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J.B.Bury《思想自由史》—

  • 我们常听得人家说,思想是自由的。原来一个人无论思想什么,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动者,只有他的经验和他的想像力。但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他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

  • 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怀疑支配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观念和习惯,或要反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方法,而他又坚信着他自己所推证的真理,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一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

  • 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视为当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们已惯于这种状态,所以当它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能获得的。费了数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开化的人民信服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而不是一件坏的事。人类社会(有几个显著的例外)大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就是反对新的观念,其原因也不难发现。

  • 常人天生迟钝,大都缺乏抵抗力。他们的精神界里的信仰都是不加疑问而承受的,并且是坚执不疑的;凡是推翻现存社会固有秩序的事,他们本能上都是仇视的。所谓不能与他们所持的信仰相一致的新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心有改造的必要;可是这番手续又非易事,必得费许多脑力才行。社会上的大部分是这一种人,一切新观念和怀疑各种固有信仰和制度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都是罪恶的,他们的理由就是与他们不适合。

  • 这种由于头脑迟钝而起的抵触又因一种积极的恐惧情感而加甚。由保守的本能造成一种保守的教条:社会组织上如有什么改变,就要危及到社会的各种基础。一国的幸福专赖它的能稳固不摇和一切习惯制度的能保守不变的那种信仰,到晚近才得革除的。无论何地,这种信仰一经流行,各种新的意见就都被视为危险的、扰害的了,如有一个人对于一向承受的原则发生“为什么”的不合时流的疑问,那么,他就要被视为一个有毒的人物了。

  • 原始时代的人从他的长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恶魔,后来他果然见过了一只熊,因而证明前一句话的不错,但他虽未遇见什么恶魔,除非他有神异的才能,他终不能明了这两句话的不同之处;他若发生疑问,一定总想道,他的长者对于熊的话既说得不错,那么,对于恶魔的话也一定可靠。

  • 在中古时代,一个人若怀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过给人称为傻子罢了,但他若怀疑彗星的意义,那就要大受摧残了。

  • 权威处在的战略位置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战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分裂许多派别。

  • 不能证明其不是的命题,我们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坚强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们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命题在未把它们谬误证出之前,它们就都是确然可靠的

  • 若有人问及希腊人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自然首先要想到他们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了。但更真切的答复或者要说,我们最深沉的感谢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他们哲学上的思想,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固然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为条件,即文学艺术上的优美,也莫不以此为根据。他们若不能自由批评人生,那么在文学上何能有那样大的造诣

  • 他走到各个城市根据道德以指摘普通人对于神的信仰,并嘲笑希腊人神学上的神人同形说,“假使牛有两手,又有人类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要将神造成牛的形象了。”这样地攻击旧神学,就是攻击当时对于古诗人的信仰,尤其是在神话上最有权威的荷马,

  • 他这样地攻击因袭观念,诽谤荷马为违反道德,我们并未听得他受任何方面的阻止

  • 一个人若只限于和他本国的种种习惯相接触,就要视习惯为当然之事而归于自然的势力了。若能游行国外,目睹流行的各种习惯和行为标准,那么,他自然会觉到习俗的势力;并且可以了解道德和宗教是一种因地而宜的事物。这种发现足以摧败权威,引起不安定的深思。

  • 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但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我们的所以不能知神,有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这问题是暗昧的,而人类生活却是简明的

  • 有大部分有势力的唯理论者使有组织的压迫自由成为不可能

  • 宗教是为普通人而设的一种善良的和必要的事,这个原则为希腊人所公认,后来又为罗马人所公认

  • 但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雅典人持论与众不同,——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那些教育者中最伟大者,他的施教与他人不同他虽贫穷,但毫不受酬报。他的教授常取讨论的形式,他的讨论又往往没有积极的结果,最终只显示出某种固有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

  • 我是你们的刺激性的批评者,以劝说和谴责坚执不移地来告诫你们,又反复检验你们的意见,希冀你们明了你们所认为你们已知道的事物你们实毫然不知

  • 我们要找寻希腊的逼害精神,必得寻之于哲学家,这是令人奇异的事。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于晚年创了一种理想国,在这种国里他制定了一种宗教,和当时的各种宗教大不相同,他又主张须强迫一切公民都信仰他所创的诸神,否则就处以死刑或禁锢。他设想的这套严密的制度,一切言论的自由都在排除之列。但他的态度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对于宗教是否正确一问题未加注意,他只知宗教在道德上是有用的;他又主张创造寓言以促进道德;他罪责通俗神话,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们不是为正义公道而撰的

