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 - 夜行人

— 摘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技术垄断》(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来自 Dynamicland 的推荐书单

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
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
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
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
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尾随印刷机出现的发明
400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
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
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计算机已经侵入钢铁工人、菜店老板、学校教师、汽修工人、音乐人、砖工、牙医等大多数人的职业，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
他们还告诉输家说，你们的生活会安排得更有效率。至于效率是按照谁的观点衡量的，他们则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他们也不说输家会付出什么代价
他们相信掌握新技术的人有专门的知识，而专门的知识是一种智慧，这也是塔姆斯的预言
有些问题就无人问津。比如，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于是人人都倾向于热情欢迎新技术，都相信新技术最终会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人对新事物的贪求没有止境，这样的幼稚信念随处可见。
塔姆斯告诫特乌斯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初次给学生评分的事情发生在剑桥大学，那是1792年；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的老师。[5]无人熟悉这位老师，听说过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这个做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内。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
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机械时钟的发明最终会推进谁的利益和世界观呢？谁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总之，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7]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
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新技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然而一无例外，难以预料的后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
即使技术发明人也不可能是可靠的未来先知
谷登堡[8]都算得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听见路德[9]的异端邪说，他一定会十分震惊。路德把印刷术说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是推动商业福音的力量”
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多样的斗争中，印刷机偏爱的是信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谷登堡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谷登堡，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印刷术也是这样；你是印刷术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认为，它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你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断。”
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
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
“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
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他认为谷登堡时代正在被电子传播时代取代）。
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
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不依靠奴隶和苦力的血汗而主要依靠非人力的、复杂的文明”
风车是12世纪晚期发明的。近视眼镜是1280年在意大利出现的。11世纪为驭马发明的垫肩解决了一个问题：既增加马的拉力，又不影响马的呼吸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低贱的机械技艺”
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里，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矛盾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
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在他的眼前展现着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这是货真价实的失乐园。
哥白尼就研究教会法，并且被选为弗龙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
在神学里唯有权威的分量有效，在哲学里唯有理性的分量有效。
“……在我看来，比这一切都神圣的是真理；我尊敬教士，但我从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
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矛盾。
在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Giorgio Coressio］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他的文风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正是他武库里的两件有力武器
他写道：“如果允许他们评头论足，那就像是容许既不懂医药又不懂建筑的暴君去行医治病、修建楼房，因为暴君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然而其后果却是将可怜的病人置于死地，使高楼大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
他们在天上看到的仅仅是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他们大义凛然却不无顾虑，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却又不背离上帝。他们信奉的上帝是谋划和设计整个创世过程的上帝，是大师级的数学家。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求。
开普勒同意甚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尔[27]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
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这些科学包括数学，他认为数学是发明的侍女。有了这种知识的功利主义观，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
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
