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摘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就大革命本身来看，远远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想得那么成功，也远远没有达到法国人最初的预期。我坚信，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在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中，他们的革命情感、习惯和思想其实大都是继承了旧制度的东西，而且尽管他们不情愿，还是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了新社会的大厦。
旧制度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只是在心理上被大革命隔开了
大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似乎要彻底废除旧制度的一切，后来又想恢复部分被抛弃的东西。
为什么在当时欧洲多数地区酝酿的大革命偏偏在法国爆发？旧的君主制怎么倒台得如此突然、如此彻底？
我要首先与他们共同感受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序幕，那时人们渴望平等，也追求自由。那时他们要建立的政府要民主，也要自由。那时他们要摧毁特权，也要确认民权。那是个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那些岁月永远不会因其瑕疵而被人们遗忘，永远不会让那些试图贪腐和奴役人类的人们睡得安稳。
这个政府是如何在选举人既不知真相，又不能组织起来进行商议的情况下，将选举权标榜为人民主权的？这个政府是如何将议会的屈从或默认冠以自由选举的美名的？这个政府何以在剥夺了人民的自治权、剥夺了法律保障、剥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等这些一七八九年革命所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的情况下，仍然以神圣的革命者自居？
第二部著作的部分内容已有初稿，但因尚不成熟所以仍无法与公众见面。我会有时间完成吗？唉，谁知道呢？个人的命运往往比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更多的变数。
因为人们不再以等级、阶层、行会或家庭为纽带，更倾向于只关注自身利益，导致自私和狭隘的个人主义，而置公益美德于不顾。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斗争，反而使其势不可挡，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的集体情感、共同需求、和谐共处的意识和协调一致采取行动的机会统统剥夺了。专制制度使人们蜗居在自己的生活中，由固步自封变得更加孤立，由人情淡漠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社会中，万事无常。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地位下降；人人都蠢蠢欲动，试图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阶层和地位的主要标志，其流通变得异乎寻常，不断易手，不断改变个人的地位和家庭的兴衰，几乎人人都拼命赚钱或攒钱。因此，大家最普遍的想法就是对财富的渴望，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包括对商业的嗜好，对攫取的热衷，对物质和享乐的热烈追求。
专制制度的要害正是为了一己之私，鼓励和助长这种危害民族思想的蔓延。这种思想使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一心只想着金钱，对革命闻风丧胆。专制制度下，阴暗泛滥、贪婪横行、不当收入大行其道。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些自私的欲望可能会很强烈；有了专制制度，这些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只有自由才能以更崇高的、更有力的激情取代对物质安逸的追求，
民主社会如果没有自由也可能富有、典雅、华丽甚至高贵，因人民的力量而强大。在这种社会中也许会发现个人的美德、称职的父亲、诚信的商人和值得尊敬的地产主，甚至可能会遇到善良的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的圣地并非这个尘世，其信仰之辉煌就是在极其邪恶的政府统治下的极其腐化的环境中培养虔诚的信徒。罗马帝国在最腐朽的时期恰恰到处都是虔诚的信徒。但是我敢断言，这样的社会里永远也不会发现伟大的公民，更不用说伟大的人民。
在自由受到青睐时，我就表达了对自由的高度赞扬，在自由遭到抛弃时，我们坚持对自由的褒扬，对此人们将无地置喙。
即使专制者也不否认自由的美好，只是他们希望独享自由，全然不顾他人。如此看来，人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而在于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程度。因此，准确地说，一个人对专制政府的喜爱相当于对祖国的不敬。想要让我对法国不敬，恐怕尚需时日。
要评判一个历史事件，远观胜于近看。
革命本身的成功使得理解它反而愈发困难
并非因为人们要建造的新社会无教堂容身之地，而是基督教教徒们在即将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有权威的位置。
若是遇上任何障碍，人们便借鉴大革命的方法和准则。他们也懂得了必要时发动穷人反抗富人、平民反抗贵族、农民反抗地主。法国大革命是人们的灾难却也是他们的导师。
宗教往往考虑人类本身，而不是某一国家的法律、习俗、传统所添加给人类共同本性之外的东西。其首要目的就是总体规范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具体调节人与人间的权利与义务，均不受社会形式的影响。宗教规则不是适合于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的人们，而是所有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根植于人性之中，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且能放诸四海而皆准。
他们想用人类社会的共有法则来改变各地习俗
为激起革命，人们就必须做好接受某些社会状态、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变化的精神准备。
