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中的认知

— 摘自 Edwin Hutchins 《Cognition in the Wild (荒野中的认知)》, 来自 Dynamicland 的推荐书单

在环境中个体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由⽂化建构的，⽽且没有⼈能够独⽴作出对社会有⽤的成果
空间经常作为社会组织的⼀个要素被运⽤
导航是⽤来回答⼀些问题的⼀系列技术的集合，其最中⼼的问题可能是“我在哪⾥？”
当我写下这些时我在哪⾥呢？我坐在桌⼦旁开展研究。我前⾯的窗⼦⾯朝花园；那边的⻔通向⾛廊，⾛廊连接着房⼦的⼀部分。我的房⼦在太平洋海岸上，⼤学的北部。我在北美⼤陆的⻄边。我在绕着⼀颗⼩⾏星旋转的地球上，这颗⼩⾏星⼜在⼀个螺旋星云⼀臂的外部
每个关于我的⽅位的描写都只有通过所描述的⽅位与由描述所暗示的空间表征的其他⽅位之间的关系才具有意义。这是⼀个必须被所有活动的有机体所解决的绝对基本的问题。
为了回答“我在哪⾥”的问题，必须建⽴地图与疆域的⼀致性
通过这些思考，导航员试图在可⻅的世界与图表的描述间建⽴连贯的⼀致性。
军队中的⼈们分成两个明显的社会阶层：军官和征募兵（enlisted）。军官必须有⼤学学位并且被任职（赋予指挥⾏动的权威）。
三等中⼠在专业⽅⾯是新⼿，可能与其他⼈合作从事低等级的活动，或者“在指导下”做更为⾃主的事情
成为军⼠⻓（chief）意味着有更多的薪⽔和管理更多的下属，并有⾃⼰的住舱（⽐⼀般等级的更私⼈化）和⾃⼰的餐厅（⽤餐更为便利）。
数据处理专家通常被认为是聪明的
在组织的各个层⾯上，我们看到了通过把⾃⼰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建⽴身份的努⼒。
除了船⻓和军需官之外，我⽐其他船员懂得更多关于导航的理论。当然，掌握理论和掌握在⼀个特殊环境下的实践经验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导航是指将舰船或⻜机从⼀处指引向另⼀处的过程
我已将由船桥上的⼩组所执⾏的舰船导航视为认知分析的⼀个单元，并将致⼒于把认知科学的主要隐喻⼀作为计算的认知—运⽤于系统的操作。
在没有任何机械、电⼦，或者磁性仪器的帮助下，密克罗尼⻄亚卡罗琳主岛的导航员们依习惯开始远航，⾏驶⼏天后就看不到岛屿了
星路是太平洋⽆仪器导航的导航技术中最⼴为传播的概念之⼀。从地球上看，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地球绕着地轴转动，所以星星看上去从东往⻄在星空中移动
星路，也叫线性星座（Aveni,1981），是指⼀系列“遵循同⼀条路线”（Gladwin,1970）的星星。这就是，它们都依次在同⼀个位置从东⽅升起，在天空中画出相同的弧线，然后依次在⻄⽅同⼀个位置落下。典型的星路⼀般都由6~10颗间距匀称的星星组成（Lewis,1972）。所以，⼀颗线性星座的星星已经远得看不⻅了，肯定会有下⼀颗星星接下来指示⽅向。
从卡罗琳群岛看，北极星⼀直是在地平线上⽅8度的位置
一个经验丰富的导航员只需要瞟⼀眼地平线附近的⼀两颗星星就可以在脑海⾥形成整个罗盘
卡罗琳群岛航海的⼀个基础概念就是在航线上的独⽊⾈是静⽌的，⽽岛屿经过独⽊⾈在运动。
设想⼀下夜间你在⼀艘普鲁瓦特独⽊⾈上。天⽓晴朗，星星都清晰闪亮，但是看不到任何岛屿。独⽊⾈是⼀个熱悉的⼩⼩世界。男⼈们坐着，聊天，也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动⼀下。海⽔流淌在独⽊⾈两侧，⽔流的线条和⽔泡汇⼊到尾流并在⿊暗中消失。头顶是永恒不变的星星。它们轻快地游⾛在⾏路上穿越星空⽽消失，但⼜必然会在相同的位置现。你可能在独⽊⾈上航⾏好⼏天，从⼀条地平线到另⼀条地平线，但是星星从不离开，也从不改变它们在夜间轨道上的位置。独⽊⾈仍然在下⽅，星星依然在上⽅。但在尾流后⾯，你出发的岛屿越来越远了，⽽你驶向的岛屿越来越近了。两者你都看不到，但是你清楚这⼀切。你也知道你的两边都有岛屿，有的远，有的近，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在前⽅的也会适时地变成在你后⽅。⼀切都途经独⽊⾈，但唯有夜晚的星星和⽩天的太阳恒久不变。
这⾥，我们有⼀个构想，即已知的地理位置随着导航员、独⽊⾈以及天上的繁星⽽移动。被引导着驶向航向另⼀端的是参照岛屿。导航员看不到它距离地平线之外的参照岛屿，但他想象得出它在⼀系列地平线星位下⽅慢慢往回⾛。
当导航员脑海中看到参照岛屿正在某⼀个特定的星星下⾏⾛时，他很清楚⾃⼰已经航⾏了⼀定数⽬的线段了，也就是说完成了整个⾏程的⼀定⽐例了。
陆栖⻦类最远会⻜到20英⾥外的海⾯觅⻝，所以当看到⻦⼉们赶往⼀个觅⻝地或者看到它们从觅⻝地启程赶回陆地时，导航员远远地就可以知道陆地的⽅位了。这种信息只有在⼤清早或⻩昏时才观察得到，那时⻦⼉正启程从陆地出发或⻜回陆地
传统的密克罗尼⻄亚⽂化不⽤⽂字记载，导航员们必须记忆很多信息。
现代的航空航天特地运⽤前哥⽩尼时代思维，原因就是地⼼说⾥物体在⼀个静⽌的空间运动使得⼈们在推断天体的位置时⽐⽤⽇⼼说更容易计算。当然了，从银河系之外的⻆度看，⽇⼼说本身也是虚构的
在发明罗盘磁针之前，太阳和星星是⻄⽅导航员的向导。在《奥德赛》（（dyssey）⾥，荷⻢（Homer）让奥德修斯（（）dysseus）通过保持北⽃星在左侧、朝向昂宿星和⼤⻆星的航⾏从⻄⽅回到家中
这天后来我看到⼀只来⾃⻄北⻄⽅向（WNW）、⻜往东南⽅（SE）的燕鸥。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它说明陆地位于⻄北⻄⽅向。因为这些乌晚上栖息在岸上，早上⻜往海⾯寻找⻝物，⽽且它们不会⻜⾏60英⾥
我知道葡萄⽛⼈发现的⼤部分岛屿都是由于海⻦⽽被发现的
前⼀条记录说明哥伦布不仅利⽤⻦类的⾏为来寻找陆地，⽽且还跟密克罗尼⻄亚导航员作了同样的推测
密克罗尼⻄亚导航员把所有航⾏所需的知识都记在脑海⾥
在⻄⽅航海传统⾥，仪器成为知识的仓库，它们的结构都是持久的，所以⼀个简单的仪器可能代表的知识⽐任何个⼈所知道的都要多。
很多⻄⽅导航器具的构造基础的原理是把任务的计算约束变量构建到仪器的物质结构中去
星盘（图2.18）发明于⼤约公元前200年时的希腊，它是关于天体运动的机械模型，可随身携带
叠加了各种不同结构的星盘形成⼀个天体计算器
星盘是对天空构造的⼀种记忆
在外在表征中，结构可以逐步地建设—在不同时间进⾏识别天体的观测—⼀这样⼀来，最后形成的构造可能是任何个⼈⼀时⽆法在脑海⾥表征的东⻄。⽽且，星盘所含的知识是⼈们⽆法在脑海⾥表征的。在这个⽅⾯，它是⼀代代导航员天体观测技术的⼀个物质积累体。它沉淀了对天体运动规律的表征。
星盘不仅仅是对天空构造的记忆，它还是⼀个模拟计算器。
观测者的纬度以及观测时间这两个变量可以在星盘的外在构造上通过可变动的部分（针对各个纬度的盘体）或者通过各部分间可变更的关系（⽹环相对于盘体和分度圈绕轴转动）表征。这样被表征的约束变量就成为星盘外在构造的⼀部分。星盘是关于天体的可操作模型——模拟了不同时间和纬度对天体与地平线间关系的影响。
罗盘对这些关系的简洁表征完全归功于其将24⼩时绘制到被分为32等分的罗盘上。对罗盘的32等分和对⼀天的24等分互不相⼲。它们间的关系正巧⼤致地表达出了⽉亮每天落后太阳48分钟，⽽该现象源⾃于⽉亮公转⼀周29.5天与⼀天24⼩时之间的关系。
判断⽅向和判断时间，这两种判断间的联系使得罗盘这⼀简单图解的使⽤很适于表征⽅向和时间。但是罗盘并⾮⽤作寻找时间的仪器。它是⼀个⾮常抽象的认知图解模型，代表了⽅向与时间、太阳时与⽉亮时、时间与潮⽔间的关系。
弗瑞克将计算潮水的罗盘比作了密克罗尼西亚的埃塔克，前提是这两者作为认知图解的抽象性质。这两种系统都通过在单一框架上叠加几种表征结构来发挥计算能力，我认为它们在这方面关联更紧密。这两种技术——即星盘和作为潮水计算器的罗盘—都形成了有形的物质仪器，其构造体现现象规律的方式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操作该物质仪器来开展计算。
为了提⾼精确度，⼈们使⽤沙漏来定单位时间
拖板计程仪的要性在于它改变了导航的⽅式。导航员再也不⽤事先知道某个⾏程会需要多少天，直到计数⾛完了需要的天数来航⾏，他依靠拖板计程仪、两点间的距离以及航⾏速度的概念来判断舰船已经⾏⾛的距离。拖板计程仪带来了速度的数字表征，它要求导航员能够根据该表征来进⾏计算，以得出他所需要的信息。
有了⼀张常⽤对数表，你就可以将乘和除转变成加和减的计算。