这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
他毕竟是世界级的散文大家。他是顶级的宣传家，通晓科学史，但他并不把科学当作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作思辨成就的记录簿。
他试图创立一种科学哲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
培根还主张，科学家做公开的讲演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他认为，让公众了解发明的用处和发明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他构想的科学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组织有序、经费有保证、公开，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即使他们相信，来生充满无穷的快乐，他们的今生却是“难以忍受、猪狗不如、夭折短命的”
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财富的关键因素是货币而不是土地，提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著名原理
亚当·斯密把人类称为“经济动物”，人天生的本能是以物易物、获取财富。
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勒德”一词演变出幼稚、天真地反对技术的意思。在绝望之中，勒德分子拼命保护自己的权利、荣誉、法律和习俗；而根据旧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合理的
经济领域对个性的极端重视，必然在政治领域产生共鸣。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世袭的皇家血统不但失去意义，而且很荒唐。新的贵族给理查德·阿克莱特这样的企业家留下一席之地；
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真理”的内容，而且在于鉴别“真理”的恰当程序
我把这个事例作为技术垄断时代的起点，因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是1911年问世的；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概述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公道地说，我们应该指出，泰勒的管理体系（他并未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而且不太情愿用这个术语），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技术垄断的源头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
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已经对相关的方面进行了论述。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一片神奇的国土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中，每一次运动似乎都意味着进步。因此，在美国人的脑子里，新的观念总是紧密地和改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来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来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来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来替代，科学的民意测验就可以确立这样的魅力。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死亡之谜可以靠延年益寿来推迟，也许还可以用冷冻技术来求得终极的解决办法。
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中世纪尤其是特别明显的例子。牧师解释至爱亲人死亡、灾祸、好运的意义，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啊。生活在那样一个没有偶发事件的世界里，这是神学给人的恩赐，难以替代
技术统治文化的燃料是信息——有关自然结构和人类心灵结构的信息。
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
标注页码的结果必然是更加精确的索引、注解和互相参照，接踵而至的发明有标点符号、章节标题、分段、扉页、天头书名，等等
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我建议读者看一看詹姆斯·贝尼格的书《控制革命》（The Control Revolution），这是论信息与文化关系的三四本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印刷术结束了炼金术士的秘密，把科学变成公共事业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商务文书给创业者的冒险精神以新的形式，给予其有力的推动。
过了200多年，西方文化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
甚至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清清楚楚地提出来了
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杰斐逊提倡教育，潘恩主张自治，富兰克林用心安排社群事务，他们都以整合一体、普遍共享的原则为前提
什么是公民的责任？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什么是人类的进步？社会结构有什么局限？
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
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有人把它作为组织原则提出来，且吸引了许多教育家的注意。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
正如克里斯托夫·拉施所云，家庭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
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
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
信息控制最威严的制度是宗教和国家。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比法庭、学校、家庭或政党更抽象。它们通过创造神话和故事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些神话和故事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基本问题的理论：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十诫中最重要的戒律是爱上帝
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马克思主义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学争论辩护，其理念是：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
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以明白而学术化的口吻欢呼自由派民主的胜利。他用一个独特的历史定义做出断言，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切与现代自由主义竞争的人均已败下阵来。
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隐含着义务和责任，
这个新兴共和国是他们的向导和橱窗，显示这样一幅前景：理性和精神追求融合能够创造奇迹。
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衣领洁净，指甲整齐，不留胡须，不提高嗓门说话。所以，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
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
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
官僚主义从旨在服务社会制度的一套技术手法转变为自成一体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服务