  • 一个希腊史家就很赞许罗马的这种为民众利益而培养迷信的政策。这就是西塞罗的态度,以虚假的宗教作为一个社会机关而认为不可少,是古代的不信宗教者中很普遍的思想

  • 我们常听得人家说,思想是自由的。原来一个人无论思想什么,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动者,只有他的经验和他的想像力。但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他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

  • 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怀疑支配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观念和习惯,或要反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方法,而他又坚信着他自己所推证的真理,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一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

  • 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视为当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们已惯于这种状态,所以当它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能获得的。费了数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开化的人民信服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而不是一件坏的事。人类社会(有几个显著的例外)大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就是反对新的观念,其原因也不难发现。

  • 常人天生迟钝,大都缺乏抵抗力。他们的精神界里的信仰都是不加疑问而承受的,并且是坚执不疑的;凡是推翻现存社会固有秩序的事,他们本能上都是仇视的。所谓不能与他们所持的信仰相一致的新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心有改造的必要;可是这番手续又非易事,必得费许多脑力才行。社会上的大部分是这一种人,一切新观念和怀疑各种固有信仰和制度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都是罪恶的,他们的理由就是与他们不适合。

  • 这种由于头脑迟钝而起的抵触又因一种积极的恐惧情感而加甚。由保守的本能造成一种保守的教条:社会组织上如有什么改变,就要危及到社会的各种基础。一国的幸福专赖它的能稳固不摇和一切习惯制度的能保守不变的那种信仰,到晚近才得革除的。无论何地,这种信仰一经流行,各种新的意见就都被视为危险的、扰害的了,如有一个人对于一向承受的原则发生“为什么”的不合时流的疑问,那么,他就要被视为一个有毒的人物了。

  • 原始时代的人从他的长者知道山中有熊,又知道有恶魔,后来他果然见过了一只熊,因而证明前一句话的不错,但他虽未遇见什么恶魔,除非他有神异的才能,他终不能明了这两句话的不同之处;他若发生疑问,一定总想道,他的长者对于熊的话既说得不错,那么,对于恶魔的话也一定可靠。

  • 在中古时代,一个人若怀疑君士坦丁的存在,不过给人称为傻子罢了,但他若怀疑彗星的意义,那就要大受摧残了。

  • 权威处在的战略位置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战士也是人,禁不住也借用推理方法,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分裂许多派别。

  • 不能证明其不是的命题,我们要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只要有坚强的信仰心的人,都可以相信它们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命题在未把它们谬误证出之前,它们就都是确然可靠的

  • 若有人问及希腊人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自然首先要想到他们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了。但更真切的答复或者要说,我们最深沉的感谢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他们哲学上的思想,科学上的进步,和政制上的实验,固然以这种精神的自由为条件,即文学艺术上的优美,也莫不以此为根据。他们若不能自由批评人生,那么在文学上何能有那样大的造诣

  • 他走到各个城市根据道德以指摘普通人对于神的信仰,并嘲笑希腊人神学上的神人同形说,“假使牛有两手,又有人类的能力,那么,他们就要将神造成牛的形象了。”这样地攻击旧神学,就是攻击当时对于古诗人的信仰,尤其是在神话上最有权威的荷马,

  • 他这样地攻击因袭观念,诽谤荷马为违反道德,我们并未听得他受任何方面的阻止

  • 一个人若只限于和他本国的种种习惯相接触,就要视习惯为当然之事而归于自然的势力了。若能游行国外,目睹流行的各种习惯和行为标准,那么,他自然会觉到习俗的势力;并且可以了解道德和宗教是一种因地而宜的事物。这种发现足以摧败权威,引起不安定的深思。

  • 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但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我们的所以不能知神,有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这问题是暗昧的,而人类生活却是简明的

  • 有大部分有势力的唯理论者使有组织的压迫自由成为不可能

  • 宗教是为普通人而设的一种善良的和必要的事,这个原则为希腊人所公认,后来又为罗马人所公认

  • 但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雅典人持论与众不同,——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那些教育者中最伟大者,他的施教与他人不同他虽贫穷,但毫不受酬报。他的教授常取讨论的形式,他的讨论又往往没有积极的结果,最终只显示出某种固有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