大革命的效果就是要推翻被称之为封建制度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平等条件下的更为简单、更为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
它似乎摧毁了一切，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都相互关联。
奇怪的是在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事情，当时却如此混沌，即使当时大多数敏锐的观察者也没有看清楚。
这些压制和束缚在程度最轻的地方，反而显得更无法容忍。
一七八八年，在德国的大多数州，农民不能离开领主的管制范围。若违反规定，他将被到处追捕并且强制遣回。他也会受到领主的管制，私人生活被监视，酗酒和懒惰也会得到惩治。农民无法提高社会地位、改变职业，也不可以不经领主批准就结婚。农民的大部分青春都用来效力领主。农民必须在年轻时为庄园劳役。
虽然大部分道路通行费已经减少或取消，但在少数省份，人们仍可以遇见好几种道路通行费。
整个法国的土地都要求地产拥有者向领主缴纳租金或是其他形式的费用。主人也无权赎回土地。
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力在法国人心中引起如此大的厌恶之情，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仇恨似乎依然不可磨灭呢？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变成土地拥有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
如果法国农民仍旧受领主的统治，封建权力似乎也没那么无可忍受。因为他们仅把这些特权当作国家体制的自然产物。
在封建时期，民众看待贵族如同我们现在看待政府一样。人们接受贵族提供的保障，并以此为交换，接受他们施加的压力。贵族拥有令人厌烦的特权，但是他们维持公共秩序，监督司法，执行法律，帮助弱者，处理公务。到贵族不承担这些事情的时候，其特权似乎便显得更加沉重，直到最后人们终于无法理解为什么贵族还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为法国农民永远是这样，条件改善了，但是思想境界没变。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画的农民吧！他如此热爱土地，不论价钱高低，都愿意用所有的积蓄购买土地。为获得新的土地，他首先得付税，不是向政府，而是向附近地产主付税。附近农场主和他一样对公共事务没什么影响，几乎一样无权。到最后他终于获得土地，他便将他的心和种子都种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他可以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土地上，他充满自豪，有独立人格。
这些有权力的官员在封建贵族的残余面前相形见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掌控一切，当代人仍几乎注意不到他们。社会上，贵族们享受着头衔、财富和尊敬；在政府里，这些贵族围绕着国王，形成宫廷；贵族统率舰队，指挥陆军。简言之，他们最吸引那个年代人的眼球，甚至子孙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领主拥有很多的权力，他也承担很多责任
御前会议禁止在它宣布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有人甚至命令连根拔起他们认为贫瘠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这充分证明了政府已经远远超越了君主的职责，俨然变成了农民的监护人
直到十七世纪末，城市依然像小型民主共和国，官员由人民自由选举产出，对人民负责。城市生活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市民们为他们的集体权力感到自豪，对他们享有的独立人格倍加珍惜。
直到一六九二年，才普遍废除了选举制。城市因此沦落为贪腐的交易所，这就意味着，国王向城镇的小部分居民收取金钱，后者得到管理其他居民的权力。
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由于他畏惧它们的民主性
十五世纪，全民大会成员包括城市里的所有居民。之前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这一制度“符合我们祖先的主要精神实质”
十八世纪，全民大会作为一个实体，不再由全体人民组成，而多为人民代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全民大会不再由民众选举产生，不再听取民众意志。
全民大会只包括一些城市名流公民，几乎没有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地被徒有其表的自由所愚弄，各地人民对城市事务漠不关心，如同归隐者生活在自家城墙内。城市官员曾多次企图唤醒那些在中世纪表现辉煌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是徒劳的。人们对此不闻不问。城市官员认为他们应当保持表面的自由选举，他们试图说服民众投票选举。但人们却顽固地放弃了
他们很快发现当真实不复存在时，要永久保持虚伪的外表实在不可能。
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医院、工厂、修道院和学校可以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按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像现在一样，法国的政府将法国人民置于监督之下，如果说霸权这个字眼当时还没有造出来，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而政府干预法院致使人民迂腐，使他们要么暴动、要么臣服。
道路桥梁工程局有一名督查徭役的工头被一名受虐于他的农民指控。委员会受理此案，总工程师秘密致函总督：“的确，该工头理应受到谴责，但是不能让此案任其发展。因为对于道路桥梁工程局而言，最重要的是使普通法院不听取也不受理该农民对工头的控诉。一旦开了先例，公共工程就会受到种种控诉，在这些诉讼中，公众对于政府官员的怨气自然就会上升。”
社会在不断进步，时刻需要满足新的需求，每种新需求赋予中央政府一项新的权力，而种种需求也只有政府有能力给予。法院的管辖范围是固定不变的，而中央政府却刚好相反，它的行政范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扩大。