官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和后期的产物。催生官僚主义的条件有：工业快速增长，运输和通信改善，政府介入越来越宽广的公共领域和商务领域，政府机构的集中化不断增长
管理信息的技艺更加必需、更加宽泛、更加复杂了，需要管理这些技艺的人和机构随之增加，官僚主义的技术手法产生的信息也随之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
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
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破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威权。
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
bureaucrat（官僚主义者）这个词后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根据其训练、职责甚至气质，他对问题的内容及其全貌，都漠不关心。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
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
在美国，我们有各领域的专家：如何养育儿童、教育儿童的专家，如何受人喜爱、如何做爱、如何影响他人、如何广交朋友的专家。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无不被技术化，无不拱手让给专家控制了。
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幼儿养育、做爱和交友中是没有专家的——是不可能有专家的
我心中想到的是“软”技术，比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你甚至可以说，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如此，专家依赖我们相信技术性方法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神化了机器给出的答案。
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
他们要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因为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为我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
在做这样的检测时，我们要抱深刻的怀疑态度，也就是要承认，这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否则这样的检测就是骗人的错觉。
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
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一样的魅力
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
你把铅笔连接在一位年青人的手指头上，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根据他的答案，计算机可以准确计算大脑的智能
技术垄断论最强调的是精准，可是它对机器里内嵌的理念，多半是不置一词，无论这个理念是多么奇特。
你也许会认为，两人共同生活若干年之后必定知道自己是否相处得好。然而技术垄断论却认为，这些主观形式的知识没有法定的地位，必须要由专家主持的测试来确定
魔术之所以意味深长，那是因为它误导人的注意力。魔术唤起的是神奇的感觉，而不是理解
我们受到的鼓励是忽略机器里嵌入的理念。这就是说，我们对技术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视而不见
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相同，可美国医生人均做的心脏搭桥手术却是英国的6倍，美国医生做的化验比法国、德国、英国医生多。美国妇女做子宫切除的可能性是欧洲妇女的两三倍，而且美国60％接受子宫切除术的妇女还不到44岁。
过去好似无限量的土地资源产生这样一种精神：只要征服自然环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绝望的重病需要大胆的治疗。”这是19世纪美国医学杂志里常见的一句话
最终确定用一个木质圆筒，并且把器械定名为听诊器（stethoscope），这个词由希腊词“胸腔”（stetho）和“观看”（scope）组成。
哈佛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始终对医学的进取锋芒抱怀疑态度，这并不出人意料。他反对过分热心地使用听诊器，他以惯常的辛辣，写了一首滑稽歌谣《听诊器之歌》
斯坦利·约尔·赖瑟尔在《医疗与技术统治》（Medicine and the Reign of Technology）中，就听诊器和印刷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做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机印书使人拉开距离、客观地思考问题。同样，听诊器—— 造就了客观诊断的医生，他拉开距离，不卷入病人的经验和感觉，走向比较若即若离的关系，和病人的关系比较远，和病人体内所有的关系则比较近。他不受病人动机和信念的干扰，听诊器能够帮助医生从病人体内的声音做出诊断；医生听见这些声音，相信这些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偏向的，表现了身体的病变。
伦琴写道：“如果把手放在荧光屏前，阴影显示骨头，周围组织则比较模糊。”他能够把这种效应再现在感光版上，他拍摄的第一张人体X光片是他妻子的手。
如果医生没有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源包括药物，如果患者没有得到一切诊疗手段，患者就不放心，医生就容易受到无能的指控。
非技术性的医疗工作是耗时的工作。给头痛病人做CT扫描比较有利可图，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病症就很不合算了。
现行文化的组织方式注定要支持凭借技术手段的医疗工作，文化的各个要素都有这样的倾向，包括法院、官僚主义、保险体系、医生的培养、患者的期待，等等
这样的观念会促成更好的医学吗？在某些方面是肯定的，另一些方面却未必
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
哈佛大学医学院1984年的医学报告（没有奥威尔《一九八四》那种反乌托邦的反讽调子）显示，仅纽约州就有3.6万次由于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其中的7000例导致死亡。报告并未指明什么样的疏忽导致死亡的具体数字，但其中的例子有医生不问患者过敏史而用青霉素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死亡事故涉及粗心的处方、不问病史，还包括不必要的手术
报告认为，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需的
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检讨嵌入计算机技术里的理念，值得我们一试。
约瑟夫·魏泽堡尤其值得一提。他的大作《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书
计算机的用途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戴维满脑子这样的事实，所以他说：“我们的技术产生的重大变化堪与谷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媲美。
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用于投资决策，其功能包括设计各种“万一……如何”的情景
有一阵子，他突然意识到，数字运算的机械化使他掌握了一种操纵非数字符号的手段。如果说巴贝奇的洞察力堪与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发现字母表化（alphabetization）的原理相比，那并非牵强附会。所谓字母表化是这样一个原理：字母可以从其声音功能剥离出来，用作信息分类、储存和检索的系统。
计算机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总之，图灵人的比方传达了一个根本的信息：人是机器——虽然是思考的机器，但终归是机器。由于这个原因，计算机是技术垄断论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实际上，马文·明斯基对人工智能表现出近乎狂热的歇斯底里，他说：芯片“大脑”的思维能力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走运，人工智能的大脑会把我们当作‘宠物狗’”。约翰·麦卡锡断言：“即使简单如恒温器的机器也可以说有信念。”