  • 我是你们的刺激性的批评者,以劝说和谴责坚执不移地来告诫你们,又反复检验你们的意见,希冀你们明了你们所认为你们已知道的事物你们实毫然不知

  • 我们要找寻希腊的逼害精神,必得寻之于哲学家,这是令人奇异的事。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于晚年创了一种理想国,在这种国里他制定了一种宗教,和当时的各种宗教大不相同,他又主张须强迫一切公民都信仰他所创的诸神,否则就处以死刑或禁锢。他设想的这套严密的制度,一切言论的自由都在排除之列。但他的态度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对于宗教是否正确一问题未加注意,他只知宗教在道德上是有用的;他又主张创造寓言以促进道德;他罪责通俗神话,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们不是为正义公道而撰的

  • 一个希腊史家就很赞许罗马的这种为民众利益而培养迷信的政策。这就是西塞罗的态度,以虚假的宗教作为一个社会机关而认为不可少,是古代的不信宗教者中很普遍的思想

  • 个人渐感觉到他单独的个性,觉悟到自身独立于种族和国家的价值(如希腊和罗马的后期一样

  • 宗教须置在天空中,使理性不能接近也不能干涉,只求人们谦逊地承受。只是这种承受的理由却是可疑的,按照这种理由推断,尚使他身在开罗,他一定要承受回教思想了

  • 因一个人的意见而火烤他,正是提高那意见的价值”

  • 有很久的时期,教皇唯一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俗世的权力者,好利用他的宗教权威以增进他的现世福利,而不给他人稍稍沾染

  • 自十四世纪之后,人人都承认教会有改革的必要,改革意见虽有得当局的容纳者,但事实上愈弄愈坏,于是除革命外别无他法。

  • 一般宗教改革家所最不肯容纳者是对于与己相异的教义的宽容。他们只以此种权威替代彼种权威而已

  • 不宽容的精神一天存在,那么,无论新教会得势或旧教会得势,总是一样。宗教战争并非为争自由,只是为争某几种教条而已。

  • 所以宗教改革家,和他们所反对的教会一样,毫不顾虑自由,只注意“正教”的问题。

  • 新教的教义一如前人,它的根基没有逻辑的根据,是不牢靠的,它的结果只能是以一种靠不住的立场替代另一种靠不住的立场。

  • 近代天文学的历史发端于一五四三年,因为这年哥白尼表明地动说的著作出版。这事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此引起了科学和圣书间显明而确切的争点

  • 一六一六年二月,宗教裁判所判决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本身是矛盾的,对于圣书是背叛的

  • 次日,他就将公开他所证明的科学真理废弃了。因而他得许退居乡里,惟不得与外人接洽

  • 罗马的禁书目录令我们想起印刷术的发明在拥护思想自由的斗争上的重要,因为它能使新思想的流传更易更广

  • 教皇亚历山大第六于一五零一年创定出版检查法,以禁止未批准的印刷物。在法国。亨利第一规定未得官厅批准的印刷,罪以死刑。德国于一五二九年也采行出版检查法,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非有执照,书籍不得印刷。并且除在伦敦、牛津、剑桥三处外,不得设立印刷所;印刷业的规定是由星法院(StarChamber)所支配。在十九世纪以前,任何处的印刷业实际上都是不得自由的

  • 随着这迟慢的理智进展,宽容得了根据地,自由也多得了一些战士。

  • 今日西方诸国人民所享受的信教自由,是由一步一步的宽容而来的。

  • 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1644)一文里,以论证极力为出版自由辩护,其辩证亦合用于一般的思想自由。他谓出版检查“能顿挫学术,阻滞真理,不但使我们不了解已得的事物,并且阻遏未来的宗教与政治上的发现。”

  • 政府只是保持并促进人民的世俗利益如生命、自由、健康、财产所有权等事的机关。至于心灵的事,地方官和常人一样地不能过问;因为地方官只能使用表面的强力;但真正的宗教是内心的信仰,而就心的本质论,是不能强迫它信仰的

  • 洛克以拉丁文作的著名的第一篇《论宽容》文(LetterConcerningToleration)出世

  • 法律非借用刑罚则无效力,而刑罚不能使人心服,所以是等于不相干。

  • 一个教会只是一个“自由而自愿的会社”罢了。又有这样的话道:假使要用武力改化异教徒,那么,“让上帝用天兵去执行倒比教会的用凡兵去执行容易的多了。”这是一个和提庇留的格言相类的格言的温和说法。我可以为之注解道:若异教是触犯了上帝,那也委实是上帝自身的事