“官员们要处理的繁杂事务数量非常庞大。离开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有他们才能使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他们的知识没有他们的权力涉猎范围广，他们就会被迫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秘书们，于是秘书们便成了真正掌权的人。”
我曾认为对数据统计的酷爱是现在的官员们所特有的，但我错了。
在行政语言方面，现在和过去惊人的相似。它们的风格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含糊不清，而又废话连篇。作者们的个性也被淹没在平庸中了。现在的省长和旧制度时期的总督写的东西一个样。
十八世纪末，狄德罗和卢梭的鲜明写作风格传播开来，甚至运用到了日常用语中，他们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多愁善感也影响了那些行政官员和财政家。行政语言的风格大多枯燥乏味，但那时却变得有些委婉甚至温柔了。一位总督代理向巴黎的总督抱怨说：“在工作时，他常遭受一种剧痛，仿佛要把他脆弱的心撕裂。”
行政官员们几乎都是资产者，那是个有自己的精神、传统、美德、荣誉和骄傲的阶级
对所有阶级的仇视已经成为法国行政机关的一个特点，它憎恨所有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想在它控制之外的领域抢占地位。任何独立团体，无论大小，只要是想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组建，政府都会对其进行打击。任何自由组织，无论大小和目的怎样，都会成为惹恼政府的根源。只有那些经政府选拔成员的组织可以在它的控制之下存活。即使是大的工厂企业也很难讨它欢心。总之，它不允许它的人民以任何方式参与监督自己的事情。他想杜绝一切竞争，但是作为对他们受奴役的安慰，法国在某些方面开了特例，政府允许他们自由讨论宗教、哲学、民族和政治上的各种普遍又抽象的理论。
虽然它对书籍很宽容，但它却无法容忍报纸的存在。既然不能把这些报纸彻底消灭，就尝试着要把它们占为己用。
上面说这份报纸出版要增加，内容要更丰富，而且读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
历史就像挂在画廊里的画，只有少数几幅是原著，其余都是仿品。
法国中央政府并没有效仿南欧政府，后者掌控一切，但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陷入荒芜。
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旧制度时代的特点：立法严明、执法宽松。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公正地说，在旧制度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每个请愿者都想让法律为自己开绿灯，那种感觉就像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一样理直气壮
它把所有的中间势力都消灭了，在它和人民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所以人们都很尊重它，把它当成社会机器的主要动力，公共生活唯一的管理者。
革命者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却完全一致。他们想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扫清一切障碍，再按照他们的计划重新建立政府。他们都知道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人们都觉得没有政府的介入，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做不好。即使是平常最讨厌被控制的农民也认为如果农业得不到改善，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没提供足够的建议和帮助。其中一个农民写信给总督，语气很愤怒，像要发动革命似的：“为什么政府不派个督察员每年来各省巡查一次，检查一下庄稼的生长状况，教一教农民怎样改善种植，怎样育肥牲畜，怎样喂养和出售家禽，哪儿的市场最好？这些督察员应该得到高报酬，庄稼种得最好的农民也应该得到嘉奖。”
似乎没人怀疑藏在警察后面的就是主人。
英国人想法的独特与他们生活的自由环境有关，但那个法国人没想到这一点。他更愿意把他的见闻用更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一个气候潮湿、周围空气缺少活力的国家，人们的性情都会变得很忧郁，他们更喜欢严肃的话题。所以英国人自然会对政府事务感兴趣，而法国人却不太关心这些事。”
一七八九年人们推翻了政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政府的根基却毫发无伤，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很可能被迅速重建，而且建得比以前更牢固。
政府发现巴黎的人口每天都在增多，它害怕管理一个如此之大的城市。我们会发现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王室颁布了很多法令来阻止城市扩张。
路易十四先后六次尝试阻止巴黎扩大，但都失败了。
正如可怜的路易十六在他的一条法规中说到的那样，“我想给圣安托万区的工人们更多的保护，把他们从限制他们兴趣和商业自由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你会发现旧制度下的法国人，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中上阶层的人们，简直彼此完全相同。
当我想到这些无数的团体中的人们不能像其他地方人们一样相互融合，并在危难关头相互帮助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大革命能那么迅速就把这个国家摧毁
一人专制的政府体制能使人们变得互相类似，但却让他们同伴的命运不再关心了
如此相似的人为何比以往更有距离，形成许多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孟德斯鸠在一七二九年访问英国时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没有相同点的国家。”
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进入相同行业。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可以通婚。权势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可以嫁给一个平民而不会觉得丢人。
