辑：煮汤的材料、编绳的材料、医治伤口的植物、治疗反胃呕吐的植物、对牛有毒的植物、可以用于纺织衣物的材料、兔子喜欢的食物、编篱笆的材料等。
检验米提斯的试金石是实践中的成功。
直到最近，农业上所有的进步实际上都来自田间，而不是来自工业和科学。
实践知识的力量来自对环境非常细致和敏锐的观察。
密切观察中有着农民直接切身的利益。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推广机构无须采用自己的建议，而农民是自我结论的直接消费者。
除了有经验的邻居之外，小农没有外界的专家可以依赖；他必须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做出决策。
许多小农的贫困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地位是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和试验的
么两人中比较贫困的一个就会有切身的、生死攸关的兴趣来发明新的捕鱼技术、仔细观察鱼的习惯、细心设置渔网和鱼梁、发现不同种鱼的季节性洄游的时间和信号等。
农民始终是社区中的成员，社区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口头文献图书馆，它是农民所做的观察、实践和试验的总和，
“前科学”人民的实验趋势往往是由致命的威胁推动的，它带来许多重大的发现。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知道嚼金鸡纳树皮可以治疗疟疾，但是他们不知道它的有效成分是奎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起作用。西方人知道在早春吃一些特定的植物，如大黄，可以缓解冬季坏血病的症状，但他们完全不知道维生素C。早在青霉素发明之前很久，某些面包上的霉就被用以阻止感染。
按照安尼尔·古帕特（Anil Gupta）的说法，现代药典约3/4的内容来自已知的传统药品。甚至在没有治疗方法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采取什么措施能减少受传染病感染的机会。
地方知识通过反复试验，或者如一般所说的随机方法，很多时候不需借助于科学方法就找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所以詹纳发明的使用牛痘的疫苗也并不是完全创新。一个年轻女孩告诉过他，自己可以抵抗天花的感染是因为她已经感染了牛痘。沿着这条思路，詹纳给他自己的孩子们接种了牛痘的感染物，发现他们对接下来的天花疫苗没有反应。
詹纳的疫苗并不是完全与过去隔离的突兀的成功，而是原有接种技术的直接继承者”。
慢慢发展酝酿的时间（也就是试验者和他们的委托人在疾病连续流行过程中不同观察战略的结果），以及试验结果的交流（通过传播链）。只要他们不需要电子显微镜，这些热情、细致的观察，大量业余专家试验各种不同的可能和反复试验所需要的时间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产生多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才是奇怪的。
重视实践知识、经验、随机的推理，米提斯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已被超越的先驱。它的推理模式特别适合复杂的物质和社会任务，在这里，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有经验）的直觉，摸索着前进。
日本的水土流失控制就像下象棋。林业工程师在考察了受侵蚀的山谷以后，走出了第一步，建起了一座或数座防洪试验堤。他等待着，看自然对这有什么反应。这决定了他的第二步，可能是再建几座堤坝，增加原有的堤坝，或者建立护岸堤。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走出下一步，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水土流失被控制。自然力量的作用，如沉淀、植被恢复等都被加以引导和利用以取得最好的利益，从而降低成本和取得实际效果。在这个地区所尝试的都是自然已经取得的成就。”在霍华德的描述中，工程师无疑意识到他在和“一个山谷的艺术”打交道。基于过去经验的每一个谨慎的小步骤都会带来新的不可完全预测的效果，这又成为下一步的出发点。许多包括了大量无法准确预测其价值和相互影响变量的复杂任务都属于这一类：建房、修车、完善一架新的喷气飞机、手术治疗膝盖、种植一块农田。
相互作用不仅仅在物质环境中，也包括社会互动——建设新的村庄和城镇并迁移人口，组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农业集体化——如此复杂的互动和不确定性（与可计算的风险不同）令人恐惧。
林德布洛姆和赫希曼的观点是从全面掌握的野心做合理的战略性退却，转为综合和理性的规划。
那么“有限的理性”
一步步“勉强应付”的工作方式是水土流失管理和公共政策实施领域中唯一明智的过程，这里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具有广泛经验的人才能正确解释前一步带来的结果和反应，从而决定下一步。人们会需要那些经历过多次意外和有许多成功经验的水利专家和政策管理者。他们会有更多的相应措施，在观察环境中他们的判断更肯定，对可能的意外会有更准确的感觉。虽然他们的一些能力可以被翻译和教授，但是更多还是不成文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第六感觉。
米提斯知识是如此不成文和自动，以致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往往不知如何解释它。