  • 反抗不宽容运动中最有力的领袖是伏尔泰(参看下章),他的暴露几件惊人的不义逼害案,比普通的辩论,贡献更大。

  • 宽容并非不宽容的‘反对’,却是不宽容的‘假冒’。二者同是一种虐政。一个自居有阻止良心自由的权限,一个自居有给与良心自由的权限。

  • 其一就是卢梭的谬说,谓人是天生善良而爱好正义和秩序的生物。另一条就是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幻想。又有一种愚稚的判断流行着,谓立法能够完全铲除过去的一切而根本改换社会的性质

  • 这教条给那些所谓“理性神”的使徒行到事实上的时候,绝不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尤其不是自由

  • 这班使徒自以为替理性开了新纪元,实则理性的名字的被冤枉地误用,这是空前绝后的一幕。

  • 在德国和在他国一样,宽容的产生是由于政治利益的动机

  • 须知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无神论者一词被最野蛮地用作诟骂自由思想家的名词,

  • 一个城里有了一个传染病疫的阴沟,我们断不能等待有了新的排水系统,才去撤除它。

  • 智识(即文化)的进步必借建设和积极的发见,也必借批评和否认。一个人既有攻击流行的谬说、成见和欺诈的才能,那么、倘有社会责任一说,使用这种才能就是他的应尽的责任

  • 除非一种证据,它自身的错误比它要证明的事实更不可思议,这样它方得成为奇迹的证明

  • 他的书是人人必读的中古史的名著;即极正统派也是不能离开它的;它的毒性一定时常发作的。

  • 他的《人权论》是君主政体的诉状,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辩护书。

  • 凡世袭的政府本质上是暴虐不仁的

  • 压迫是反抗的亲父母,由压迫又得了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理性是不在他们一边。诸君,你们必得记着卢西安的有趣的故事道:朱庇特与一乡民同行,很自由而亲善地谈论天地的问题。朱庇特若存心使乡民信服,乡民就没有不倾听而默认的;可是忽然碰着一个可疑之点,朱庇特就连忙转过口来,而以吆喝恫吓乡民。于是乡民说道:‘哈哈,朱庇特,现在我知道你是错误的了;你一求诸吆喝,你就是错误的了。’我也要作如是说法。和英国人讲理性,我是能够的;若与权威的吆喝相搏战,我可就不会了

  • 他的文字很合于平民的程度

  • 谓吾人所居住的世界即可居住的世界的全体,这虽不是基督教教义所直接指示的教条,但从所谓关于摩西天地创造的记载,夏娃和智慧果的故事,和关于‘上帝之子’的死的故事,确能推出,除此以外的信仰(即相信上帝曾创造了许多世界,其数至少有我们所谓星那么多),就使基督教信仰的系统立时变为渺小而可笑,并且使它在人们的心中就如羽毛之在空中。这两种信仰不能同时存于一人心中;同时相信两者的人,必是对于两者均未加思索

  • 当时不信宗教之在支配阶级中,本是常事,但有一种固执不移的见解,以为宗教是民众的必需品,凡宣传不信宗教的思想于下层阶级者,当加以遏制

  • 潘思主张全体人民均有接受新思想的权利,所以他的著作都求平民能了解

  • 你想以此来表示你的热诚以取欢你所崇拜的上帝吗?若然,那有些民族以生人致祭的魔鬼也不及这文明社会中的上帝的野蛮了

  • 自由思想是民众所不必要的,因为他们不能了解哲学”那种见解,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很多的人主张。

  • 这时德国有一个掀动全世界的思想家——就是哲学家康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cof Pure Reason)阐明我们若要以理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我们必陷于自相矛盾的绝境。他对于设计论和一切自然神学的批评,比休谟的批评还要完满;他的哲学虽体制特异,其实际结果则与洛克的哲学同,均将知识限于经验的范围。后来他在伦理学方面企图将他从前门驱出的神再从后门引入,但这种企图未能成功

  • 假使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不能飞、不能游泳的动物又为什么能居住于美洲和海洋中的岛上呢