这场了不起的革命已消失在夜色里，但其仍在语言上留下了活生生的标记。几个世纪以来， gentleman （贵族）一词在英国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意义，而commoner （平民）一词已不复存在。将下面节选自莫里哀一六六四年所著的《伪君子》中的台词，逐字地翻译成英语已经不可能了
gentleman （贵族）一词起源于法语gentilhomme。你会发现在英语中它的含义随着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间相互靠近、相互融合而扩大。几个世纪过去了，该词开始适用于社会中低阶层的人们。最终，英国人将它带到了美国。在那里人们不加歧视的将其用于全体公民。gentleman （贵族）一词的历史也就是民主发展的历史。
每种特权一旦被获得便会世袭相传；世袭和特权变得不可分割。贵族阶级越是远离掌权阶级，就越会变为种姓。
几乎每个公共事务都产生于税收或以税收告终，因此，这两个阶级一旦不再平等地缴纳税款，他们便再无任何理由共同商议事务，共同经历彼此的需要或情绪。
新贵族激发了原来与他地位平等的平民的嫉妒，引起极度憎恨
在一些省份，新贵族被排斥，一方面因为他们还不够高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故意表现出的贵族气太重。据说著名的拉瓦锡就是如此。
富有的平民住进城市不久后便会忘记乡村生活的风味和精神。他与继续留在乡村生活的同辈人的工作和担忧不再有任何关系。现在他的生活目标仅有一个，即渴望成为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
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并略有资产的人都会觉得如果在政府谋不到弄不到一官半职便会死不瞑目
这些不正当的特权使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心中充满了嫉妒
所有这些彼此冷漠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因此，如果他们被迫转换位置，将难以辨认
为了能掌握国家的统治权，英国贵族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而法国贵族仍享受着免税特权，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十四世纪，有一条准则就是“没有征得同意不得征税”，这条准则深深植根在了英法两国。人们经常说违反了这条准则就相当于施行暴政，遵守它就是遵守法律。
它们的命运就像是两条线，从相邻点出发，但因为角度不同，线越长距离越远
查理七世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征税法案的辩论，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赞同，但这给他的灵魂以至于后继者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并给他的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它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隐隐作痛
人们必须详细地研究旧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但失去公众监督和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保障，并不畏惧革命这个人民最后的保障时，贪欲会迫使它采取残忍且可耻的手段统治国家。
每逢危机，都以牺牲国家债权人的利益来解决，政府不断失信于民。
如果有人能同情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遭受痛苦的人们，那么他应该会同情那些贵族的命运吧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人们处置个人财产的方式就像国王支配国家财产那样专横，那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进法院，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国人有耐心去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施行暴政，他们就不想和政府正面冲突
没有一位君主试图使各个阶级团结起来，而使他们都依赖于政府。等等，我好像说错了，确有一位君主曾想过这样做并尽力去做了。而这位君主正是路易十六，谁能揣测出上帝的旨意呢？
独立的精神早已随着公众自由的丧失而消失殆尽了，其实不然。政府虽然独揽大权，但是要想使每个公民完全臣服为时尚早
而且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这样可以任意分配各种各样的恩惠、援助、荣誉和金钱。因此，当时政府的诱惑性手段和强迫性手段都是很有限的。
在这黑暗中，政府权力和所有权力的边界被隐藏了起来。虽然这样便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但更有利于捍卫自由。
一点点批评和一点点反抗都会让政府方寸大乱，惊恐万分。
任何形式的特权、偏见、误解都不利于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法制社会。正是这些偏见与特权燃起了人们对于独立的渴望并且使人们奋起反抗强权。
人们没有把贵族放到法律的约束下，却把贵族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特性中除去了最精华的那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一个历时几百年的阶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它庄严而又荣耀，自信满满；它习惯于受到人们的优待，于是成为了整个社会机体里最富于抵抗的那部分。它不仅充满朝气和阳光，它还以身作则，为其他阶级注入活力和生机。
一个历时几百年的阶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它庄严而又荣耀，自信满满；它习惯于受到人们的优待，于是成为了整个社
人们可以重获先人的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拥有他们的心灵。
正是土地所有权赋予了教士们思想、需求、感情以及公民的热情。