两者都把被表征的世界的约束变量组建到仪器的物理结构中去了
它具象征性：数字的对数表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实体间关系的规律被体现在仪器的结构中，但是这规律是数字的象征世界的语法，⽽不是关于地球和星星的世界的物理学原理。将象征世界表征在物理仪器上，尤其将这样⼀个世界的语法表征在仪器的物理约束变量中是⼀条⾮常强⼤有效的原理。拖板计程仪和冈特刻度尺是建⽴在测量和数字计算基础之上的认知社会⽣态学的表征元素。
作为世界模型的海图(nautical chart)
海图——可能是现在能看得到的最好的凝结了物理仪器操作知识的例⼦—-跟测量、计算和表征这⼀原型循环有紧密联系，⽽后者是⻄⽅导航的重要特征
直到18世纪末，航⾏的描述⽅向⼀直是主要的航⾏辅助⼿段。这些⽂字描述了海员如何开展航⾏，他们预计会看到什么。随着测量技术的提⾼和精确测量区域的扩⼤，航⾏⽅向描述被以画⾯表示的图所替代。这标志着视⻆的⼀个重要转变。航⾏⽅向是对从甲板上看出去的世界的表征，⽽海岸图所表征的世界是从上⽅——即虚拟的视⻆（即“⻦瞰”）看出来的，⽽导航员实际上从未体验过后者的视⻆
上北下南的惯例与按照纬度和经度来定义位置的概念有联系。对于沿海航海来说，该概念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沿海导航员并⾮按照这些球⾯坐标来定义舰船的位置的，他所感兴趣的是根据包括岩⽯和浅滩在内的明显危险性的标示的⽅向和距离来确定位置。所以早期的沿海海图依据海岸的⾛向（很有道理的）⽽不是罗盘来制定⽅向。
现代海图按照上北下南的做法显示了地球表⾯，上⾯按照纬度和经度散布着每⼀个地点的位置。这样⼀个全球框架使得海员可以将任意次数的观测与任意位置联系起来。这样⼈们就可能计算出地球上任意两个位置间的关系，即便该关系从未被测过。
葡萄⽛吉恩⼆世（JeanD）有⼀⼤美德—⽐任何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要早地——组织对他所处时代的理论知识进⾏技术开发
海图呈现了很多观测的积累，其总量要⽐个⼈⼀辈⼦能做的观测都要多。在这个⼯具上体现了⼏代⼈的经验和测量。没有⼀个导航员曾经掌握过、将来也不会有导航员能够掌握海图上所有的知识。制作海图时真正的技术难题在于收集可靠的信息
他们还需要训练⼀⼤批的观测者运⽤这些技术，这样就能将这些观测者的经历积累在同⼀个仓库⾥。这就创造了⼀个巨⼤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系统———⼀个由很多部分组成的认知体系，很多年⾥⼈们运⽤该体系收集积累了地球表⾯空间组织的表征
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项法案“对那些发现海上经度的个⼈或者集体予以公共奖⾦”。该奖项直到1762年才被⼈领取，那年哈⾥森造出了⼀个计时器，在海上使⽤⾮常可靠（泰勒，1971:261）。导航历书随之⽴刻有了变化。
在赤道上，⼀分钟的误差会导致东⻄⽅向位置15英⾥的误差。由于地球每4分钟绕地轴转动⼀弧度，⼀个能精确到度的测量天体⻆度的⼯具毫⽆⽤处，除⾮有⼀个误差在2分钟以内的计时器与之配套使⽤。所以，缺少计时器的话，六分仪和精确航海表格的完善就都被限制了。在计时器发展之前，后两种仪器在技术上都是可能的，但是直到时间可以精确计算时才有⽤
导航⼯具之间共享⼀个相互依赖的计算和表征⽹络。
在仪器的⽣态学⾥，每个仪器都在计算结果的流程基础上创造了使⽤其他仪器的环境。
弗瑞克的罗盘是⽤来看的，但只要在建⽴了海港并且⽤⼀种特定的⽅式将⽅位圈看作太阳与⽉亮圆周间的时间关系的表征之后，该罗盘才成为潮汐计算器。
没有两个⺠族是⽤同样的镜⽚透视⽣活。⼈们很难意识到⾃⼰看事物时⽤的眼睛。任何⺠族都觉得⾃⼰所⽤的眼睛是理所当然，聚焦和视⻆赋予⼈们对⽣活有⼀个全局性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他们看到的就是上帝安排好的世界的样⼦。不论戴什么眼镜，我们都指望那个戴眼镜的⼈知道镜⽚的公式，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会去期盼各个⺠族都去分析⾃⼰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作为对空间的物理模拟，海图给计算系统提供了⼀个接⼝，在这个计算系统⾥使⽤者对象征表征（即LOP）的理解在结构上类似于其对表征意义（即世界各地间的关系）的理解
该相似性是如此的紧密，以⾄于许多使⽤者觉得⽆法区分形式和意义。导航员不仅觉得他是在进⾏计算，他还将⾃⼰在表征领域⾥对事件的解读看作现实
我们将现在的导航技术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点⾮常令⼈吃惊。现代的技术使⽤者们并不会很清楚创造这些技术所克服的困难，以及这些技术的威⼒与它们的前身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回望历史时才会看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需要解决如此多的问题，⽽且有如此多的问题其实可以⽤其他不同的⽅式解决。伴随着这些技术和仪器的是⼀种思维⽅式。导航技术的进步往往跟它所处的⽂化密不可分。这些进步也进⼊其他领域，所以它们渗透了整个⽂化。这就是为何我们很难看到⾃⼰做事⽅式的性质，看到其他⼈做事的⽅式
作为⻄⽅导航的基础的表征假设
赫尔伯特•⻄蒙（HerbertSimon,1981:153）在其产⽣重⼤影响的《⼈⼯科学》⼀书中提出：“解决⼀个问题仅仅意味着要表征出这个问题，以使该问题的解决变得显⽽易⻅。”
随着表征从照准仪的瞄准镜转移到海图，舰船位置的表征在不同的媒介中就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计算系统是⼀个公理命题的集合，以及运⽤这些命题的法则的集合。法则描述了确保这些公理为真的运算。这个系统包含了很多潜在的结论。
我提出⼀个更为宽⼴的认知观点是因为我要保留认知作为计算的概念，⽽且我需要这种计算，使认知能适⽤于涉及⼈类与⼈⼯物及与他⼈的交互关系的活动，就像认知能适⽤在那些完全内在于个体⼈类的活动⼀样。正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很多有趣的计算的实际执⾏不是由符号的⽅式来完成的，⽽是由其他⽅式完成的。为了达到我们的⽬标，“计算”将在更宽⼴的意义上被应⽤于涉及表征媒介的表征状态的传播。
导航系统获取了⼏个约束世界的⼀维变量，然后表征和再表征它们，直到其呈现在海图上。海图是⼀种媒介，多重联⽴的⼀维约束变量在海图上组合起来从⽽形成问题的解决⽅案
世界: 想象⼀艘在海港⾥的舰船。这艘船与周围世界每⼀个物体都有⼀个空间关系。每⼀个关系作为⽅向和距离都是具体的。
舰船相对于陆标的⽅向关系是在第三个空间⾥被新确定出来的：旋转罗盘刻度卡的微型空间
这最后的空间是⼀个被彻底刻化的空间（Goody，1977）。它是由⽂化所建构、测量和标记出来的。
在导航中表征的串联。⼀个舰船相对于陆标的关系的表征由照准仪（a）被传递到⽅位记录上（b），然后再传递到量⻆器（c）上，最终从量⻆器被传递到海图上
在旋转罗盘卡上的印刷刻度使得照准仪的模拟⻆度状态能够被转化为⼀个数字表征。
模拟数字转换服务于另外⼀个⽬的。它提供了⼀个可移动和传送的、在受限的带宽频道上传递的表征
这⾥使⽤的模拟数字转换创造了⼀个可传送的模拟⻆度的表征。它能够被表达出来，因此使得信息能够流通⽽不需要移动其被表征过程中的物理媒介。它也⾮常容易被记录，数字表征的存储要求远远⽐模拟表征所需的存储要求低得多
纵横表格的形式是已知最早叠加表征的设备之⼀。位于横排构造⾥的表征结构叠加到位于纵列构造⾥的表征结构上，⽤以⽣成使两个表征结构协作起来的系统。
量⻆器是另⼀个被⽂化所建构和教化的空间
舰船与陆标间的⽅向关系在⼀个空间集合⾥被新制造：照准仪、旋转罗盘卡、⻆器刻度盘、⻆器把⼿，以及最终的海图空间
这⾮常符合⻄蒙对问题解决的描述。舰船的情况被表征和再表征，直到导航员问题的答案变得显⽽易⻅为⽌
舰船下⾯被观察到的⽔深被表征为在回声测深仪刻度纸上的⼀个记号。回声测深仪的刻度纸是另⼀个教化的空间，排列了充满⽂化意义的关于深度的名称。读出写在纸上的深度就是将这个教化空间⾥记录栏中记号的位置转变为可移动的数字表征（⼀个数字），这个数字表征也被记录在⽅位记录⽇志⾥
根据可观察的表征，导航的基本计算完全能够在计算的、表征的/算法的，以及执⾏的层次上被描述出来