  • 倘把犹太创世说的“日子”(day)一词用作一个长时间段的指代,或可在地球以及植物与低等动物的问题上将圣书的记载与科学的发现调和,但它绝不能适用于造人一事

  • 维持这种说法的惟一手段就是假定上帝要愚弄人类所以造了一些错误的证据

  •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的出版不但是科学上的界石,并且也是科学与神学战争上的界石。此书出版后,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即申言道:“自然淘汰原则是与上帝之言相抵触的”,英、法、德的神学者也是大声疾呼,反对这种推翻上帝的学说。

  • 圣书中谓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而达尔文谓人类是从人猿传下来的

  • 其时正统派的态度,可以格拉斯通之言表之:“根据着所谓进化论,上帝的创造任务被解除了;而借不变的律令的名义,上帝统治世界的职务也被革除了。”斯宾塞也曾谓自牛顿发现了引力,上帝就卸责了。

  • 达尔文主义的更大的影响,是在否认谓自然界有一种有力的大智者在其中以手段适应目的的那种说法

  • 这种证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的无稽先已被休谟和康德的论理所揭破;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的观察又证明设计论所根据的自然与艺术的类比是不能成立的。

  • 假使一个人要射击某田中的一只兔子,他固不必取枪数千枝,尽围该田,使各枪尽行开放;又假使一个人要住一个宅子,他固不必建筑全城之宅,然后除所欲居者外,尽任其风雨剥蚀。这两桩行动,无论做了哪一桩,我们都要说他是疯子,否则也要说他是大愚者了;这种行动,断断不能称之为非常智巧而善于以手段适应目的的人的行动。可是这就是自然之所为。她在蕃殖生命上的浪费是不可胜计的。她产生一个生命必须牺牲无数的精子,“目的”是达到了,可是目的只一,牺牲者却千万;这样说来,这种原则还能成立吗?假使所谓智者而成就了这样粗笨的工作,那么,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低的智者无疑。若认这种成绩是预见计划的工作,则那计划者必大不满意。

  • 自然界的现象是依照不变的法则而同时并存、互相依赖的事物的系统

  • 他们不称之为因果律,而宁称之为经验的一致,因为因果的观念近于玄学

  • 玄学家的黑格尔

  • 它认宇宙的自然与精神两方面的过程是一种从低级进于高级的必要的进化过程

  • 黑格尔认基督教是最高的宗教,其教义表现一些最高哲学——他自己的哲学——的观念,不过表现得不完满罢了

  • 玄学者只是用抽象名词来叙述现象,毫不能解释什么

  • 科学的宇宙观只限于实在的经验资料

  • 人们随着动机而行动,而动机是居前事实的结果,所以“我们如能熟知前因的全部和它们所有的运动法则,我们就能确实无讹地预言它们的直接结果的全部”

  • 所谓命运是不能插入的;那不过是我们知识欠缺的别名。

  • 及其晚年,他否认地狱之说,因使英国教会中的一班正统派失了永落地狱的最后希望

  • 对于这种终极的实在,有四种可能的态度。第一是玄学者和神学者的态度,他们不但相信它存在着,并且相信至少可以知其一部分。第二种态度是否认它的存在;但这一定也是一种玄学者的态度,因为只有由玄学的辩证,才能否证它的存在。第三种态度就是肯定它的存在,但否认我们能稍稍知道它。第四种态度是说我们不能知道它存在还是不存在。持这最后态度的人就是“不可知论者”的严格的意义,就是“自认不知”的人。第三种态度超出了现象之外,它肯定现象背后有终极而不可知的实在。但不可知论者一辞,普通用于一种广义,第三种态度与第四种态度均包含在内,就是肯定“不可知物”的人和自认不知道有“不可知物”或无“不可知物”的人统称为不可知论者。例如康德和斯宾塞都是相信“不可知”者,也被称为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分别就在无神论者绝对否认人格的神的存在,而不可知论者则不信仰其存在。

  • 当诚实的人都私心承认各种终极的问题是卷在捉摸不定的神秘里时,他们为什么还肯在讲台上宣讲坚信是最愚鲁无知者的责任?我们都是无知的动物,我们所有的微微的辨识力只够我们日常之需,我们要解释我们途程的究竟的源流和究竟的归宿,那就绝对失望了;但一个人若胆敢宣言我们不知宇宙之国如不知我们最小的教区的地图一样,他就要受斥责,受辱骂,或者给人家说他因无信心要永落地狱了。

  • 一座月光筑成的建筑物

  • 各哲学者都绝望地互相矛盾;假使哲学的主题和自然科学的主题一样是在理智的范围里,那么一定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 想以它的陈酒倾注于新瓶中,