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技能和手艺实践者都发展出了很多自己的动作、触摸感觉、有区别的格式塔心理（gestalt）以评价其工作和从经验产生的准确直觉，这些直觉无法交流，只有通过实践获得。
在印度尼西亚，上了年纪的布吉人船长即使在甲板下沉睡，只要航向、天气、水流或三个的任意组合出现变化，他立即就会醒来。当海浪的大小改变，或者开始从不同方向冲击船，船长马上就能从船的前后左右的摆动中感觉这种变化。
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可以通过植物——它们的活力、它们的生长，充沛的根和健康的‘光泽’——来说出土壤的状况和有机腐殖质的质量……在良好土地上生长的牲畜也同样如此。”他继续说，“根本无须称重或量尺寸，一个成功的放牧人，或经常与牲畜打交道的屠宰高手，只要看一眼就足以了解土壤或牲畜管理得是不是很好，有什么问题”。
这些见识和直觉处于什么地位？我们可以称这种技能为“生意上的窍门”（并无欺骗的意思），这是大多“狡猾的”实践者后天学会的。
实际上在这些故事中所描述的经验判断都可以通过检验和测量得到证实。
中国的菜谱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其指令常是“把油加热到要冒烟”。菜谱假设厨师已经犯了足够多次的错误，知道油在冒烟之前是什么样子。
通过系统地贬低我们所称的米提斯，也就是实践知识，来建立自己成功的制度化之路。
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米提斯的市场是一个接近完美竞争的市场，地方垄断往往被来自下层和外面的创新打破。如果一项新技术能发挥作用，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使用者。
以随着时间的延续，它们发生了很大变化，却同时认为自己忠诚地信守了传统。
与一个社会中所储存的米提斯最好的类比的是它的语言。
但是除非有一个有着极其严厉警察权力的中央语法委员会，否则语言总是在增加新的表达方式，发明新奇的组合，双关语和讽刺也在破坏旧的公式。
不断出现新的混合词，但使用这些语言的人都懂这些新的语言。对语言方向产生影响的力量从不会均衡地分配，创新可以来自很远或很广大的地方，一旦其他人发现创新是有用和贴切的，就会将它们作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应用。同米提斯一样，在语言中人们也很少能够记住创新者的名字，这也有助于产生共同和交互的产品。
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村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常惊讶于我邻居们广泛的技能和对当地生态的随意知识。
当然他们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询问农民，毕竟他们是专家
这一成功的生物控制实验需要掌握几种知识作为先决条件：黑蚂蚁的栖息地和食物，它们产卵的习性，要猜想什么物质可以替代作为移动的产卵房，并且还要有黑蚂蚁和红蚂蚁喜欢彼此打仗的经验。
这些社会条件至少需要有兴趣的社区、积累的信息和持续的试验。偶尔也会有一些正式组织看来非常适合收集和交换实践信息，就像19世纪法国的聚会
聚会是农民家庭冬季晚上的一种传统聚会形式，往往在谷仓中举行，以借助牲畜的体温来节约燃料。除了社交和节约燃料没有什么正式的议程，就是当地人集合在一起，一面脱粒或刺绣，一面交换各种意见、故事、农业新闻、建议、闲话、宗教或民间故事。考虑到每一个成员都有其一生的观察经验和实践，由此而做的农业决定和每一个家庭休戚相关，聚会则成为未经预报的日常实践知识交流会。
远离市场和国家的社区会保留更高程度的米提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必须依赖手边的知识和材料。如果到当地的商店或农民协会可以找到很便宜的杀红蚂蚁的农药，我肯定马塔·伊萨会使用它们。
每天都有一些形式的米提斯在消失。由于各种物质的流动、商品市场、正式教育、职业的专业化和大众传媒甚至普及到了最边远的社区，精心制作米提斯的社会条件受到了破坏。
当便宜的机器制造的袜子进入市场以后，织补技术也同样失传了，没有人怀念它。
我们失去的大多数米提斯都是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多数米提斯的消失都使人们从繁重和艰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米提斯的被破坏和被来自中心清晰的标准公式取代，是国家和大型官僚资本主义活动的中心内容。
因为任何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生活都不能只按照公式来安排——也就是说没有米提斯。刺激这些项目的逻辑只是控制和征收赋税，因为地方知识是分散的和相对自主的，几乎是无从控制的。削减米提斯和它所带来的地方控制，或者更接近乌托邦的理想。而将其完全根除，对于国家来说是行政秩序、征收赋税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来说，它是劳动纪律和利润的前提。
史蒂芬·马格林早期的著作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资本主义利润不仅仅需要效率，更需要效率和控制的结合。
效率只能产生潜在的利润”，马格林指出，“没有控制，资本主义就无法实现利润。因此巩固资本主义控制的组织形式可能增加利润，即使它对生产力和利润产生负面影响也仍为资本家所欢迎。反过来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削弱了资本主义控制，也可能导致利润的减少并被资本家拒绝”
有效率的生产越是可以以工匠为基础组织起来（按照马格林的说法，比如早年的羊毛纺织和丝带的编制），资本家越是难于从分散的工匠群征收利润。