计算媒介，⽐如图表和海图，被看作是内在于系统的表征，⽽且执⾏这些表征的计算，对于系统来说更是内在的进程。由于认知⾏为分布于社会⽹络，很多这种内部进程和内部信息交流可被直接观察。
运⽤社会分布式认知，我们能⾛进认知系统内部，虽然某些潜在的进程（⼈们头脑内部）仍模糊不清，但是系统⼤的内部组织及操作程序可以来直接观察
“如何物理地实现计算和表征的细节⽅⾯”
在这个意义上，表征仍然完全是⽂化的。在下⾯的分析⾥，我将把⽂化作为⼀个为了更精确地定义任务性质的资源来使⽤
导航的计算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它们是由个⼈操作真实的物理对象所产⽣的真实的物理活动
我们也⼀定不能忘记，符号总是有物理上131的实现，或者符号物理形式的性质会限制以其为依据的操作类型
我最后想要回答认知⼈类学在这⼗年⾥的中⼼问题：“为了完成他们所要做的，他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或者，也许是⼀个更好的问题，“他们如何知道他们所知道的？”
由于结构内在于⾏动者⾃身，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处在⿊暗之中。
我会假设在这个情境⾥个体的主要作⽤是提供外部结构与另⼀个外部结构相协作所需的内部结构。
由于认知科学在传统上很难模拟⽤以连接⼼智与“外部世界”的信号传导器的⾏为，所以认知科学更关注于“不需要借助与环境的交互⾏为，就能在⼤脑内部产⽣加⼯操作”（SimonandKaplan,1989:39）。⽽且，“深层思考被证明要⽐⼿⼀眼协作更容易理解和模拟”
在过去的30年⾥，认知科学的主流思想引导我们去推测：为了与世界产⽣交互⾏为必须内在地表征世界
通过例如⼿⼀眼协作这类的程序所完成的（也⻅于Latour,1986）。导航任务所需要的关于环境的内部表征要远远少于传统认知科学使我们以为的那样。
任何关于数学、计算、理论和形式的研究通常应该作相反的解释：⾸先要看观察者在空间和时间⾥如何移动，铭⽂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可结合性如何被加强，⽹络如何被扩展，所有的信息如何在⼀连串再表征的过程中被联系在⼀起。如果，由于某些特别的机会，仍然有某些东⻄未被解释，那么，当且仅当在这时，才要寻求特殊的认知能⼒。
再表征(re-representation)
导航实践者在使⽤其形式和铭时所采⽤的认知能⼒，是⾮常平常的能⼒——是能在上千个其他任务的情境中发现的能⼒
读取并复制时间的数字表征要⽐读取并复制舰船时钟所呈现的时间模拟表征更容易⼀些
绘图员可能会说“它不是关于另⼀轮时间的吗？”这阐明了认知任务的社会分布的开始，其中记忆是共同发⽣的。
⼀个陆标的选择以⼀串⼝头词汇的形式被表征并传递给罗经刻度盘操作员：“指向洛玛灯。”
认知科学共同体
当罗经刻度盘操作员注视着红⽩⾊的塔并喊出“这是洛玛点的灯光”时，陆标名字的表征，对陆标出现的期望，以及可视范围都在相互制约着彼此。这是另⼀个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在单⼀表征媒介上的合叠加
海图是关于陆标的出现以及其⾃身与世界其他物体之间关系的表征
⼈类的⼼智擅⻓于发现并投射有结构的规律性
如果我向⼀个实际上并不正在使⽤⼯具的罗盘操作员询问刻度读取任务是如何完成的，他可能会运⽤刻度盘想象的内部表征，并想象基于该表征的任务的操作。这种任务与读取刻度时所展现的任务⾮常不同。通过连续的与刻度盘进⾏交互作⽤可以获得这种内部表征。根据我们对外部结构的内部表征的知识，我相信这种表征最好是图示的
在认知科学⾥，语⾔通常被认为是⼀种⼈类的计算能⼒
看看语⾔在社会分布式认知系统执⾏中的作⽤，我们将会被引导着去思考语⾔作为结构表征媒介的性质
与其把信息理论强加在⾃然语⾔之上，不如让我们以结构表征媒介协作的视⻆，来看语⾔理解的问题
讯息对于接收者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该接收者知道些什么。⽐如，思考⼀下报告059°⽅位的案例。对于⼀个新⼿来说，这只是⼀串要写下来的数字⽽已。对于有经验的导航员来说，它意味着⼀个稍微偏东的东北⽅位。当⼀个有相关知识的导航员听到或看到这个⽅位时，他可能就知道了他⽬前⾯临的是哪个⽅向，并可能真实地感受到这个由⽅位所显示的⽅向是⼀个物理感觉。例如，⼀个⾯对⻄⽅的导航员听到“059”时，可能体会到它是在正后⽅右边⽅向的感觉
⽅位之于绘图员要⽐⽅位之于⽅位记录员意味着更多的东⻄，因为绘图员将⽅位与⼀个结构表征媒介相结合——他在局部空间内对于⽅向的感觉。
这个搜寻的启发式部分，体现在绘图员为了满⾜问题的⼀个或另⼀个空间约束变⽽设置量⻆器的⽅式选择上，正如在⻆器和海图的物理结构上所呈现的⼀样。拉图尔（1986）称之为“⽤眼和⼿进⾏思考”。
当这个技能被很好地习得时，它很可能会成为⼀项⾃动运⾏技能，⽽且有经验的绘图员可能会觉得⾮常难以描述它实际上是如何被执⾏的。
计算器只是使该问题的容易部分变得更容易解决。困难部分在于如何使运算操作彼此相结合，⽽计算器并不能为这⼀部分任务提供⽀持。
更为要的是，这个任务的条件并不需要代数知识。列线图和计算尺将任务由⼀个计算计划（计算出是什么除以什么）转变为⼀个对外部设备的简单操作。在前两个条件中，任务执⾏者与⽆意义的表达式“R=DT”、“R=D/T”之间存在着⼀种代数变换的句法知识。当⼀个⼈使⽤列线图或计算尺时，这些⼯具的结构⾃身就消除了项与项之间的这类关系，或将其锁定在外
正确的关系建⽴在⼯具中，任务执⾏者仅仅需要调整任意151两个刻度使其约束第三个刻度的数值。最要的是，不正确的关系被“排除在外”⽤这些⼯具不可能产⽣出这些关系
很多计算看起来由⼯具或⼯具的设计者完成。⼈们可在做得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是由于⼯具做得更多。
在三分钟准则的例⼦中，时间跨度⽤来契合速度⼀距离关系。这是⼀个在概念⽣态学上表征发展的绝好例⼦。
现在，谈论技术已很普遍，尤其是信息处理技术，作为认知能⼒的扩展物被经常讨论
当我们关注于认知任务的产物时，⽂化上的技术，从我们在此已探讨过的⼯具的书写和计算中，产⽣了⼯具使⽤者认知能⼒的扩展。使⽤这类⼯具，⼈们肯定能完成那些没有这类⼯具就不能开展的事情。
⼯具有两⽅⾯的作⽤。⾸先也是最显⽽易⻅的，⼯具是表征状态传递所完成的计算的表征媒介。其次，它们提供了对⾏动的组织的约束
计算尺的物理结构不只是计算的媒介。计算尺通过约束表征状态使其在句法上正确，这为使⽤者提供了功能系统合成的指导，在合成中计算尺将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媒介技术不是处于使⽤者与任务之间。相反，它们是作为调节⾏为时所使⽤的资源，使表征状态的传递完成计算的⽅式，与使⽤者⼀起参与其中。
与其说⼯具扩展了任务执⾏者的认知能⼒或在与执⾏者的交互⾏为中表现得像有智能的⾏动者，不如说这些⼯具通过将任务表征在答案或解决途径明晰的领域⾥，从⽽改变了⼈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其次，这类专⻔⼯具和技术的⼴泛存在是⼤传统的详细阐述的明证，它们避免了代数推理和运算
这些⼯具允许⼈们使⽤它们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这类事情也是⼈们所擅⻓做的：识别模式，模拟世界的简单动态，以及操作环境中的物体
在这个技术领域的最后，由⼈和技术组成的系统的计算能⼒并不取决于内在于技术设备的信息处理能⼒，⽽取决于技术在⼀个认知功能系统组成中所发挥的作⽤。
我猜想⼿势有助于在时间流逝中创造或维持这些表征。⼿指划过的轨迹随着时间⽽消退，但看起来它可以持续⾜够⻓的时间使⼏个轨迹能够彼此叠加，并在关于海图感知经验上持续⾜够⻓的时间。
⼀般的战舰通常会携带5000多幅海图，所以寻找海图会很费时。
它们不只是提前做了部分任务，⽽是事先做了使任务更易完成的⼯作。因此，⼀定时间内，在认知⼯作量的分布中，总⼯作量不同于提前做部分任务的情况，因为它是在提前重构预先计算之中。在下⾯的情况中，总的⼯作量实际上可能更少。