  • 惧怕民众。神学被视为维持人民安分的一个好工具,而不信宗教被视为危险的政见的原因或随伴物

  • “自由思想在贫民间尤为可怕,最好使他们迷信,才能安分,他们对于权力者为他们所创造的神学的和社会的布置应该致相当的感谢”,这类的观念至今尚未完全消灭

  • 人人有自定信仰的绝对权不受周围的人的干涉。

  • 阿克顿勋爵(LordActon)于一八七七年的著作中曾说:“现在有许多知识阶级的人还认逼害是正当的,”

  • 从前有一种浅见,以为自由思想者总是不道德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话了

  • 我们不妨说,我们现在已达到的时期是:凡头脑分清的人(除教廷中的人)都承认天地间没有不能自由处置而必如旧日受权威加以种种罪名的事。

  • 最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是行为的最高目的

  • 对于未来和人类进步的新兴趣,因其不自觉地铲除了死后生活的旧兴趣,已有了很大的功绩;它又解散了人类根本堕落的那种使人气馁的教条。

  • 我们经验中的一切,各样都能成为一种科学。它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系统,因为它的惟一的终极目标是要将一切人类经验统包括在统一的知识里面。

  • 就我们现在所知而论,所谓物质,不过是能量的集合体

  • 认宗教是“一种从认为自我与全宇宙间是和谐的那种产生的激情”

  • 自由思想在小部分的知识阶级中诚然已流传甚广,但做大多数的全体人民都是未受过教育的

  • 而政治如此腐败的国家里,差不多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的呵。

  • 凡生长在近代国家的自由空气里的人,大都是同情于自由对权威的长期争斗的,并且很少人会袒护社会与政府固执地用以阻遏新观念与新思想的非常乖戾而暴虐的政策

  • 我们一回想到有那么多的理性战士丧命于不算毒心也是盲目的使用权威者的手里,我们要怎样震颤呀

  • 认人类,个人或社会,有干涉任何人行动自由的惟一目的就是自卫”,而压迫之得认为正当,就在它能防止他人的伤害

  • 但不免有近于诡辩的论调为压迫辩护。例如有一种浅见,承认社会对个人有合法的权力。这种见解,如穆勒所说,以为“认人类,个人或社会,有干涉任何人行动自由的惟一目的就是自卫”,而压迫之得认为正当,就在它能防止他人的伤害。这是国家的最低要求,并且我们应该承认,阻止任何人的受伤害,不但是国家的权利,并且是国家的责任,国家的作用就在此。为什么言论自由应该当做一种特许的行动自由?当社会目睹因一个人的言论而危险当前,为什么应该袖手不顾呢?现在可没人能找出抽象的或独立的原则来辩驳了。政府见了危险发生,是要加以判决的,它的判决也许是错误的。但它既相信伤害立见,干涉怎能不算是它应有的责任呢

  • 这种论调为古代和近代政府对于自由思想的压迫得了辩护。借此可以维护宗教裁判所,出版检查,渎神律,以及一切这类压迫政策,这些都是为保护社会而防御当局者诚心认为大伤害的事而来行的,纵为过当或判断错误,也是不应顾虑的,这些不过是责任的履行罢了

  • 他们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确当的,也许一半错误,一半确当的。(一)假使他们是错误的,而他们所要扑灭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是剥夺了人类的真理,或说在竭力剥夺人类的真理

  • 就当提倡刚刚为少数人所抱的思想,因为这方面的思想“正表现当时人所忽略的事项”

  • 可是卢梭的学说里面及其所掀起的思潮里面含着很多正为当时普通思想中所缺乏的真理;待这潮流沉淀,那些真理就是留下的宝物了。

  • 要知识进步和谬误改正,必得开放言论自由。历史已证明在希腊思想完全自由的时期,知识就生长了,到了近代,因为禁止思想的法律完全取消了,所以知识进步的速率,在中世纪的教会的奴仆看来,简直疑为由于恶魔的作弄。

  • 因为某种思想经反复辩驳,未被驳倒,所以认定它是正确的,和因为要防止某种思想被驳倒而认定它是正确的,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要出于行为的考虑认定我们的思想正确,惟一的条件是存在完全的反驳和推翻我们的思想的自由;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条件能够为我们提供理性的、承认我们正确的证明。