这句话摈弃了过去的观点：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念的基础。它提出相反的观点：“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摈弃了这样一个观点：精神活动（mind）是一种生物现象。
换句话说，这里的隐喻已然发狂。起初的隐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
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的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这种思路最意味深长的后果是它代表的还原主义
但魏泽堡竭力提请大家注意，人的智能是不能移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
使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而不是说话。我这里使用的“意义”指的是，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超越了至少两个人共享的符号所指。我的理解是，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
这一切似乎一望而知，然而人作为机器（或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还是很强大，这个比方肆意入侵我们日常的语言。人们常常说给自己“编程”或“消除编程”，把大脑说成是“配线的硬件”，能够“检索数据”。把思维当作单纯的信息处理和编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言下之意是，计算机有意志、意向和理性，也就是说由于计算机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语法点金术，“我们用计算机计算”就变成了“计算机计算”。
银行出纳员说无法告诉你户头上的余额，因为“计算机出故障了”，他的意思就是计算机误算了或不算了。言下之意当然是，银行里的职员谁也不负责。
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
有一天天气闷热，我们的教室没有空调。有人告诉他，温度计显示98华氏度，他应声说：“难怪这么热！”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只要温度计规规矩矩工作，我们就觉得舒服
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计算机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所言，计算机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计算机控制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计算机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竟非常顺从地接受如下的解释：“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这就是“此乃神意”的翻版，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
计算机已经做出宣判，表面上看似乎就足够了。至于谁给计算机输入数据，为何输入这样的数据，为谁提供方便，以什么预设为根据，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省略掉，无人去关心了。
然而如果用革命胜利产生的社会变革来衡量革命胜利的话，那就可以说，没有发生过计算机革命
大学、政党、教派、司法审理、公司董事会并不会由于自动化而改进工作。它们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换句话说，在生成激进而重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上的威力方面，计算机技术尚未接近印刷机的水平
如果印刷机像大卫·理斯曼所谓的“思想炸药”，那么计算机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因为它的性能仅仅是掩饰我们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思想
用西摩尔·帕珀特的话说，计算机是像海神普罗透斯一样多变的机器
我并不断言，计算机技术是这个比方的始作俑者。你可以在医学里察觉这个观念：医患双方都相信，人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成，零件有缺陷时可以用机器配件来替换，新的配件和原有配件功能相同，不会损害其余的零件，甚至不会影响其他的零件。
现代工业技术之成立是依靠这样一个观念：机器由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组成。但在组织工厂的过程中，工人也被视为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于是工厂就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深沉的苦难。这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比方办事情太过火，那就会造成心理创伤。
技术垄断论依靠我们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委托机器代理我们工作。这些信念隐形的后果是，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计算机几乎全是过程。
如果戴维·波尔特此言不错，未来的计算机以一种新型书籍的面目出现，拓宽并丰富书写技术的传统，那倒是可能的
计算机强调速度，能够生成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这也会产生干扰和危险。
计算机体现的主张是，我们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次上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快速的信息检索来解决。我却认为，这显然是谬论。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艺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
诺伯特·维纳要人们警惕不够谦虚的态度，他说，原子弹发明之前，倘若数字计算机已经是常用工具，人们就可能说，没有计算机就不能发明原子弹。然而事实上，原子弹就是在计算机不普及的时候发明的。
我们不妨问，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
所谓悲观主义者浑身流露着对技术的谦恭态度，他们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套难以意识到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促使我们努力去描摹世界的形貌和条理，那么，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
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
在英语语法里，总是存在行为的主语、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和接受行为的宾语
日语不利于培养科学研究里清晰而有效的理解。他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身份向远方的日本同胞说：“我们应该考虑改变我们在科学领域里的思维过程，努力用英语思维。”应该指出，他没有断言英语比日语好，他只是说就科学研究而言，英语胜过日语，
这就是语言深刻的奥秘：因为它来自我们人体之内，所以我们就相信，它是世界直接、未经编辑、没有偏见、不带政治色彩的表现，它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
任何问题的结构都像它的内容一样缺乏中性。
其中一位神父的措辞是：“祷告时允许抽烟吗？”教皇的回答是不允许，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的措辞是：“抽烟时允许祷告吗？”教皇告诉他是允许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妥当的。
问题就像计算机、电视、听诊器或测谎仪，因为问题和技术设备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指引思路、生成新思想、敬重旧观念、揭露事实或掩盖事实。
毕竟无论处在什么位置，0都会影响数值，而它本身却并无数值。它是符号的符号；从词源上说，它来自印地语的cipher，意思是“虚空”，含义是“无”。对用算盘计算的人来说，用记录“无”的符号纯粹是一个古怪的念头
0 是一种技术，它使一些概念可能并容易形成；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一般人就无法理解这些概念
统计学使大型的模式从隐形变为显形