海图的建构是⼀种被提前建构的结构并改变了计算的性质，这是在⾼速活动时段⾥完成的。密克罗尼⻄亚导航员的航海意象⾮常像在⼀个预先计算结构中的海图，在该结构中观察能够被图式化，以致迫切问题的答案在导航员⾯前显⽽易⻅。很多先验经验在海图结构以及在密克罗尼⻄亚导航员关于星⾠和海洋的知识中被提炼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海图结构是计算功能系统的中⼼部分，⽽不是导航员独⾃创造出的某个部分。有⼀个建⽴在具体观察之上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上，地⽅性的特定观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以被预测。
许多对海图的定制是基于舰船的物理特征以及操作特性—例如，转向⽅位的位置以及危险等深线。这些都是不变量
短期存在的不变，如那些关于海图上描述海⽔具体流向的不变，⽤铅笔或者其他可被删除的媒介标出。某些舰船甚⾄在经常使⽤的海图的航迹线上覆盖⼀个醋酸纤维透明软⽚，以使频繁的擦除不会破坏下⾯的航迹线
只要⻆器的锁钉被拧紧，其状态就能持存。
当前定位的计算依赖于⼉秒前刚完成的量⻆器的设置。当前计算还涉及航位的规划：⼀件刚在⼏⼗秒前完成的⼯作；在⼏个⼩时前建构在潮汐图表上；在⼏天前绘制的海图的改变上；在⼏个星期前海图被“整理”时被放弃168的预测轨迹及转向⽅位上；在该海图符号的位置上，该符号最早出现在⼏年前印刷的新海图上；在⼏⼗年前所设计的绘图⼯具的性质中；在⼏世纪前完成的海图的数学式预测中；在⼏千年前发展起来的六⼗进位数字系统的组织中
表征选择这个最普通的事对较容易做的事情和不易做的事情都有影响
既然任何⼀种技术的出现都可能改变其他技术的计算潜能，所以原则上，不可能从古⽼基础的简单预先计算中排除任何起作⽤的因素。
每⼀个起始点像其他点⼀样都是随意确定的
计算的历史并且看到在⼏个世纪中，在计算的实际执⾏过程中，结构在物质及理念⽅式的组织中是如何被积累的，我们才能理解计算。
这是⼀个真正的⽂化效应。通过时间来收集频繁遭遇到的问题的部分解决⽅案是⽂化的作⽤。⻄蒙（Simon,1981）⽤⼀个⽐喻的⽅式强调了环境对认知的重要性。他论述道，当我们观察⼀只蚂蚁在沙滩上的复杂运动时，169为了建构蚂蚁所采取的路径，我们会试图将其归结于蚂蚁的某些复杂计划。事实上，⻄蒙认为，爬⾏轨迹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沙滩的信息⽽不是关于蚂蚁的。我想把这个⽐喻扩⼤到有蚁群和历史的沙滩中。与其花⼏分钟观察单独的蚂蚁，正如⼼理学家们想做的，不如让我们成为⼈类学家并呆在蚂蚁旁边，观察蚁群⼏个星期或⼏个⽉。假设我们正好在暴⻛⾬后到达，这时候沙滩是蚂蚁的空⽩书写板。蚁群搜寻着沙滩。它们留下了短期存在的化学踪迹，并且在它们所去的地⽅⽆意地移动了它们所经之地的沙粒。⼏个⽉之后，蚂蚁根据第⼀次短期存在的化学踪迹，沿着踪迹⼀次⼜⼀次地到达同⼀地⽅，蚂蚁频繁的经过此处产⽣了⻓期路径，因此通往⻝物来源的路径就发展出来了。观察了⼏个⽉之后，我们决定追踪⼀只具体蚂蚁的外出⾏动。我们对它聪明地途经每个⻝物可能性⾼的地点⽽印象深刻。这只蚂蚁看起来要⽐它的前辈们⼏个星期前的⼯作更加有效率。这是只聪明的蚂蚁？或许它⽐它的前辈更聪明？不，它只是⼀只同类型的笨蚂蚁，以与前辈相同的⽅式对环境作出反应。但环境不再相同。这只蚂蚁的环境是⼀个⽂化环境。蚁群在沙滩上留下了它们的记号，⽽现在⼀只笨蚂蚁通过与前辈活动的历史残留物的简单交互作⽤，使其看起来显得精明了。
⻄蒙明显是正确的：在观察蚂蚁过程中，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沙滩的信息⽽不是关于蚂蚁内在的信息。那么在观察⼈类在荒野中思考时，我们可能更多地了解⼈们思考时的环境⽽不是内在于他们头脑的信息。既然已经意识到这⼀点，我们就不应该整理⾏囊离开沙滩，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在此得到关于认知的知识。⼈类思考的环境不是“⾃然的”环境。它们彻头彻尾是⼈为的。⼈类通过创造⽤来实践认知能⼒的环境来创造认知能⼒。到⽬前为⽌，⼏乎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认知活动组织者的环境，使得我们对它们在思维建构中的作⽤⼏乎⼀⽆所知。
将⼼理活动与计算相联系: 舰船导航涉及许多数字。为了找到舰船位置，特别是为了决定舰船要驶向何处，必须处理数字。很容易设想导航员⼀定是善于算法的。然⽽，当我仔细地观察导航实践的时候，我发现导航员很少从事于算法的任务。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被导航系统执⾏的计算不等同于导航团队的个⼈所⾯对的认知任务。不通过导航团队个⼈的认知能⼒或认知活动来描述导航团队执⾏的计算是可能的
技术性⼯具不仅决定了导航员所⾯对的任务，还决定了在他们操作过程中对计算的实际执⾏
这些⼯具使得我们能够把难度⼤的任务转化为那些通过模式匹配，通过对简单物理系统的操作，或者通过对简单物理系统操作的⼼理模拟来执⾏的任务。这些⼯具精确有⽤是因为⽤以操作这些⼯具的认知过程不是通过其操作所完成的计算过程。问题的计算约束已经建构到⼯具的物理结构之中。
计算尺是这个原则的最佳例⼦之⼀。对数把乘法和除法映射到加法和减法上。对数刻度将对数量映射到物理空间上。计算尺空间将对数刻度在空间⾥并置并执⾏⽤以表征对数量空间的加法和减法
⼯具使⽤者所⾯对的任务在刻度平⾯（scale-alignment）操作的领域中，但所完成的计算在数学领域中
思考⼀下预先绘制危机⽅位的情况，⼀旦这样做了，那么要确定该舰船是否处于危险中，只需通过简单地观察船的位置处于危险线的哪⼀⾯就能决定。在该情况下，概念判断作为简单的知觉推理⽽被执⾏。
因⽽这些⼯具将计算作为对简单物理对象的操作和将概念判断作为知觉推理⽽执⾏。
由于很难从与简单的“⾮智能”物理设备的交互作⽤中来理解计算能⼒的来源，我们很乐于把机会浪费在所谓的智能计算上。⼼理学与⼈⼯智能的结合将使得我们试图去创造更多的⼈⼯智能代理⽽不是去创造更强⼤的任务转换表征。
⼈⼯物结构的内在化影响新的认知任务
⾯对⼼理乘法问题时，即使是那些熟悉计算尺操作的⼈也不会试图去想象他们是如何操作计算尺⽽解决问题的。这是因为使计算尺起作⽤的是表征数字的记号位置的精确性。⼼理表象（mentalimage-ry）的媒介⾮常不适合保存这样的精确空间关系，特别是当其中的⼀组必须被移动到相关的另⼀组时的精确位置时。
如果认知系统在新的功能群中通过结合表征获得新的能⼒，那么它很可能使内部表征产⽣新的功能群，如同它会使外部表征产⽣新的功能群
我们全部是认知的组合创新者——由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组成的功能系统的装配者
星星是⾃然的⽽不是⼈造现象，然⽽它们有与适当类型的内部⼈⼯物交互作⽤的结构（“观察”的策略），成为密克罗尼⻄亚系统最要的结构表征媒介之⼀
如果星星在天空中绝对统⼀分布，那么通过星星来导航就不可能：信息不同，并且作为提供信息的⼯具没有区别。
如果我们把分离的个体⼼智归因于实际上是个体操作⽂化⼈⼯物系统所组成的系统特性的话，那么我们则把个体⼼智归因于系统没必要拥有的过程
知晓事物起作⽤的原因
既然时间保持和位置发现的最终来源是天空，⽔⼿就必须抬头仰望天空。但是⻓久以来，专家链——专业天⽂学家、数学家、历法制造者、⼯具制造者，等等-已经把普通⼈从第⼀⼿观察中分离出来，他已经不再试图超越实际钟表、时间信号、图式历法，或者任何可能“告诉”他所希望知道的东⻄⽽进⾏思考
（现代潮汐理论）远远超越了现代导航所达到的层次。今天⽔⼿不需要在任何层次上理解潮汐理论。他们仅仅为了每次航⾏来查询他们的潮汐表。
如果使⽤者不需要知道墨卡托投影海图如何或为何起作⽤，那么该设备实际上会更强⼤，因为它将因此对更⼤的使⽤者群体有效
如何使这些分散的⼯作相互协调起来，形成⼀个更⼤的计算系统
在⼈类学中，没有⽐劳动分⼯更重要的概念了。按照⼈类群体的能⼒平衡及开发其⾃然环境的能⼒来看，社会组织因素通常会产⽣颇不同于个体属性的集体属性
KarlWittfogel（1957，Robert引⽤，1964）关于⽔利农业和东⽅专制的出现写道：只有通过利⽤⼤量的劳动⼒才能使⼤量的⽔道被疏通和继续存在，并且这些劳动⼒必须被协调、训练和引导。因此⼀些渴望征服贫瘠的低地和平原的农场主不得不调⽤基于前计算机技术提供唯⼀成功机会的编制设备，他们必须与同伴协调⼯作并服从于指定的权威
因此，⼀类特殊的社会团体允许个体以⽣产出成果的⽅式把他们的⼯作结合起来（在这⾥，技术系统称⽔利农业），任何个体的独⽴⼯作不能⽣产出成果
在过去⼏年，对社会知识通过其成员⽽分布的研究引发过⼀些兴趣。Schwartz（1978）提出的“⽂化的分布式模式”是这些进路中的最佳研究之⼀