对一个毕生都屈服于外来权威，在本国又还没有家室的人来说，唯一可以将他牢牢地维系在土地上的就是地产，砍掉这条纽带，他便不再有任何归属感。在那个他碰巧出生的国度，他像陌生人一样生活着，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和他有直接关系。
兴办私立学校
当时镇压叛乱的方法远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平息每一次叛乱；相反，它充满反叛之声，尽管法国还没出现政治自由，但仔细听，自由之声已从远处传来。
司法机关并不受制于政府。当时，屈从是贪污行为的一种形式，这实际上是最毒的恶果
当时司法机关却没有受其毒害，因为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提拔，这两点就决定了司法的独立性。因此，即使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收买法官。
虽然国王从普通法庭手中夺取了几乎所有的涉及政府的诉讼审理权，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对法庭心怀畏惧
法院时不时地干预政府使得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反而成了自由的保障。
在许多方面，司法习惯成了民族习惯。什么事情都要经讨论决定，每个决定都由法院裁决，这种与奴役制完全不同的做法已成为普遍思想
国王坚信颁布法令时必须解释缘由，下结论时必须阐述原因。
人们公开讨论各种事情，经辩论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和形式，都是专制统治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人民，猛然发现自己除了用暴力手段反抗压迫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人们要想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找到一个地方，一个能关注人民并听取人们意见的地方。但是除了一般平民，在法国只要够勇敢，即使被迫屈从也能继续反抗。
比起农奴，我们更愿意同自由的民众进行对话。
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畏
服从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从中产生的奴性思想。
就在中央集权制试图逐渐压制个性、玷污心灵，使一切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时候，正是自由保留了他们天生的创造力，培养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和信仰，孕育了他们的骄傲，使得他们在一切热爱中只想着荣誉。自由塑造了那些充满活力、充满自豪、敢于创新的天才。
与其说使土地多产的是土地的肥沃，不如说是经营土地人们的自由
。黎氏留在政治遗嘱中写道：“如果农民富有了，就不听话了。”在十八世纪时，虽然不这么明说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农民如果没有生活压力，绝对不愿干活。换言之，让他们贫穷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这与我听到的关于对待殖民地黑奴问题上的理论如出一辙。
社会进步使其他阶层富裕了，唯有农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专门与他们过不去。
旧制度下人们对有地位的人是那么温和、羞怯、有礼貌和恭顺，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却是那么的粗暴，
让人民与其他阶层不相往来，有助于掩饰当权者是如何对付普通百姓的，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温和与博爱已成为典型特点。如果不这样，那些人对普通百姓遭受的屈辱会感到忧虑，尽管他们自己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他们自由且拥有土地，只是像其农奴祖辈们一样没知识，往往比祖辈们更凄惨。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显得不够勤劳；面对知识辉煌的世界，他们显得尚未开化。虽然他们拥有其族裔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敏锐，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品质。他们甚至种地也种不好，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
他们知道不幸不可避免，所以就尽量不去想它。
当一七九三年马上到来时，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和天真无邪。这让人觉得多么可笑又可怕啊！
从整体讲，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监督政府，也没有什么能支持政府。这样，当整个社会的基础开始晃动时，整座高贵宏伟的社会大厦便顷刻间倒塌了。
尽管农民成功地逃脱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但是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从统治者那里学到的那些错误思想、腐化习惯和不良倾向
有时我们发现人们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还未完全摆脱奴隶的好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对自己的老师蛮横苛刻。
他们经常谈论社会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形态、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特权、人们之间的真诚和虚伪的关系、习俗的合理和非合理性以及法律基本原则
看到如此多暴力荒谬的特权，一种强烈的被压迫感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引导和迫使许多思想家开始追求自由和平等。
哲学家们很快对这种旧的思想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想根据他们自己在对理性主义详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划重新构建这个社会。
