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 夜行人

—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但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生物看作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
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
人类靠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自己的身体，能适应任何环境。
南方古猿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200多万年
人类多地域起源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自起源和进化的。
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
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
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
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
对于同此时此地的现实相分离的事物和概念，只有人类能予以想象或表示。
更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实践。
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这个突变就会在几千年的短短生物学时期里显现于该种群。
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
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
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
学会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根据当时的狩猎团体判断，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
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
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
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惊人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各种动植物。
注意图中显示的操各种职业者：狩猎者、木材采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谷者、陶工和织工。
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
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
通过这种方式，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
农业革命使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养活更多的农民成为可能，
比起欧洲的文明居民，无疑他们过着更为快乐的生活……一年四季，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艰难或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按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说法，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无法解释的罪恶。
难怪他们总是脾气极好，总是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正是幸福的真正源头。
农业革命还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损害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传统主义的限制性束缚，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
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作为人类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同一祖先。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
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到2名食物采集者；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当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时，一个无限广阔的崭新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从此，人类告别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而在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禾本科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用来生产著名的清漆或漆器。
一般来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近，小麦已在取代水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1995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达到5.42亿吨。
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们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
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农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
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为森林所覆盖的地区。
另一个至今仍在各大陆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石头墙，并收集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1984年秘鲁实验性的培高田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周围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以普通方式进行种植的对比田则每公顷仅产土豆8吨。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
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但这样做将是非常误导的。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
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
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
如果在这数万年中，所有地方的人都像塔萨代人那样爱好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的共同看法。
不幸的是，就在世人知道塔萨代人的同时，人们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另一个有30人的小群体，即芬图人（Fentou）。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
类似的矛盾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出现过：科曼奇人（Comanches）和阿帕奇人（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Hopis）和祖尼人（Zunis）却培养他们的孩子过和平的生活，而且至今仍这样培养。
历史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
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
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
人类学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征，将其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以国家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权威、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纪念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
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
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
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
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
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
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产阶级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
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
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
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
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社会底层许多人的苦难与社会顶层少数人的幸运作了一番对比。他说：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我亲眼见过在炉口边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等到太阳一出来，就又得去接着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下来歇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儿。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儿子。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的。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
这种不平等一直持续到近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们通常给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个至800个仆人。
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长时间地照看小孩。
既然妇女们被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就不但获得了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的垄断，而且还获得了对国家中一些新的职位的垄断。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
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他们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
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
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
猖獗的洪水啊，没人能和它对抗，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
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
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
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
作为一家之主，丈夫其实就是他妻子和儿女们的所有人。
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
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
如果行驶途中看不到海岸，水手们就放出乌鸦，因为乌鸦总是飞向相距最近的海岸。
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
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但这些新奇事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
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
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都没能幸免于蛮族入侵。这些边缘地区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
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歌颂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做出的决定
这些部落凭借其拥有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大车的当地人。
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
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以牧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
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在这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都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波利比乌斯
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
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
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联结是商业性的，
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
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统治期内诞生的，约于公元前65年前后安装在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
中国人不仅打通了若干陆上商路，而且还使获取地区间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丝织品——变得更为容易。
当大部分陆路处于某种权力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
公元前2千纪末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肯定存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美好事物的思潮。
肯定存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美好事物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们总是追求更好的事物，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提高他们，并减轻他们的痛苦…
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的这一改组时期，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虽然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
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耳闻目睹成熟老练的希腊臣民们的绚丽辞藻和高水准辩论时，他们的眼前就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智识世界。
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
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六章中将要提到的，它始于印度人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独特反抗。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
所谓涅槃，意译为“空”“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他死后，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对佛教起决定性影响的寺院团体。
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
据说，到公元4世纪末叶，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
不过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移居地总体上被称为“城邦”，而避难处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
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
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让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利而进行统治的人，但是，这一名称
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识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接受训练。所有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切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它也使得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雅典后来朝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
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
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受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
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
在私人交往中，我们不会互相猜疑，也不会因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而生气……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溢美之词大半也都是应得的。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
希腊人为城邦的各自为政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
在此期间，他们也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并非纯粹原生。它和其他所有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往，在此就是中东文明。
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心智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开放的心态、智识的好奇、学习的热情、常识的方法。希腊人时常以商人、士兵、殖民者和观光者的身份到国外去旅行，这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
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
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存在的要义就是完满地表达此时此地的人格。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富有创意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些作品至今仍意义非凡、扣人心弦。
希腊人把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
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
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
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
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
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助于以诸神的干预为基础的解释，而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便表现出了这种新的兴趣。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
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正确生活准则的完全缺失使他深为忧虑
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
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
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
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颂辞。
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这些哲学虽然有许多方面殊为不同，但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
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救赎；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受苦大众的感情需要。
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50万册至70万册的图书馆。
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47万英里；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202英里，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
拱门和拱顶
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有字母表、若干艺术与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其本体取自希腊神话的罗马诸神。
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
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之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导致了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
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
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被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除困境的煽动者。
士兵们首先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
格拉古兄弟的命运表明，温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象征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像皇帝一样行事，在损害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情况下集大权于一身
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对他宣誓效忠。
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
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令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公共市场和商店。
帝国最伟大的城市是罗马。它占地5000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公元2世纪时有100多万。
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得可以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众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
这种公共浴室比起结构简单的浴池，其服务项目当然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运动场所、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绝妙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想的实现。
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
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
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
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2年年底，康茂德遇刺身亡，
国后期阶段，苦难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
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
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
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帝国的灭亡。
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隶制度，
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是“自然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从事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
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们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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