罗伯特（Boberts，1964）认为⽂化团体可被视为⼀种⼴泛的分布式记忆。该记忆明显⽐任何个体记忆更系统化并毫⽆疑问⽐任何个体记忆具有更强⼤的能⼒
在任务执⾏过程中，很明显这些书⾯程序并不被导航员作为组织资源⽽利⽤，也不会去描述所执⾏的实际任务。更进⼀步地说，如果系统是以书⾯程序详细说明⽽构建的，则不会起到作⽤
由于⽅位定位和⽅位预测计算的性质，舰船的航线因转向⽽将产⽣⼀系列间断的直线。需要不断地引导航线和计算⽅位
海图是“基本平台”，所有表征都可以在海图这⾥进⾏⽐较。
通过⽐较关于相同环境的多表征⽽产⽣的⾃动错误监察程序
必须⽤墨⽔记录并不允许有删掉的记号：“如果产⽣错误，记录员要⽤⼀条线划过错误的条⽬并补上正确的信息，留下两者清晰的记录条⽬。”
他们要求在⼯作前有所准备，避免由于不舒适⽽产⽣预期失误
作计算架构的社会组织
Chandresekaran将社会系统作为分布式计算系统的隐喻组织的基础领域
海锚⼩分队中的导航团队可被视为⼀台计算机
建⽴在对认知系统进⾏计算隐喻的应⽤⽐对个体⼤脑进⾏隐喻的应⽤更为可靠
导航团队是指挥官对于导航问题所确⽴的界⾯。尽管团队很少被视为⼀种媒介，但其以如此复杂的形式发挥着调节作⽤。
后台程序是⼀种代理，⽤以监控并等待某些特定条件。当出现触发情况时，后台程序就采取特定⾏动。
⾸席军需官理查兹指派史密斯在回声测深仪测定船下⽔深低于20英寻（120英尺）时对其报告。这是信192息⼀处理机制的社会化建构的例⼦
⽅位记录者和⽅位记录⽇志是信息缓冲存储器
如果我们认为个体记忆是随时的⾃我交流，那么⼈与⼈的相互交流取代内⼼交流便是⼯作从个体⾏为趋向集体⾏为的必然结果
“当出现Y的时候去做X”
这些和其他的指示说明导航团队可以由⼀系列代理⽽构造，每个⼈都可以观测环境，并在⼀定的触发条件出现时对环境作出反应。不⽤表征系200统的全部模式，连锁的局部程序就能产⽣全部的观测模式。
团队活动的结构由⼀系列的当下计算⽽决定，⽽⾮对整体计划的执⾏。在分布式的情境中，⼀系列同时存在的社会⼀计算性附属物被建⽴
当问题的本质被视为⼈机协作时，许多组织⾏为将从执⾏者处转移，并交付给所协同的对象或系统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的协作：由其他系统限制个⼈⾏为的⽅式⽽建⽴
舰船在地球上的位置与在海图上的定位是怎样的关系？正式的关系即⼀种空间上的对应，⾮正式的关系就是⼈类组织的关系。在该处，每个观测者的⾏为都由他⼈约束，⽽这些他⼈⼜被技术表征的意义状态约束着。
达到⽬标的⽬标层级和责任分布
搜集和提供信息对决策⽀持⽽⾔是低层次的⼯作，整合信息并作出决定是⾼层次⼯作
掌握⽬标者，在⽂化意义上是⾼级别的。
建⽴和维持好的社会关系成为有能⼒执⾏任务的⼀个要动⼒
新⼿军需官在这样⼀种制度⽅式（他的⾏为能够被当作对过程的贡献，当作在其他军需官的社会化世界中的成员关系的辩护和宣称）下得到定位。并且，出于军事性质，不能恰当地执⾏任务的新⼿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你怎么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能他们参与的是社会关系，⽽汽⻋只是副产品。”
过程的分解是为了控制计算的复杂性的⼀种策略。通过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团队能够由⼏个⼯作⼈员展开并⾏操作。该任务的分解也允许团队的每⼀成员更接近参与有限的数据。正如钱德拉塞卡所指出的，计算的复杂性通常是输⼈空间尺度的⼀种指数式的功能。如果问题能够被分解，每⼀个⼈就可以处理易处理的问题。
⽽社会分布式计算的⼀个重要优势是新⼿能嵌身于社会安排中，以⾄于他们⽤来组织⾃身⾏为所需的⼀些结构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
由钱德拉塞卡所记录的第⼆个特性是“⼒优美的退化（gracefuldegrada-tion）增加期望”的分布式计算系统在局部失败时执⾏任务。这在导航团队对局部的失败的回应中很明显，例如罗盘操作员没有能⼒定位陆标。因为团队的成员有交叠的知识，这可能使他们在回应问题时重新动⼒计算
他们的能⼒相互交叠⽽且有相互⾏动的通路，在事件的局部失败中他们能够互相帮助并且互相替代。
从信息理论的视⻆来看，⾃然语⾔不是有效的代码。假设需要X⽐特以表现⽬前⽉相的命名，讯息中信息的数量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的⽉相被命名
在低带宽渠道条件下连带地解释复杂的世界是很困难的。
把语⾔视为在任务执⾏中产⽣和协调的有结构的表征突出了语⾔的信息⼀⽅位的属性
从对个体的认识属性的关注转向社会分布式认识属性给语⾔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是对于“语⾔的结构决定思想的结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在共享世界中交流
在这种相对充分的⾯对⾯的交互⾏为中，理解可以通过商谈达成，需要给予建议的事务也能够被显示和讨论。
参与者在交流中通过互相猜测对⽅的任务⽽消除含糊不清之处
当消息具有可靠的协调结构或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时，意义才看上去是存在于消息中的。意义存在于消息中的猜想是社会的或⽂化的来之不易的成就。
⼀旦某⼈的观点已经形成，要想改变是很困难的。在该原则中，“第⼀印象”的重要性是我们的⺠间信念的⼀个显⽽易⻅的推论
这种坚持先前的解释和忽视未确认证据的倾向常常使得我们继续维持对世界本质的不完善的解释，⽽这似乎是不合适的。毕竟，了解环境中正在发⽣的事情是任何⽣物的⼀个重要能⼒。⼀般来说，⽣物越复杂⾼级，对环境的感觉就越灵敏。⼀旦我们有⼀个好的但事实上不能⾃圆其说的解释，认知过程的属性就会阻⽌我们这些复杂的⾼级⽣物找到更好的解释。
商业和政府中的管理团队也是分布式的解释信息系统，如同法律系统中的陪审团。科学家共同体可能是⼀个⾮常⼤规模系统的最好的例⼦，在该系统中团体努⼒去构造现象的连贯解释。
好的解释有内在⼀致性⽽且与可⽤的数据是⼀致的
所有模拟原则性的不⾜之处就在于它们对于计划模拟的现象来讲必然极其简单化
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关于盖亚的最初概念仅仅涉及地球的整个⽣物圈可能被当作⼀个单独⾃我调节的有机体的观念，阿⻄莫夫在认知领域内扩展了这个概念。在阿⻄莫夫的盖亚这⾥，每⼀个意识与其他的意识都处于不断的⾼带宽交流中。但是盖亚只有⼀种⼼智。在阿⻄莫夫的书中，这是⼀种⾮常有⼒的⼼智，能够超越任何个体⼼智能⼒来做事情
⼀个超⼤⼼智将⽐任何个体⼼智更倾向于确认偏差。这种⼼智可能在融⼈解释并且⼀旦融⼈解释后，显示出⼀种绝对不能被纠正的确认偏差。在真实的⼈类团体中，交流的⾜够丰富会导致这种类型的集体病理学吗？也许是的
只要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不太丰富，就很容易产⽣多样的解释
达成决定的问题最普通的解决⽅案就是准予特殊的个体⼀—权威⼈⼠来宣告事实的本质和真相
社会演变可能告诉我们，在某些环境中，⻓期的犹豫可能⽐某种层⾯的错误的⼀致同意更加不具备适应性。
系统中的参与者在相对孤⽴和平⾏中前⾏。每⼀个参与者可能遭受确认偏差，但是因为他们是独⽴进⾏的，系统作为⼀个整体并不显示确认偏差
军队⼈员的⾼流动性和对专⻔⼈才的持续需要，使军队成为⼀个在⽂化背景下研究学习本质的试验良⽥。
同我⼀起密切⼯作的两位⾸席军需官说，他们更愿意要那些身体强壮⽽没有受过任何军需官训练的⽔⼿。这样就不⽤纠正他们在学校时养成的⼀些不良习惯。⼤多数军需官都是在岗位上学到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的
在可以晋升到军阶的下⼀个级别前，这些必须在⼀个主管的监督下完成并获批通过。
⼀个称职的罗盘操作员知道怎样做好他的⼯作，但由于他的⼯作与⽅位记录员是部分叠的，他也知道⼀些⽅位记录员的⼯作内容（如图6.2a所示）。⽅位记录员知道怎样做好他的⼯作，但他也了解⾳响测深员的全部⼯作内容，因为他以前就是⼀个⾳响测深员。⽽且，他也知道许多绘图员的⼯作，因为他与绘图员⼀起使⽤海图桌，⽽且可能在标准航⾏观察的指导下也会做⼀些测绘⼯作。
个体由于知识增加⽽转移到其他岗位会导致⼀种知识交叉的模式。
当对知识的困惑或缺乏情况更严时，通过简单的交流或电话线路⾥的正确信息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有⼈来到船翼，向罗盘操作员指出在哪⾥找到陆标。