泰勒制的乌托邦梦想——在工厂中所有的人手都或多或少被简化为自动的运动，就像被程序化的机器人一样——是根本不现实的。人们并非没有尝试过它。戴维·诺贝尔（David Noble）描述了大量资金支持的尝试通过数字控制生产机器工具的例子，因为它预示了“要从人工中获得解放”。它最终的失败正是因为系统设计排除了米提斯——实际的修正，也就是在材料、温度轻微变化和机器出现磨损和不规则，以及机器出现故障等情况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做的相应调整
数控被想成魔法，但你能自动做的事情完全就是生产废品”。
尽管集体和种植园农业很少是有效率的，但是如同我们看到过的，它们所代表的是最清晰，因而也是最容易征收赋税的农业形式。
大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也面临着工业资本家同样的问题：如何将本质上是工匠或米提斯的农民知识转变为标准的系统，从而使他可以控制其工作和强度。
有许多种植园都通过政治影响以获得补贴、价格支持和垄断特权，从而弥补它所缺乏的效率。
知识帝国主义
他们说……他是如此沉迷于纯粹科学……他宁可人们因正确治疗而死亡，也不愿意因错误治疗而康复。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我大胆提出的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反对极端现代主义或国家的简单化本
识论的知识，尽管在实践中从来无法与米提斯决然分开
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来自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
普遍主义的要求似乎内生于追求理性主义知识的方式中。尽管我不是知识哲学家，但是在这个认识论大厦中似乎没有为米提斯或实践知识而开的进入之门。
与此不同，米提斯没有将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筐中；它从不要求普遍性，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是多元主义的。
当有像阿尔伯特·霍华德这样的人，自己是谨慎的科学家——了解到农业的“艺术”和非计量的研究方式，他们就会走出经过编纂的科学知识领域。
掌握了不证自明（往往也是半生不熟的）的社会理论的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国家已经给人类社区和个人生计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如果领袖们认为人民是新政权可以书写的“白纸”，就会出现更大的危险。
我们理解他们信奉极端现代化目标的历史和逻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他们的信仰与独裁主义的国家权力结合起来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
当然，如果一个人拿着一张假想的地图，并自以为是张真实的地图，那比根本没有地图还糟；他会在能询问的时候也不询问，一路仔细观察一切细节，使用他所有的感官和智力去不断寻找他应该去的地方。
我们所考察的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插曲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被认为是悲剧。第一，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们的行动远非攫取权力和财富，而是被改善人类条件的真诚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本身带有致命的弱点。这些悲剧与对进步和理性秩序所持的乐观主义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极端现代主义信念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这些信念以不同形式随处可见，在殖民地的发展计划中，在从东方到西方人工设计的城市中心、集体农庄、世界银行的大型发展计划、游牧人口的定居，以及工厂的工人管理中都可以见到。
如果说这样的项目在一些国家给人类和自然带来巨大损失，原因一定是不受代议制制约的国家权力可以消除所有的反对而推行项目。
这些项目背后具有合法性和感染力的理念却是完全西方的。过去被认为是由全能上帝所赐予的秩序与和谐现在则被由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者所赐予的进步理念的相似信仰所替代。
当战争、革命、经济崩溃或新取得独立的时候，其他形式的合作已经失败，或者完全不适应将要面临的艰巨任务，他们的权力就是无可争议的。他们制订的那些计划在清晰性和标准化方面与17世纪和18世纪绝对君主的规划非常相似，如出一辙。
20世纪在进步、解放和改革的口号下出现了如此多的政治悲剧。
从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完整的前提出发给出的建议是多么少见。
过去的20年中适当营养所需要的许多新的、基本的成分才被发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应该有更多新的成分被发现，因此，基于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建议在一个食谱中应包括尽可能多样的食品，只有这样才能包括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基本物质。
社会和历史的分析会减少人类事件的不确定性。一个历史事件或事物的状态仅仅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表面上看来是宿命的或必然的，但其实完全有可能出现另外的结果。