几乎没有一个因军役税的不平等分摊而受损的纳税人不喜欢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从国内找几个平庸又听话的人，在国人面前充当一下政治团体的角色就行了
大量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为了幻想抛弃了现实，在人们心中，他们只生活在文人为他们建造的理想社会。
宗教建立在传统之上，而作家们声称完全轻视那些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任何制度。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意识的权威，而作家们只是单纯依赖个人的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家们却喜欢消除阶级观念。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以外，作家反对教会势力还有更特殊、更个人的因素。教会代表了政府中和他们最接近、最具有敌意的那部分。其他政治力量只是偶尔干涉他们，但教会依仗他们可以监督人们的思想，查禁作品，总是经常为难他们。
教会与王权之间，这样一种交易建立起来了：王权赋予教会物质权力，教会则赐予他们道德权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规，而教会则要求民众尊重政府意志。
他们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有时压制作家的思想会阻止思想运
有时压制作家的思想会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又会使其加速。
对作家的攻击总是拖沓、杂乱和无效，其目的似乎不是阻止他们而是激发他们写作的热情。
一七六八年，狄德罗在给大卫·休谟的信中写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和你的观点不同。”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是正确的，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他深有体会。狄德罗是从作家的观点出发的，而休谟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那些否认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那些仍然坚持信仰的却保持沉默
心胸开阔、不计得失。
经验不足却慷慨大方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律被废除同时，民法也被颠覆，以至于人们思想失去了支柱，再也不知道该去坚持什么，要在哪里栖息
伏尔泰几乎思考到这一点，英国的三年生活让他知道了自由是什么样子，但并没有让他爱上自由。在英国自由宣传的怀疑论哲学（即无神论思想）让他很感兴趣。
哲学家描述想象的东西而经济学派有时暗示要做的事情
他们不仅憎恨特权而且也很讨厌等级差异本身。即使是奴役中的平等，他们也没有放弃对平等的崇拜。那些阻碍他们设想的东西只能被粉碎。他们对契约很少尊重，也不尊重个人权利
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
他们能够考虑到的能够避免权力滥用的途径就是教育
魁奈说：“如果一个民族有知识，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存在。”他的一个门徒说：“由于受到滥用权力所产生的罪恶的惊吓，人们发明了无数的毫无用处的补救措施，却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那一个，即在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方面进行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
这种特殊形式的暴政，称为民主专制
不再拥有权力统治和监督其政府，而是指定一名官员无须咨询只要以其名义指控另一行为
他们在附近没有发现符合这一理想的政府，他们去亚洲遥远的角落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不在其作品中对中国大加赞扬。
当他们想利用理想中的全能政府作为改变社会形态的工具时，另一些人也打算抓住同样的力量来破坏社会根基。
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则》一书时，你会发现经济学派那些关于全能的无限特权的国家学说，还有许多最近才发现的非常可怕的政治理论：财产公有、有劳动权，绝对平等，个人活动的安排整齐划一，个人一切服从上级规定。
财产是万恶的，任何想恢复它的人都应以疯子和人类敌人的名义一辈子都关在监狱。
所有的私人建筑都应完全相同。所有小孩在五岁时，都应离开家人，用统一的方式，共同用公费抚养。”你以为这本书是昨天才写的，但它距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这本书一七五五年面世
书中证明了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是相同土壤的产物。中央集权之于社会主义就好比文明果实之于野蛮的树干
当一七七一年最高法院被废除时，那些曾经不得不经常忍受它的判例的公众却为它的垮台而感到激动。这种情况下，制约王权专制主义的最后防线也似乎崩溃了。
我认为在天生比我优秀国王的带领下这样做，比在像我一样的二百只鼠辈领导下强多了
我认为这场激进彻底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同时摧毁旧制度的一切坏事物和一切好事物。
他们已经接受了那个理想的社会，即上层社会只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一个独有的、全能的行政机构掌控全国，守护着人民
因此，他们企图将无限行政集权和立法机构相结合，将官僚机构和代议制政府相结合，国民作为整体享受一切主权权利，但是单个的人民则笼罩在紧密的依靠附属关系中。对前者，要求只有自由人的经验和品德，而后者，则要求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我清楚地意识到，当一个民族被糟糕地领导着走向歧路，人们更乐意设想自治。但是这种关于独立的热爱，只是根源于专制政治所发生的一些特殊的、暂时的弊端，无法持续。它会随着这些偶发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但其实他们只是讨厌君主。
我也从不认为对自由的真正热爱仅仅源于对物质回报的希望，因为这样的希望常常是很难感知的。从长远来看，自由确实经常能够给保护它的人带来舒适、幸福，甚至经常会带来财富。但有时，自由也会暂时妨碍这些物质的使用。通常，只有专制可以保证他们转瞬即逝的享受。那些只看到自由带来物质利益的人从未能长久地拥有自由。