在该例⼦中，⼝头和⼿势交流提供了额外的定位信息
有⼯具的任务执⾏者的交互⾏为可能会向其他团队成员公开，也可能不会，这取决于⼯具本身的性质
因为利⽤海图处理⼯作是在它的图⾯进⾏⼀⼀所有的⼯作都在装置的界⾯上—⼀正如看某⼈在海图上作业⽐看他在计算机或计算器上⼯作更为直观。
如果位置不是⽤绘于海图上的线条⽽是⽤输⼈计算器的⽅程式来表示的话，解释陆标分配的不适当将会变得多么困难
由于海图作为共享⼯作空间具有开放的绘制性质，绘图员很容易给⽅位记录员指出正横⽅位的地点，以及正横⽅位发⽣错误的原因。
在⼈类系统中，错误却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这归因于这样⼀个事实，我们⼈类会对我们的⼯作感到厌倦、困惑、⼼烦或者注意⼒不集中；或者出于我们天⽣就容易以某种其他⽅式犯错的看法。的确有许多因素导致了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的合作劳动的系统中，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有⼀个更为基本的原因：即这种系统总是依靠在“⼯作中“学习。哪⾥有学习的需要，哪⾥就有犯错误的空间。
诺曼（1983,1986,1987）主张由于错误不可避免，所以“为错误⽽设计”很要。
这给了我们关于错误的三个层次的设计⽬标：消除、避免或者阻⽌任何可能发⽣错误之处；促进系统从已发⽣的错误中恢复；加强从错误中的学习以使未来可能少犯错误。
军需官们随着与所了解的信息流相⼀致的职业轨迹发展着
绘图员任务的本质是使错误显⽽易⻅
⾼⼯作量的结果可能会包括本身⼯作失误率的上升（由于压⼒的影响）和错误检测率的降低（由于关注其他⼈⼯作⽽减少）。
评估者具有导航实践的资格，他并不亲⾃从事导航⼯作，⽽是去评估所执⾏的计算过程和产品的质量。
当错误在团队合作中被检测⽽修复，许多参与者可以亲⾃看到并且从中受益
每个错误修正的例⼦不仅对犯错者, 也包括⽬击者⽽⾔都是⼀种学习的情境。
新⼿管理⾃身的⾏为以作出胜任的表现
计算的互相依赖就是社会依赖，这⼀事实⾄少有两个重要的提示。⾸先，新⼿对⼯作环境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本身就是⼀个任务计算依赖的部分模型
计算的过程与社会交流的过程互相交织。计算向社会的转移是计算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说到⼀个过程，“外部的”就意味着“社会”。任何⾼级精神功能在成为内在的之前就已经在某些⽅⾯成为社会的了。它⾸先是两个⼈之间的社会关系。
不论个⼈能同时进⾏如何复杂的平⾏⾏为，拥有多个⼼智的系统都有更⼤的潜⼒。
社会分布式认知系统中的个体交流总是通过⼈⼯媒介来开展（语⾔或者其他）
在⼈类⽹络中分布的认知过程必须解决⼈们之间交流的局限性
因为社会的构成和交流属性不同于个体的⼼智，其⼼理之间的功能可能也永远都不会内化于个体
认知科学⾃身必须包括⼀个可以预⻅的未来，该未来具有能够产⽣某种模型的能⼒，可以观察⾏的不可⻅过程。
⼈们真正地在从事什么样的事情？许多⾏为科学家似乎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省来回答该问题。然⽽我认为恰恰相反，该问题只能通过对荒中的认知的研究来回答
⼈类是不断⾃我适应的系统，能不断⽣产和探索具有⽂化结构的丰富世界
个体就存在于⽪肤之下，从⽽将我们与世界隔开并保护我们的“认知”符号系统。
个体学习就是复杂系统中的⼀部分与其他部分组织之间的传播。有些组发⽣在个体内部。只有考察在更⼤系统中的其他组织，才能够理解组如何发⽣。
假设我是⼀个盲⼈，⽽且我使⽤拐杖。我开始哒哒哒地拉着拐杖，我应该从哪⾥开始呢？我的神经系统是不是被束缚在拐杖的⼿柄上？还是在我的⽪肤上？还是从拐杖的上半部分开始呢？但是这些都是毫⽆意义的问题。拐杖就是⼀个通道，不同的感觉沿着它传递。
该操作的每⼀步循环都⾸先通过操纵环境来建⽴表征，然后通过我们优良的知觉仪器来处理这个（事实上物理的）表征，从⽽导致对该表征的进⼀步修正。这样我们就把抽象的概念还原为⼀系列具体的、善于处理的操作……这是真实的象征性处理，⽽且我们也开始思考那个我们能把握的主要的象征性处理。
我们不但可以控制和处理物理环境，⽽且也会内化我们所创造的表征，“想象”它们，然后处理这些想象的表征⼀就如它们是外在的⼀样。
从与真实物理象征符号的互动中有所汲取，从⽽操纵该想象的象征世界
我们也可以记住这样的⼀个指令“告诉我们⾃⼰”去做什么。我们以这种⽅式将指令内在化。我们相信接下来的指令过程本质上是相同的，⽆论是我们告诉⾃⼰，或是被告知做什么。这样，即使在这⾥，我们也就有了⼀个对外部表征形式的⼀种内在化过程（例如，语⾔）。
但如果事物的空间关系允许接受简单的策略，那么它就不需要书⾯程序。绕⾏检查⼀架⻜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在绕⾏的过程中，⻜⾏员检查了⻜机⽤于⻜⾏的各个部分。这个任务并不需要有⼀个书⾯程序来作为媒介，因为⻜机各部分的空间安排⽀持简单的策略，它会产⽣空间中的次序。⻜⾏员适应这⼀“流程”或者轨迹，他从登机楼梯开始，绕着⻜机顺时针⽅向⾛⼀圈来开展⼯作。这⼀路线前⽅的项⽬尚待检查，后⾯297的则是已经检查过的。⻜⾏员的身体成为两部分的分割点。每⼀个交互策略可以被看作是元媒介⼀-也就是说，⼀个⼈⼯媒介物综合了其他媒介物的功能。
有证据表明，意义的获得既可以通过直接的词汇途径（从词汇到意义），也可以通过声⾳编码（从词汇到声⾳表征到意义），甚⾄是沉默的阅读
如果程序以盲⽂书写，内在表征甚⾄可以是触觉形式。
思考语⾔将词汇与世界相协调以产⽣意义是很有诱惑的。更确切地说，意义、世界、词汇是通过语⾔这⼀媒介结构相互协调了起来。将步骤的300意义明确地置于个体的内部或者外部是⾮常困难的，因为意义的某些要素可能是由情境观察来建⽴的，在情境中，步骤的意义只存在于基于外部世界经验的内部结构叠加的积极过程中
在缺少可以⽤于解读的外部世界时，步骤可能并没有意义。或许当⼈们具备了对外在世界的内在映象，包括可以加⼊媒介结构的某些⽅⾯的时候，步骤的意义才会清楚地存在于⼈们的内⼼
环境中的⾏动涉及⾏动者内部与外部的现象，还由于许多心智的动作（那些基于⼼智的想象，等等），任务世界本身可能会真实地存在于执⾏者的⼼中
我们所讨论的意义等同于在实际执⾏任务中所遇到的感官体验
词汇媒介⽤以表述书⾯程序所指的步骤，语义媒介⽤以表述步骤的含义，以及动⼒媒介⽤以影响在任务世界中所采取的⾏动
当⼈们第⼀次利⽤书⾯结构执⾏任务时，在与书⾯结构的协调以及与世界的协调之间有⼀个明显的交替。⼈们⾸先处理书⾯程序，然后考虑它所描述的世界。但是，⼀且⼈们已经发展了内部表征，即便是词汇层⾯的过程描述，注意⼒的交替就不是必要的了
⼈们处于⼀个社会⼀物质的世界中，学习是系统的某些部分与其他部分协调时的适应性的重组
可能当⾃动动⼒过程出现僵局的时候，语义媒介就能提供对下⼀个步骤的表征，这样动⼒计划过程就可以⽤以建构⼀个新的动⼒计划。也就是说，⼈们可以记住步骤的意义，以便重建动⼒次序来执⾏之。当语义媒介之间的联系不⾜以产⽣新状态时，将引⼈词汇媒介来协调语义媒介，并对下⼀个步骤内容作出描述，⽤来提出下⼀个步骤的意义。⼈们也能够记住下⼀个步骤的内容，以便重新建构它的意义。⽽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的话，⼈们还可以建构⼀个功能系统，同书⾯程序进⾏协调，来提供对下⼀个步骤的表征。即，⼈们从书⾯程序中重新解读步骤。
为什么我们不能⾔明我们的所为
⼿指作为可塑和⽅便的媒介，表征状态可以加于其上，也可以执⾏简单的操作。
不过我相信⼈类认知的真正⼒量在于我们的能⼒是⼀个灵活建构的功能系统，可以通过将各种结构协调起来⽽达到我们的⽬标。
它只是⼀种适应⽽⾮设计的产物
适应过程看上去要通过地⽅性的交互⾏为的⽅式来发⽣
早在认知科学发展中，⽂化只具有外部作⽤。正如加德纳（Gardner，1985）所指出的，在很好地理解个体认知之前，⽂化、历史、情境和情感都被放在⼀边来处理。不幸的是，许多⼈类学家通过将⽂化视为事物的某种集合⽀持了这个观点。泰勒（Tylor）（1871）把⽂化定义为“复杂的总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和习惯”。古迪纳夫（Goodenough,1957）给出了认知⼈类学对⽂化的基本概念定义为：“为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所设想的任何社会⻆⾊中⾏为适当，所必需的知道的知识。”