当那些下赌注的人认为凭借对历史进步规律和科学真理的掌握就可以知道未来是什么的时候，所有关于不确定性的意识都在他们的信念面前消散了。
他们暂时的雄心意味着，即使他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到他们行为的直接结果，但无论如何计算，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第二轮或第三轮的结果，或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这副牌中的未知因素就是那些不在他们模型之内的人或自然因素——干旱、战争、反叛、瘟疫、利率、世界消费价格、石油禁运。
如果对未来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如果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将要不断面对意外和惊奇，那么任何计划、任何药方都无法应付未来不断显现出的不确定性”。
指令性经济的右派批评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彼得·克鲁泡特金这样来自左派的集权
小步走。从社会变迁的试验角度看，我们要假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干预在未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尽可能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然后再计划下一小步的行动。
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不可逆的干预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对生态系统的干预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对生态系统内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
聪明的修补匠的首要原则就是保留所有零部件。
为意外情况做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在农业项目中，这意味着要选择和准备土地从而使之可以生长多种作物。在房屋计划中，这意味着房屋设计上可以适应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弹性。
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计划永远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那些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设计。
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所有那些接受这些利益的人类主体。这些主体是异常抽象的。各种各样的人，从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拉特瑙、苏联农庄集体化的规划者，甚至到朱利叶斯·尼雷尔（只为他言辞间对非洲传统的关注）都在为被简化到一般的主体做设计，他们需要多少平方英尺的住房、多少英亩的耕地、多
缺少背景和特性并非一个疏忽，这是任何大规模计划行动所必需的前提。主体越是被作为标准化的单位，其在执行计划中的分辨能力也就越强。在此严格限制内的问题才能得到精确的定量回答。
在极端现代主义的项目中可能最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他们有真正的平等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推动力，但他们对普通人的技能、才智和经验的信心何其缺乏。在泰勒制的工厂中，这表现得很清楚。在那里，工作组织的逻辑就是要将工厂中人的工作降为一系列的重复运动，也就是尽可能像机器一样。
规划越宏大和越详细，留给地方自主和经验的机会就越少。
如果事实，也就是有生命人类的行为，反抗这样的试验，试验者就会烦躁，并试图改变事实以与理论吻合，这实际是对社会的重新剖析，直到他们能够成为理论最初所宣称试验应该导致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这类地方，我们最好想象两种不同行动图示的存在。在一个规划的城市邻里社区中，第一幅图示是由街道、建筑物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追溯设计者为从工作场所到住家、货物运输、购物等所设计的道路；另外一幅图示颇像慢速拍摄的照片，所反映的是那些未规划的活动——推儿童车走路、逛街、散步、看朋友、在便道上玩跳房子游戏、遛狗、看街景、在工作和家之间抄近路等。第二幅图示所展现的比第一幅图示要复杂得多，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流通模式。越是古老的邻里社区，第二幅图示越可能代替第一幅图示，就像当初规划的城郊社区莱维敦（Levittowns）那样，50年以后，它的格局与当初设计者所展望的完全不同了。
如果没有熟练工人的临时办法，泰勒制工厂也不能进行持续的生产。
人类对各种严格的社会束缚形式的抵抗使这些来自中央理性的单一项目从来未曾实现过。如果这些项目以其最严峻的形势被实现，他们将给人类带来非常惨淡的前景。
如同雅各布斯所看到的，复杂的、多样的和活跃的环境会带来开朗、灵活和熟练的人，他们有更多的经验面对独特的挑战，并有主动性。与此相反，狭隘的、规划的环境将产生缺少技能、缺少创新和木讷的人。这些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将讽刺地成为的确需要上级密切监督的一类人。换句话说，在这个范围内，按照社会工程的逻辑，它们将产生出在计划之初所假设的那类主体。