从长远来看，自由确实经常能够给保护它的人带来舒适、幸福，甚至经常会带来财富。但有时，自由也会暂时妨碍这些物质的使用。通常，只有专制可以保证他们转瞬即逝的享受。那些只看到自由带来物质利益的人从未能长久地拥有自由。
能激起这些人内心对自由如此强烈热爱的，是自由本身的吸引力，固有的魅力，与它所带来的利益无关。能够摆脱像神一样的政府和法律的约束，自由地言论、行动和呼吸是件很高兴的事。不论是谁，如果他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那这个人只配受奴役。
有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阻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所钟爱的不是自由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认为自由本身就是一件特别珍贵和必需的好事，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弥补它的损失。当享受自由时，能安慰其他一切的不足。还有些民族满足富足的生活，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生怕稍有反抗，就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不要让我来解释这崇高的愿望，你必须亲自去感受。它会按照上帝的意指自动进入伟大的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未感受过它的平庸灵魂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城市未做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做任何重大的事情。
支撑这个躯体的精神是一种新精神，它使躯体稍作复苏，最终是为了使之解体。
人人都变得焦躁不安，不满现状、急于改变，进步的要求随处可见。但这是一种缺乏耐心、急功近利的追求，长此以往的话，人们就会咒骂过去，沉浸于完全脱离现状的幻想中。
杜尔戈给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亲手把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时，国王和杜尔戈说：“你看我也一直在我这方做工作。”
但在欧洲范围内，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富有、私人财产更加安全、种类更加丰富、社会更富有更完善呢？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本身，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
法国的处境越好，人民就更加不能忍受。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是，一个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长期忍受法律体系压迫的民族，会在重负减轻时，发起暴力反抗运动
一个坏政府的最危险时段是其准备开始改革的时候。
揭穿了的每一个谎言似乎都在预示其他仍未被揭露的，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路易十六的相对轻微的专横做法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统治更让人难以忍受。
三十年前人民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可随着暴富心理急迫、财富增长带来的舒适感使得人民已不能忍受这些苦痛。
法院的说法是：“政府错误的政策饿死穷人。”国王回应道：“法院的野心膨胀和富人的贪得无厌都是公众贫苦的根本原因。”争论双方客观上向人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上层是人民苦难的根源。
这就像生活在欧洲加利西亚地区一样，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下层人民听不懂上层人的话。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对农民拥有一些先人所不曾拥有的仁慈、温和、正义感。当然在某些场合中他们也仍会说“肮脏的农民”。
十八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无私的信仰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有识之士阶层，使他们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激起人民反抗的是急于改变受苦受难现状的愿望。最终前者的热情点燃和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欲望。
国王是第一个向人们表明人们可以用何等轻蔑态度对待最古老而且外表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革新与陋习并存，活力与懒惰同在，路易十五靠这些动摇了君主制的根基，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没有什么事因为古老而被崇拜，同样，也没有什么事因为是新生的而不被尝试。
为害更甚的是王公大臣们纯洁无私的意图，因为除了心地善良的人满怀好意地采取的暴力措施之外再无危险的榜样了。
更早之前，路易十四颁布了敕令，宣告全国的领土收归国有，土地有条件地租用，因此国家成为了唯一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其余所有人只不过是占有者，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仍不完善
现代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一中心思想中演变而来，人们会很好奇地发现，它竟然根源于王室的专制统治。
征集制、主要产品的强制买卖、最高限价，这些政府措施在旧制度下都能找到先例。在物资短缺时期，我发现，管理者们提前对那些农民希望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设定价格，当农民们因为害怕以这种价格强制出售商品而不敢在赶集的日子露面时，官员立刻会发布命令强迫他们上街或是接受罚款。
尽管每一次革命都废除了政府的名头，但其实质仍完好无损。