  • 要在理性上确定这一点,只有因反复辩驳而不能动摇才能获得。

  • 相冲突的主义同时含有真理的情形。

  • 要得社会习惯制度和方法能适应新需要和新环境,自然必得有辩驳,批评社会习惯、制度和方法以及发表最违俗的思想的完全自由,固不必顾虑是否触犯着流行的思想。

  • 有一个完全可由人力获得的精神进步与道德进步的最高条件,就是思想和言论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的建设可算是近代文化最有价值的成绩,并且要认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 这辩证自不能得那与纽曼主教见解相同的人的赞成,他的话道:“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完善的可能性是一个梦想,因为这与上帝所启示者相矛盾;”这种人也许又要赞同纽曼主教的话道;“假使我国宗教上的迷信、固执、黑暗和残暴能比现状大大地更加厉害,那么,才是我国的收获呢。”

  • 但这里所指的煽动,必定是确实的和直接的。假使我著了一本书,内中非议现社会而提倡一种无政府的学说,有一个人因读了这本书就立刻发生了一种暴行,这很可以说我的书使得这人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犯了这种罪,但若非我的书中确含着这人所犯罪的直接诱惑,那么,责罚我或禁止我的书,总是不应该的。

  • 我们试设想一个例子,这是事实上未见有的,但可以使这问题更明显,更确定

  • 假使有一个人,他有带着很大吸引力的人格,天生有一种奇异的势力,能以他自己的虽不合理的观念影响他人,换句话说,就是他是一个代表的宗教领袖,他信仰在数月之内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

  • 任一件好事情都不免有时会造成伤害。即如政府一物,也常有极大的谬举做出来;法律之对个人也常有太残酷,太不平的地方。请问基督教的教徒们:当他们不安地想起基督教因其排他的救渡说曾造下不可胜计的灾害时,他们还有什么话来为他们的宗教辩护?

  • 既认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

  • 这教义是:无论否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真理,或拿着它们来侮慢或嘲笑,都是违法的;

  • 理性反抗权威的奋斗的结果,就是今日自由所得的确实的。

  • 现在在最文明、最进步国家里,言论自由已被公认是一种根本原则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已被视为判定文明的标准了

  • 乐观的人都深信这种胜利是永久的;理智自由是人类今后永有的产业,已得着保险了;不久就要见到现在仍在阻挠它的诸势力的瓦解和它的渐渐散播于比较滞进的国土里了。但由历史的观察,可以说,这种希望是不能保证的,我们能说得定不再有很大的顿挫发生吗?我们已见到在希腊、罗马时代,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已完全实现却不料接着来了基督教这种势力,就给人们心上加了束缚,禁止自由,使人们战斗得精尽力竭才得恢复了他们失去的自由。难道若断定没有这同类的什么东西再出世吗?难道能断定没有什么从不知中出现的新势力来惊动全世界而致成同样的顿挫吗?

  • 理性现在保有大宗关于宇宙性质的确定事实,所以比在基督教神学禁锢着它的时代占着更强有力的地位。这些事实都是它的堡垒。

  • 在古代,这种进步专依赖着少数人;到了今日,许多国家都参与这种工作。现在一般人都信任科学的重要,这是希腊时代所未有的现象。物质文明的进步依赖着科学的这种情势,或者就是科学探讨永无中止的确实保证。实际上,现在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很和宗教一样了。

  • 不过在尊视科学的国家里,科学虽然很安全,而讨论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思想却要受严厉束缚,这是常可能的事。现在思想自由的地方,也许要采用压迫政策,这并非不见得有的事

  • 在今日,关于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则的话,当无遗漏地统统揭示给青年们。但这事或者有人害怕,以为现在尚未至其时。因为现在幼年教育的方法是根据着权威的。现在诚然间有劝令儿童自行思想的事实,但有这种高明劝告的父母或师父,都是信任一个儿童自行思想的结果是要与长者所认为是的思想相一致的。这是假定这儿童能够从先已根据权威注入的原则作推论。但使他的自行思想怀疑起先已注入的原则,道德的或宗教的,那么,他的父母或师长若非非常之人,必绝对不愿意,并且一定要阻止他的了。自然,只有有非常希望的儿童,他的思想自由才致走到这样的地步。在这意义上,不妨说道:“不信任尔父母”是有希望的第一告诫。当儿童已达能了解的年龄,即对他们解释什么时期根据权威而承受所学的事实是合理的,什么时期根据权威而承受所学的事实是不合理的,应是教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