从这个观点来看，⽂化简单地变成了被认知过程所应⽤的理念之池（apoolofideas）。
⽂化不是事物的任何集合，⽆论该集合是切实的或是抽象的。然⽽，⽂354化是⼀个过程。⽂化是发⽣在⼈们的⼼智内及⼼智外的⼈类认知过程。这是我们每天的⽂化实践所表现的过程。我正试图提出⼈类认知的整体观点，在⼈类认知中，⽂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个认知过程
认知科学的很多问题是归因问题
在前⼀章，我试图建构某些概念背景以使我现在能说⼀些简单的事物
这种表征主义的源头⾄少要回溯到笛卡儿
GOFAI建⽴于笛卡⼉式理念的基础之上，即所有的理解存在于形成并使⽤合适的符号表征。对于笛卡⼉来说，这些表征是建⽴在原始理念或者原始因素之外的复杂描述。康德（Kant）增加了重要的观点即全部概念是联系这些因素的规则，⽽弗雷格（Frege）表明规则能被形式化，这样它们可以⽆需直觉或解释即被操纵。
想象在⼼智内部的实体被模拟成在外在于⼼智实体的⼀类特殊类型：符号表征
在信息理论中，⼆进式数位（⼆进制）的概念作为基本单位符合⻨卡洛克（McCulloch）和⽪茨（Pitts）关于神经能被描述为输⼈/输出设备的推断。因此，⼤脑可视是⼀台数字机器（这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该观点还没有妨碍到发展协同作⽤）
认知的符号处理模型还有⼀些其他的论述，如：“通⽤计算机能被编程⽤来计算任何的形式给定函数。⾏为中的这种极端可塑性是为何计算机从开始就已被视为能够展示智能的⼈⼯物的理由之⼀。
（派赖⼠（Pylyshyn），1989:54）这是认知科学历史的关键部分。在谈到⼈类认知架构时，纽厄尔等⼈（1989:103）论述：“架构的中⼼功能是⽀持系统的普遍计算能⼒。
看起来该观点唯⼀可⻅的挑战是阐述⼈类的认知可能并⾮是由形式给定的。存在着各种各样能够普遍计算的系统。纽厄尔和其同事以及在经典阵营中的⼤多数其他⼈都把所谓的“物理符号系统”作为⼈类认知的主要架构。“物理符号系统是通⽤计算机的⼀个例⼦。因此符号系统的假设暗示了智能将被通⽤计算所意识到。
这⼀观点最乐观的视⻆是，在认知科学中，⼈⼯智能和信息⼀处理⼼理学是科学进步的根本动⼒。
形式系统的理念即存在某些现象世界，⽽且存在将这些现象编码成符号的某些⽅式。符号仅仅被与其相关的形式所操控。当符号被操控时，我们并不解释符号的意义。符号的操控导致了⼀些其他的符号表达式。最后，我们可能将新创造的符号串作为关于现象世界的意义来解释。
如果我们建⽴了正确的形式系统，我们现在就可以描述，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或实际上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事件的状态。这种事件状态可能是发⽣在未来的某些事，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可被预测。我认为对形式系统的掌握是现代⽂明的关键。
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舰船导航系统基于对数字的形式操控以及对绘制在海图上的符号和线段的形式操作。这是⼀个以多种⽅式利⽤形式操作的强有⼒观点的系统
我们知道这样⼀个事实，通过某种特定类型的符号操作，计算出任意可被明晰表述的函数是可能的。所以，原则上，计算机可以是智能系统。
他正⾃我有意识地及内省地思考他作为⼀个数学家，是如何着⼿解决数学问题或执⾏计算的，并且他⾛出要的⼀步，试图将他的⼼理⾏为序列分解为它们的初始组成部分。“我在做什么，”他必定已经问⾃⼰，“我什么时候执⾏计算？那么，⾸先我问⾃⼰采⽤什么规则，然后我应⽤该规则，然后写下结果，然后查看该结果，然后问我⾃⼰接下来做什么，然后…⋯”
最初，模型认知系统是⼈们⽤他或她的⼿与眼来实际操作符号。数学家或逻辑学家⽤眼睛和⼿与物质世界交互作⽤。⼈与符号的交互作⽤能够做⼀些计算。这是符号的⼿⼯操作的例⼦。
⼈类与符号交互作⽤的性质产⽣某种计算。但是这不意味着计算发⽣在个⼈的头脑中。
约翰•塞尔（JohnSearle）的“中⽂屋”思想实验为这个影响提供了⼀个很好的例⼦。想象哲学家塞尔坐在屋⼦⾥。中国⼈⾛近这个房间并且通过⻔上的细缝将⼀张中⽂字符串塞进去。塞尔将另外的⼀张中⽂字符串塞回去，这些字符串在中国⼈看来是对其问题的清晰回答。现在，塞尔不理解中⽂，他不知道任何中⽂字符的意义。对他⽽⾔，所写的中⽂字符是⼀串精致复杂的、胡乱的字迹。然⽽，他在房间⾥有很多分类的中⽂字符，并且拥有⼀本规则说明书，上⾯写着如果他得到某类字符序列，那么他应该创造出另⼀类特定的字符序列并且通过⻔缝将其塞回去。
塞尔试图把他的思想实验作为⼀个论证，论证句法对于产⽣语义⽽⾔不够充分。根据塞尔的论述，该房间看似像是理解了中⽂⼀样在运转，然⽽362他以及房间⾥的任何东⻄都不能说是理解了中⽂。有许多对塞尔的主张进⾏⽀持和反驳的论证，⽽我不打算在此回顾这些论证。相反，我想以完全不同的⽅式解释中⽂屋：中⽂屋是⼀个社会⽂化认知系统。中⽂屋真正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房间⾥的⼈的认知性质不同于作为整体的房间的认知性质。房间中存在有着⼀⼤筐中⽂字符的塞尔以及⼀本规则说明书。他与字符及规则说明书结合在⼀起并交互作⽤，才看似能说中⽂。但是塞尔⾃身不能说⼀个中⽂词。
图灵的伟⼤发现的核⼼是，数学家具身化的⾏为以及数学家活动的世界能以使数学家取消掉的⽅式⽽被理念化和抽象化。所留下的是符号串规则应⽤的本质。对于⽣产计算的⽬的⽽⾔，数学家与数学家的物质世界之间实际交互⾏为的⽅式只不过是执⾏的细节。派赖⼠（1989）声称，当图灵正在发展机械的“有效程序”的概念时，他同时也正在看“在解决数学问题以及简化其基本要素过程的过程中，数学家做了什么”。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基本要素由什么构成。对图灵⽽⾔，基本要素显然涉及符号操作形式，但它们明显未涉及数学家为了完成操作所使⽤的⼼理过程。抽象符号操作的要素准确地说并⾮⼈所做的。图灵所模拟的是社会⽂化系统的计算性质
⼈完全在执⾏⾃动符号操作的系统中消失了。所模拟的是被符号操作所完成的抽象计算。
这些程序产⽣的不是⼈的性质⽽是社会⽂化系统的性质
物理⼀符号⼀系统结构不是个体认知的模型。⽽是去除了⼈类⾏动者的社会⽂化系统的操作模型。
在没有注意到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中⼼隐喻获取的是社会⽂化系统的性质⽽⾮个体⼼智的性质时，⼈⼯智能和信息⼀处理⼼理学提出对被模拟的⼈类进⾏⼀些根本的概念⼿术。⼤脑被移除并被计算机所代替。⼿术是成功的。然⽽，这产⽣了明显但⽆意识的副作⽤：当⼤脑被计算机所代替时，⼿、眼、⽿朵、⿐⼦、嘴和情绪都被抛弃了
计算机不是在个⼈意象中产⽣的。⽽是在抽象符号的形式操作的意象中产⽣的。⽽且认知科学过去的30年可以被视为试图在计算机的意象中再造出⼈类。
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语⾔获取了许多发⽣在像舰船导航领域的内容，这并⾮偶然。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是基于这种类型的系统的运⾏
思想语⾔的最初来源领域是⾼度精确详述的和⽂化规定的⼈类活动的世界：那就是形式符号系统
中⽂屋的墙被误认为是⼈的⽪肤，⽽且房间的墙围着符号，所以符号被认为在头脑的内部。
“符号系统是内在环境，使其与外在世界隔离，内部的信息处理由机体所维持得以进⾏”（纽厄尔等
事实上，许多认知科学家把词汇“认知”视为“感觉”或“动⼒神经”的反义词
⼈类智能模型作为抽象符号操作实践以及替代⼤脑的机械的正式符号⼀操作系统，导致了当代认知科学⼴为传播的符号内在于头脑之中的观念。
这⼀错误会产⽣⼀些后果。为什么当计算机代替⼤脑时，个⼈所有的感觉运动器官就会衰退？衰退是由于计算机永远都不是以⼈类模型作为开端的。要记住符号是外在的，⽽衰退的感官恰恰就是⽀持那些符号的交互⾏为的感官。当符号被内在化时，就不再需要眼睛、⽿朵或双⼿了。
抽象这⼀概念对于去除符号的物质属性是必要的，可使符号游离于某些特定的物质实体。将逻辑和数学视为“抽象的”看法忽视了它们作为⼈类活动的核⼼本质
当承认物质⼀符号⼀系统假设的物理性后，它将通过断⾔物理因素是⼀个补充的细节⽽被认为不相关。该观点可能也有助于解释认知科学在真实⼈类系统中通常所表现出的对研究执⾏的漠然态度。