这些官员们通过政治法律传达他们的精神和经验。他们首先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判断和管理，然后是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君主的名义执政。
当我们注意到贵族阶级，失去了先前的政治权力，无法像封建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管理领导人民，然而却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极大地增加了金钱上的豁免权和个人优势。尽管虽然成了下属阶级，但仍旧享有特权，或者就像我先前所说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毫不吃惊，它的特权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如此的无法解释，令人憎恨。难怪民主嫉妒之火在法国人心中燃烧得如此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天。
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
表面上是军队首领，但实际上这是一群没有士兵的军官，我们也就能理解它是如何在存在了一千年之后突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在它衰落的前夜，在那些想要推翻它的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的不可动摇。
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民是如何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可怕的运动中去的。
由于没有了任何自由制度，也就没有了政治阶级、发挥政治作用的代表、组织有序纪律严谨的政党，再由于缺少了这些日常政治力量，公共舆论只要一苏醒，就感觉自己置于了哲学家的领导之下，人们应当预见，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一些抽象的原则和普遍理论所引导。人们看到，革命者们不是去一个接一个地抨击不良法律，而是去抨击所有的法律，作家们设想的政府的新制度将要取代法国古老的旧组织形式。
温和的理论与行动的暴力之间的差别，曾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只要是观察到，大革命的根基是由国家最文明的阶级铺垫的，却是由最粗鲁和野蛮的阶级付诸实践的，
假如我们考虑人民在旧制度统治下的生活，就不难想象人民会怎样做。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肩负耻辱，他们过着隔离生活，默默忍受偏见、嫉妒、仇恨，由于命运的残酷而更加艰难，他们能够忍受一切，也能把这一切强加于他人。
书籍提供了理论。人们付诸实践，他们改变作家的思想来适应自己的愤
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是对不平等的强烈而又无法平息的仇恨。只要看见不平等它就会被激发，带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它带领法国人民试图去摧毁根基——中世纪残留物，只要道路清理干净了，就在上面建立一个彼此相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人民不仅要生活的平等，还要自由
这就是一七八九年，这是一个虽缺乏经验，但充满慷慨、热情、气魄、恢宏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朽的记忆
那时，法国人以他们的事业和自己为骄傲，他们相信他们能自由平等地生活
使每个法国人处于政府的监视下，充当他们的老师、监护人、压迫者。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当这发起革命的年轻有为的一代被打倒时，正如通常发生在试图做出同样事业的那些人一样，当对自由的热爱随着类似事件的自然顺序前行时，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憔悴下去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后来他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统治者倒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还在。他的政府垮了，但他的管理机关还在。从那以后，无论谁试图推倒绝对权力，他只不过都是把自由的头颅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在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消失又重燃，又消失，又重燃。所以它会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对自由的热情随着不同的事件发生着变化，时而强烈时而舒缓，对平等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可谓到了固执、盲目、狂热的程度，随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随时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个民族做事受感情驱动而不是由原则指导，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期
这个民族喜欢深居简出，因循守旧，但是如果非要他们出来做事，他们愿意勇闯天涯、无所畏惧；这个民族性情桀骜不驯，有时为了目标宁可忍受专制强权，也不愿接受自由的政府；这个民族时而逆来顺受，时而俯首帖耳，就连长期受奴役压迫的民族都为之感叹；这个民族没有反抗时，一个线就可以牵着他们走，有人反抗时他们就会无法控制，因此他们的主人经常被表象所蒙蔽，要么过分重视他们，要么低估他们；
这个民族对天才的仰慕胜过对常识的认可；这个民族更擅长规划宏伟蓝图，而非亲自去实践完成它；这个民族是欧洲各民族中最辉煌、最危险的民族，天生适于变化，也最有可能是人们钦佩、仇恨、同情和感到恐怖的民族。
只有这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激进、如此猛烈，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大革命。
至此，我已到了这场值得记忆的大革命的门槛处，不过现在我还不想走进去。

文章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