倘若世界真如未来学家所言由亚原子粒子层次的或然性构成，那么统计学就成为描绘世界运作机制的唯一手段。事实上，物理学里的测不准原理就确定，在事物属性方面，物理学不能够超越统计学的预测。
我们用“智能”这个词来指人的多种能力。世上并没有“智能”这样的事物。它仅仅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词。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它就像胰腺、肝脏一样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我们将会相信，科学方法能够给它定位，并对它进行测量。
我们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逐渐淡化，换句话说，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
这好比说，决定“美丽”的标准就在女人的乳房尺寸中。接下来就只需要测量乳房，并据此给每一位女人排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测量“美丽”的“客观”尺度
在技术垄断论的圈子里，这一切都弄得非常认真，
爱德华·李·桑代克搞了一辈子的智力测量，但还是发出了一些感慨，他说智力测验有三个小小的缺陷：“这些测验检查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对测量的数据进行加减乘除，计算比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妥当，也不清楚；测量的数据对智力的意义，也不为人知。”换句话说，那些搞智力测验的人的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智力能够在一个单一的线性度量表上量化，这个观念造成了无穷的伤害，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对教育的伤害尤其严重
技术垄断论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拒不接受传统，却偏要寻求一种权威的源头，它只能在统计学的客观理念里找到它寻求的源头
倘若我们相信非洲人比白人笨，而且这个结论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而且得到了客观测量的确认，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拥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权威，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权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
民意测验的技法催生了这样一个假设：“意见”（opinion）是人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靠问卷来给它定位，可以把它从人身上抽取出来
“意见”不是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由不断获取知识以及考问、讨论和辩论形成的思维过程
我们最好说，人们并不是真正“抱有”（have）什么想法，而是处在“形成想法的过程中”
实际上，人们参与形成舆论的过程；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就深入到民主社会意义的核心了。民意调查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个过程的任何信息，相反，它往往掩盖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
民意调查的第四个问题是，它把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搞颠倒了
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成为日常会话的支柱，使日常生活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意思
课程是用于学习的技术
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源头和结果。
如果你的回答是，那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那么课程安排就是一种骗人的技术。它本来是作为值得向往的、用于学习的结构，实际上却成了分配时间的结构，便于档案记录，便于控制教师的时间而已。
管理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体系，用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相关知识，用于利用人力的等级组织，用于利用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信息流动
给试卷打分的办法18世纪末起源于剑桥大学
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
他要求部属呈送日报、周报、月报，而且全都要用书面报告。这是连续不断的接力式的书面交流和命令，从底层到顶层逐级上报，信息强化之后才达到中心的‘参谋部’。
可计算原理和文牍中心原理是现代管理体系的基础。可计算原理的必然结果是详细的核算制度、库存控制和生产力标准。文牍中心原理提倡的思想是：管理企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下属的报告来了解企业。换句话说，你要通过“数字”来管理，你要和日常的生产现实拉开距离
管理不是由机器零件组成的。它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管理的目的是使行为标准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程序和规则称为技艺（technique）；技艺没有可怕之处，除非它们像许多机器一样成了独立于人的东西
管理之类的技艺也许是现代企业运行的最佳方式，实际上我对这一点不持异议
语言本身是一种技艺，是看不见的技术，凭借语言，我们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清晰度和效率。
关于语言，我们要问的问题现在是而且始终是：谁是主人？这和我们考问其他的技艺或机器一样。我们控制语言，还是语言控制我们？
正如学生和老师习惯于相信，没有大学“课程”的结构，就不可能办教育一样。
由此可见，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使这些技艺显明易察，以便使技艺重新纳入我们的监管之下
我把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叫作唯科学主义
他在1814年出版的《概率的哲学导论》里说：“如果一个人在给定的事例中理解启动自然的一切力量，如果他知道构成自然的一切天体的位置，如果他的头脑足以容纳一切他能够分析的数据，他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宇宙最大天体和最小原子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同样展现在他的眼前。”
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
用哈耶克的话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
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它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先观察然后做结论。因此，除了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者，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
在追求客观性时，科学家一开始就假设，他们研究的客体对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海森堡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亚原子层次的粒子的确“知道”（know）自己正在被人研究，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知道”
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是：面对自己认为的合法权威时，大多数人会听从命令。
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卡尔·荣格、玛格丽特·米德、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
塞万提斯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
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