但算珠⾃身并不具有本质的数学规律，只有移动算珠的规则。使规则对于数学计算有⽤的是，我们对算珠形式或者句法形式与数学对象（如数字）之间的连续相应关系有所确定。
上述描述并未使⽤双⼿和眼睛。仅仅是珠算模式的形式属性。派赖⼠使⽤算盘的例⼦说明了符号的操作如何产⽣计算。他对这个⽂化⼈⼯物的⼒作了⼀个⾮常准确的阐释。⽽对于⼈们所做或所学、“所知”或运⽤规则的意义并不感兴趣。然⽽，他对⼈们操作下的物理珠算系统的性质产⽣了兴趣。对作为社会⽂化系统的计算属性的描述很全⾯，但把这作为关于个体之内的认知过程则犯了混淆社会⽂化系统属性与个体属性的错误
认知的定义来⾃于世界的交互⾏为中
爱德华•加德纳（HowardGardner,1985）对认知科学甚为宽容，他谈及尽管⼈⼈都相信认知科学的要性，也知道其使问题变得⾮常复杂，但早期的认知科学对情感、情境、⽂化和历史并不重视。在加德纳看来，程序的开始需要⼀个简单的认知模型。因此该领域直到提出⼀个很好的关于个体如何独⽴⼯作的模型时，才开始考虑情绪、⽂化、情境和历史。他们希望这些内容可以晚⼀点再被加⼊。
纽厄尔等（1989）看上去真正地被这⼀事实迷惑，即没有⼈能成功地把情感整合进他们所建⽴的认知系统。然⽽该失败完全可以从作为认知的符号操作模式的建构基础的假设中得到预测。所采⽤的认知系统模型仅仅遗漏了⼈。认知模式恰恰来⾃系统的⼀部分，该部分是物质的⽽⾮个体的。该潜在的认知理论内没有情感的整合，因为⽂化系统的部分是排斥情感的物理符号系统的基础。
对我们的理论，外延记忆的规范可为问题解决者所利⽤绝对重要。这些记忆必须以与我们⽤于内部记忆⼀样的参数进⾏分类：符号能⼒、接受特性，以及读写时间
世界中的结构远远多于记忆中的
这些他们⾃身的批判并不⾜以拒斥⼈类是符号处理系统这⼀观念
我们必须区分认知结构是符号这⼀主张和⼈类是符号结构的处理器的主张。后者⽆可怀疑，⽽前者并⾮如此
认知成为⾮具身的原因很清楚地源于符号活动的历史。解决⽅法的⼀个要组成部分就是使认知新具身化，包括符号处理的认知。
我相信⼈类事实上处理的是符号的内在表征，但我不相信符号操作是认知架构。历史来看，我们简单地认为符号处理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把计算机视为我们的思想模型。⼈类（以及我怀疑⼤部分其他动物）善于在其环境中察觉规则并且建构出与这些规则相协调的内在过程。⼈类，超越其他任何物种，把时间⽤于产⽣⼀个个的符号结构。我们⾮常善于协调彼此所提出的符号结构模式中的规则
认知科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是我们忽略荒认知的本质的结果
⼯作的第⼀部分是描述性的事业。我称该认知任务世界的描述为“认知⺠族志”。
认知科学诞⽣于反⾏为主义的反作⽤中。⾏为主义主张内在精神结构不相关或不存在的——即⾏为的研究可以完全由⾏为本身的客观特性所引导。认知科学的反作⽤并⾮简单地认为内在精神世界也要，它的主要领域是研究在很⼤程度上独⽴于外部世界的内部精神环境。与世界的交互作⽤被还原为读和写的操作，产⽣于⼴泛的过程活动的两端。这很好地满⾜了计算机隐喻，但它使产⽣思考的环境组织看上去更加不相关。⾏为主义和认知主义都必定是错误的。
记住这些事情以相同⾏为同时发⽣很有必要。我看到的是，整个⼈类在⽂化构成的⾏为中已经得到复原。
导航团队的操作为参加者形成结构性的经验，这也包括个⼈学习的机会（第6章）。作为参加任务执⾏的结果，军需官需要获得内部组织来允许他们与环境结构相协调。通过这种⽅式，学习可被视为组织通过适应性系统的传播（第7章）。实践者⾃身的发展还需要⼏年的时间。在职业⽣涯中，军需官逐渐获取了在⼯作执⾏中加以实践的技能。军需官给⼯作带来的内部媒介的组织变化⽐媒介所⽀持的状态的变化慢。例如，与进⾏定位相⽐，学习定位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但是既然在该背景中⼤部分学习发⽣在⼯作中，因此内部媒介的变化允许它们与发⽣于同⼀过程的外部媒介相协调，这374也将使媒介彼此协调。军需官技能的变化和知识的⽣产就是这⼀过程的精神残余物。
导航⼯作的背景包括对于经常遇到的问题的部分解决⽅案，它们随时间产⽣，在职业和该⼯作的社会组织中作为物质和概念的⼯具被确定和保存下来。实践的发展经历了⼏个世纪（第2章）。使⾏动执⾏和产⽣导航团队个体参与者发⽣变化的相似过程也在导航背景的社会、物质、和概念层⾯产⽣了变化
所有这些都在荒野认知中同时发⽣着。在这个意义上，认知本质上就是⼀种⽂化过程。
1967年，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在《机器中的幽灵》（TheGhostintheMachine）⼀书中构造了“全⼦”（holon）这个术语。“holon”⼀词是希腊词语“holos”（意指整体）与后缀“on”（正如在词语“proton”或“neutron”⼀样，“on”的意思是粒⼦或部分）的组合。因此，“holon”就是指整体⼀部分（whole-part）。凯斯特勒⽤这个术语概括了⼈们对事物（thing）存在⽅式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事物总是以“整体⼀部分”的⽅式存在，即⼀个事物既是⼀个由部分构成的⾃身完整的整体，同时⼜是了⼀个更⼤⾃身完整的整体的部分。
这四种基本⼒的含义是：（1）⾃存，所有的全⼦都试图保持它的个性、整体性和⾃主性（agency）。（2）⾃适应，全⼦不仅作为⼀个⾃我保存的“整体”，⽽且它是了⼀个更⼤整体的部分，作为“部分”它必须联系和适应其他全⼦。（3）⾃超越（或⾃转变），简单地说就是涌现，举例⾔之，当⼀个氧原⼦和两个氢原⼦聚合在⼀起时，在某种意义上⼀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全⼦出现了—⼀即⽔分⼦；⾃超越是某⼀层次事物向更⾼层次事物转变的内在能⼒。（4）⾃分解，是指合成的全⼦也会分解，它与⾃超越恰好处在相反的“⽅向”上。
3.涌现。全⼦在⾃超越能⼒的活动中，会涌现出新层次的全⼦。
5.超越但包含。每⼀个新涌现的全⼦都超越但包含它的前身全⼦，但呈现出它⾃身新的、明确的模式和整体性。
10.共演化。全⼦层级是共同演化的。也就是说，演化的单元不是孤⽴的部分（譬如，个体的动物），⽽且包含与之不可分离的环境，因此演化的单元是整体⼀部分。整体⼀部分是共演化的。
12.演化的⽅向性。演化是有⽅向性的，这就是“时间之⽮”的含义。演化⽅向性的内容包括：（1）全⼦层级复杂性的增⻓；（2）分化/整合的增⻓；（3）“组织化/结构化”的增加；（4）相对⾃主性的增加；（5）⽬的性的增加。
我们关于认知和⼼智的最初认识和知识来⾃“⼈（per-sonal）层次”上的认知主体的体验（experience）
在解释⼈层次的种种⼼智现象时，⾄今出现了两个基本模型：⼀是视认知主体为计算机的表征计算模型；⼆是从⼈的⽣物本性⼀⼀认知主体是⼀个⽣命有机体（livingbeing）—来解析各种⼼智现象的⽣物模型，或具身性（embodiment）模型。
社会分布的认知系统本身具有有趣的认知属性，因依赖于特定的组织和⽂化，因此系统肯定具备不能从系统中个体属性的知识来预测的认知属性。
它所分析的认知系统是⼀个内含社会⽂化影响的发⽣在“荒”中的认知系统。哈钦斯说，“⼈类的认知与所有其他动物的认知不同的⼀个⾸要原因在于，它内在地是⼀个⽂化现象”
⼈的认知是有⽬的性的，⼈的认知是为了适应⾃然环境。关于认知，⼀个同样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类使⽤他们的认识能⼒是为了什么？在⽇常世界中，他们⾯临着何种任务？我们应该在哪⾥寻找对⼈类认知成就的解释？”因此，在哈钦斯那⾥，认知是与动机、⽬的等相关范畴联系在⼀起。⼈的认知是围绕意义来⾃组织的，在哈钦斯的案例中系统的认知⽬的在于导航任务的实现
哈钦斯指出，⼈类通过创造得以实践认知能⼒的环境来创造认知能⼒。导航活动在如下意义上是⼀个计算过程：“计算在⼴义上是指表征状态通过表征媒介的传播”
哈钦斯的研究还表明，在⼈类认知中，⽂化和认知并不是分离的。⽂化决定了认知任务被表征和补充的细节
当然，这⼀点也被哈钦斯本⼈认识到，“这⾥我应该注意，在这样做时，除了说⽆论发⽣什么都存在⼀个更⼤的计算系统部分之外，我没有对发⽣于个体内部的计算的本质作出任何特别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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