古典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有着实在的法律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会损害个人的自治能力——对于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格局可能仍然是适用的。尽管它们自己的制度遗留可能只是脆弱和短暂的，它们却可以耗尽经济、社会和文化自我呈现的地方源泉。
据说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蟹和鱼是没有人管理的，但它们都自由地活着。 ——越南的村民，《宣惠村》（Xuan Huy Village）
你们以为农村人口是如何在集体化下生活了60年的？如果他们没用自己的主动性和才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他们可能需要信贷和物资，但他们的主动性没有任何问题。”
它们的存在表明社会工程设计中所编制的正式秩序的确遗漏了许多对于它们的实际功能至关重要的因素。
市场是制度化的、正式的运行系统，尽管它给参与者留出了活动空间，它也同样依赖于它本身的计算法所无法了解的更大的社会关系系统，这是它无法创造，也无法保持的。我在这里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合同或财产法等明显的内容，以及国家强制他们服从的力量，同时也包括已经存在的社会信任、社区、合作的模式和规范，没有它们，市场交换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和最重要的是，经济是“有限和非增长的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将生态系统的能力和相互作用看作经济系统生存的前提。
“米提斯援救”（mētis to the rescue），
经济中的养老金制度、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是由缺少这些保护的流动人口所支持的。
原有的社会秩序是如此明显的不公平和具有压迫性，因此几乎任何新的秩序都会受到欢迎。其次，极端现代主义的社会工程往往披着平等和解放的外衣：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的公民权利以及生存、健康、教育、住房权利。
在大多数经济系统中，外部成本必须积累很久才能在狭窄的赢利和损失意义上真正出现亏损（比如水或空气的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还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那些长期存在的人类制度——家庭、小社区、小农场、一些行业中的家庭公司——它们在急剧变迁的环境里的适应能力受到了称赞。
这些制度孕育出了什么样的人？
杰斐逊相信，独立务农所需要的自主性和技能将有助于培养公民，他们习惯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有足够的财产以避免依赖社会、与其他公民之间有辩论和协商的传统。自耕农为培养民主公民提供了理想的基础。
对于任何被规划、被建立和合法的社会生活形式，人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测试：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其参与者的能力、知识和责任？
这些形式在多深的程度上打上了其成员的价值和经验的烙印。
纪念馆的象征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向死者表示敬意的能力，它以开放的态度使来访者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附加上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怀念。纪念馆需要来访者参与才能完成其意义。
然而他们只是接受信息，而不是完成它。
一个制度、社会形式或企业，如果受到其成员所具有的不断进化的米提斯影响，那么也会扩展这些成员的经验和技能的范围。如果遵循“使用或放弃它”格言的建议，那些亲和米提斯的制度既是在使用，同时也是在更新一件有价值的公共物品。
所有的社会形式都是为了达到某些人类的目的而“人工”建造的。如果这些目的一直很狭窄、简单和稳定，那么那些经过编纂、等级分明的制度就足够了，而且可能在短期内是最有效的。
每当判断制度及其产品的质量依赖于能否激起人们的热情参与时，这样的试金石就是有意义的。比如在住房的例子中，它的成功与否离不开使用者的意见。由于各个家庭的喜好是不同的，且家庭大小处于不断变动中（无法预测的），因此规划者要考虑到这些不同，从一开始就提供有弹性的建筑设计和可调整的楼面布置计划。
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就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上，即公民的米提斯经过一定调整应该可以持续地修正这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语言是最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人类制度的特征：这是一个意义和连续性的结构，它从不静止，并且永远对所有发言者的临场发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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