为何这些社会研究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谕。他们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Hillel）、耶稣的目的相同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
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的性行为，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果人们的意识是由其物质环境决定的，发现它的也不是马克思。如果媒介即是信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
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隐喻，且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
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转换成“科学”就有必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本身就成了客体，很像植物、行星或冰块的客体。
这些伟大的成就赋予科学令人敬畏的权威，赋予号称“科学家”的人类似的尊敬和威望。
失去神圣信仰的世界自此以后就开始寻求一个替代性的道德权威源泉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
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
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
符号使用得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削弱。
你可以反反复复说一个词，即使是最重要的词，不久你就注意到，这个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
淫秽语用在使人生气、厌恶或仇恨的情景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倘若在一句话里每三个词就用一个淫秽词，而不论情感的语境，它就会失去魔力，且失去一切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条根本原理被人摒弃：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事理性的事业，消费者的选择建立在仔细考虑商品质量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至少这是亚当·斯密昔日的想法。
电影和体育明星、平静的湖泊和男子的垂钓、精美的筵席和浪漫的情调、全家人乘旅行车到乡间野餐——这些画面一点不涉及商品的性质。但这些广告诉说的一切正是消费者可能的担心、想象和梦想。于是，权衡商品消费花销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抚的病人。
虽然各种估计略有出入，但保守的猜测是，到65岁时，美国人人均看过的电视广告已经接近200万种
如果没有对符号的尊重，传统就不可能起作用。实际上，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
因为“效率和趣味”回答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不是为何走的问题。
柏拉图是我们第一位体系清晰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希望教育培养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
西塞罗主张，教育必须把学生从当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杰斐逊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年青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自由
卢梭希望教育把年青人从邪恶、专断的社会秩序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世界上最宏大的叙事是宗教
如果没有超验源泉和力量的叙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
希特勒吸收条顿民族的神话，复活古代和原始的象征体系，编织了一个雅利安民族智商的故事，从而振奋了德国人的精神，赋予他们劳动的意义，舒缓他们的压抑，提倡明确的理想。
教育有助于用功的学生找到好的工作。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仅此而已
这样的信念反映在里根总统签发的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里，跃然纸上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舍此无他
你能够想象，倘若杰斐逊或杜威出面制作这样的电视广告，那会是什么样子吗？他们的广告词可能是：“你的孩子是民主国家的国民。教育会使他们学会界定理性思维的能力，会增强他们捍卫自由的能力。至于工作和职业，那就留待稍晚和方便的时候再去考虑吧。”
即使卢梭只要求学生读《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一本书（以便学会在蛮荒野地里生存），他也指望学生无意之间学到文雅人谈话里出现的人名、警语和年代。
你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成功的理由，然后才能解决为了成功而必须做出的努力
第二条反对意见来自所谓“左”的视角，更令人丧气。在一定意义上，它给所谓精英主义提出了一个定义。根据这个观点，“西方文明故事”是片面的、有偏颇的，甚至是压制人的。这个故事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者的故事，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男性的、异性恋的、白人的故事。
欧文·豪写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一切世界体系正在瓦解，这些昔日支撑（同时又曲解）西方精神生活的体系，从神学到意识形态的体系，都在瓦解之中。这就导致怀疑主义的情绪，引起判断事物的不可知论，有时甚至产生厌世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最传统的人也开始怀疑价值的重要意义，并怀疑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
凡是从事文化批评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别人的诘问：什么是你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几乎绝不会欣赏这样的反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世人正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美国。有三场试验特别重要。第一场试验发生在18世纪末，时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它还能够维持相同的认同感和宗旨吗？第二场伟大的试验发生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世界各地的移民进入，它还能够保持整合一体和全国一家的感觉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场试验是技术垄断的试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技术思想世界（technological thought-world）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还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原创精神和人文情怀吗？
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
诚然，学校是一种技术，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因为和其他的技术不一样，它老是受到挑剔的审视、批评和修正。学校是美国人矫正错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能够对付那些使其他社会制度神秘化并瘫痪的问题。
现代世俗教育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不传授知识，并不是因为它不让学生知道金杰·罗杰斯和诺曼·梅勒等无数名人是什么人，而是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没有一套贯通教学计划各部分的思想或态度。
有人要我们强调爱国，把爱国作为统一教育的原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爱国必然转化为爱政府；实际上，这难以和苏联教育的核心理念区别开来。
卡尔·罗杰斯曾经说过，凡是可以传授的东西都可能是琐屑的、有害的，这就使有关学校的讨论没有必要
把人类的进步作为构建教学计划的框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许多好处
更大的好处是，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理解功课意义的观点，因为每一门功课可以被视为一个战场、角斗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始终在进行，并继续在那里发生
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教学计划本身可以被视为人类智能和创造性的庆典，而不是文凭或大学要求的无意义的集合。
最大的好处是，人类进步的主题赋予教育一个非技术、非商业的定义，这个定义来自光荣的人文主义传统，反映了学术生活的宗旨，这个观念能对抗技术专家的偏向。我的观点是：所谓有教养就是懂得知识的源头和发展，理解知识的体系；就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熟悉这些优秀遗产赖以产生的思想机制和创造机制
哪怕是作为听众参与也很好；“伟大的会话”是另一个隐喻，和“人类的进步”异曲同工。你会注意到，这样的定义不以儿童为中心，不以训练为中心，不以技能为中心，甚至不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理念为中心，以黏合力为中心。与此同时，它又带有一定的出世性，因为其假设是，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不必急于直接和今天的问题挂钩。
这样的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和宗教知识，强调人类事业的一以贯之。对于技术垄断那种反历史的、信息饱和的、热爱技术性质的教育来说，这种教育无疑是极好的矫治剂。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须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言：“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是幼稚的人。”
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提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如果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利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学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
“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作历史教。这样，儿童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
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
把课程作为对历史连续体的研究来传授
史学家们还知道他们写历史总是抱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美化或谴责当前的情况。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抽象的历史，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历史
任何一种历史都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文化带有的自负和偏向
90％以上的中学讲授化学的方式似乎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药剂师
在我们的学生中，那些知道什么是“演绎”、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是科学模式的，那些考虑过什么是有效科学实验的最佳条件、什么是科学真理的，每五十个人里还不到一个人
除了让每一门理科课程都包含严肃的历史维度之外，我还要提议，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所学校都开一门科学哲学的必修课，这样的课程应该考虑以下内容：科学用语、科学证据的性质、科学假设的源头、想象力的角色、试验的条件，尤其是错误和反证的价值。
许多人仍然相信，使一种表述富有科学性的要素是我们能够证明它“科学”。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科学表述和非科学表述的区别是，科学表述可以经受证伪的考验。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真理”，而是我们有能力辨认谬误。
这样一门课程的目标是学会一个理念：科学不是药学、技术或诀窍，而是运用人类智能的一种特殊方式
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语义学
语义学知识是理解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这样一门课程确定并解释语言的基本原理；如果年青人能够学这样的课程，这对他们智力的成长是极其有用的。这门课不仅讲授语言的各种用法，而且讲授事物和语词、象征和符号、事实表述和事实评判、语法和思想的关系。
常见的语义错误有：使用非此即彼的范畴，误解不同层次的抽象，把事物和语词混为一谈
但总有一些是基础的基础。这样的科目能够产生批判性思维，能够使学生弄懂有关事物精髓的问题。主张“回到基本功”的人通常心里没有想到这样的科目。他们想要的是语言的工匠：能够听懂指令、写出清爽报告、拼写正确的语言工匠。
语义学功底扎实的学生难以对付阅读测验，因为阅读测验不欢迎你问内容正误的问题。
我们应该强调经久不衰的创造成果。学校应该尽可能远离当代的作品
艺术的意义有一个必要条件，它必须和那些难以用推理性语言表达的情感联系起来
如果你想要在欣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海顿交响乐或哈尔斯的画作时获得灵感，你需要的审美能力是另一个档次；如果你想要从中得到愉悦，那就需要更加敏锐的审美能力。
学校之所以必须要给学生提供古典艺术形式，那是因为古典艺术难以送达学生手里，因为它们需要高档次的敏锐性和回应能力
如果高中毕业时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济慈、狄更斯、惠特曼、马克·吐温、梅尔维尔或爱伦·坡，学生是没有借口自我原谅的。
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一学就会、易如反掌的，有些要求很高的审美水平的东西，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技术的重要性和科学及艺术一样，技术史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界碰撞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们人类的局限。
他们要能够用广博的知识参与会话，能够探讨技术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又如何把我们引向要去的地方。
我建议把比较宗教学纳入教学计划。这样一门课讲授人类创造力的表达，把宗教当作我们对生存意义基本问题总体的、整体的回应。课程是描述性的，并不提倡哪一门宗教，而是阐明宗教表达所用的隐喻、文学、艺术和仪式。
如果我们不让年青人考虑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的人是如何得到超验体会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是在教育年青人呢？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sacred texts）。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近年来千百万人对它体现的宗教性原理表现出忠心耿耿的热情。
我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但并不完全是技术专家所谓的基本功。毫无疑问，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我并不抱幻想，这样的教育计划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的凶猛势头。但或许这个计划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批评它，修正它。这也是本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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