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乌托邦

— 弗雷德·特纳 《数字乌托邦》

• 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互联网将会“使组织走向扁平化，使社会走向全球化，也会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时还将使人群变得更加和谐”
• 他们喜欢玩乐却能自给自足，心理健全——像互联网一样，这一代人聚在一起，组成了由独立的个体联结而成的协作式网络。国家也会走向消亡，公民会从过时的党派政治转向去数字化市场中“自然”集会
• 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的、和谐的、自由的社会
• 帮助分布在不同角落的社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灰暗的年代——那是严格的社会规则、官僚化的组织，以及美苏经常性的核对峙的时代。而20世纪60年代则似乎是个人探索和政治抗议爆发的年代，其中大多数是为了推翻冷战军事工业的官僚体系
• 例如，1967年至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建立公社，其中很多就建在山上和林子里。布兰德正是为这群年轻人创办了第一期《全球概览》。对于这些返土归田的人，以及更多尚未建立新公社的人来说，传统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机制已经走到末路。
• 使用斧头、锄头、扩音器、镁光灯、投影仪，以及LSD⑨等小规模技术让人们走到一起，并让他们体会到共有的人性。
• 但是从曼哈顿到海特-阿什伯里区⑩的嬉皮士都在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美国的年轻人通过这些人的文字，看到了一个控制论的世界——物质世界在这里被看成了一个信息系统
• 他利用控制论的系统言论，并借鉴了研究领域和反主流文化领域的创业模式，创办了一系列的会议、出版物和数字网络，使得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相聚协作，并把自己视为同一社区的成员
• 这样的做法使得公社成员有机会了解到，他们的抱负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技术进步是相称的，同时这也让一线科研人员有机会看到，他们的二极管和继电器能被公社成员喜爱，被用做改变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工具。
• 记者的声誉取决于他发掘新信息、对信息进行可信的报道，以及将信息揭露给公众的能力
• 布兰德及“全球”系列刊物的其他作者和编辑们，却是通过建立一个群体并报道这些群体的活动从而树立起卓越的记者名声
• 政府在这种新环境中的合理角色就是收手放权，不去监管正在引领变革的技术产业，以及技术产业所相关的商业。
• 我们这些原料却不要被制成任何产品……不要被大学的某些客户购买……我们是人
• 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 如果说大学是把个人变成知识工业信息原料的巨型机器，那么还有什么方式比躺在大学走廊或办公室的地板上更能维护自己的人性？
• 他看到美国国会通过了《电信法案》及其连带法案《文明通讯法》，后者主要用于限制互联网色情内容。由于对连带法案可能对言论自由造成威胁感到愤怒，巴罗起草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并将其发布到互联网上。
• 由于数字技术的到来，我们正在创建一个世界，一个人人皆可进入的公平世界，那里没有任何基于种族、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或身份地位的特权或偏见。
• 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均不适用。
• 在这里，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因此，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的利益追求中涌现出来。
• 如巴罗所描述的数字媒体可以将市民从政府课税中解放出来一样，数字媒体也可以将个人从公司层级架构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 当时许多评论家，都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全新的、灵活的、移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原型
• 在广为传阅的20世纪90年代商业手册《新经济的新规则》（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里，凯文·凯利写道：“主宰着无形的软世界（包括媒体、软件及服务）的那些规则，最终将会主宰硬世界（也就是现实的，由原子、实物、钢铁及石油构成的世界，或者说无数人辛勤汗水所锻造的世界）。
• “那些遵循网络逻辑并意识到我们正进入由新规则主导的世界的人，将会在新经济的环境下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 “思考是一种计算，DNA是软件，而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
• 计算机隐喻有可能超越数学，成为一套新的宇宙符号。
• 它们都崇尚知识、科技和协作
• 接着认知科学家也开始把人脑想象成某种数字硬件，大脑行为是某种软件，思考是计算的结果，记忆不过是数据提取过程
• 之前某个领域的专家，来到这里，就会被要求成为通才，不仅要能研究理论，还要能设计和创造新技术。与此同时，科学家和工程师也要变得像创业家那样，集合起包括技术专家、投资人和管理人员的网络，才能使他们的项目得以推进
• 每天都为工作带来乐趣，构造新的跨行业工作与生活网络
• 共同目标和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发明的一整套语言工具把它们绑在了一起。
• 科研工作最有意思的领域往往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区域。
• 我们一直在构想一个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的机构，他们共同研究一些边缘科学，不归某位高级行政官员管辖。之所以投身其中，只是为了某种渴望，甚至是一种精神需求，是为了以整体的视角探究局部，彼此切磋各自的真知灼见
• 维纳和毕格罗把那些操控飞机和防空系统的士兵想象成机械装置，以便能应用数学公式模拟他们的行为
• 为了给全面控制问题找到一个数学上的解决办法，将系统的不同部分在一个基础上进行考量是有必要的，要么基于人，要么基于机器。而由于我们对枪械瞄准的机械原理的理解远胜于我们对人的心理的理解，我们于是决定对机枪瞄准手和飞机驾驶员进行机械模拟
• 把人和机器想象成单一的高流动性的社会化技术系统里的动态协作元素。
• 在系统中人机相互协作，增强各自能力，同时分担控制任务，
• 他把控制论定义为“关于信息如何控制机器和社会的研究”
• 信息定义为“模式与组织的形态”
• 跟香农信息论所说的信息一样，维纳所讲的信息是被“噪音”包围的，但是它们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完整性
• 生物有机体和机器也是如此，通过结构化机制对反馈进行整合和做出反应，都使它们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 它们都通过接收和发送信息来实现自我控制，实际上都是有序信息的模式，而非趋向熵和噪音。
• 我们可以把社会看做一个通过信息处理谋求自我调节的系统
• 按照维纳的类比，像媒体那样的公共信息系统就发挥着伺服系统的作用
• 理论上媒体有助于对公众领袖的行为进行“校正”，具体途径是为他们提供社会整体表现的准确信息。
• 科学突然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它难以捉摸的社会潜力。
• 控制论暗示着数字化进程有可能使人类进程和生物进程都走向一种险恶的自动化
• 维纳的这一设想暗示着人可以被转化成由电线和电极组成的系统，至少对于玩桌面游戏这点是成立的。
• 类控制而自行其是。另一方面，计算机也有可能成为那些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和资本家的工具，这群人企图将他们控制的社会机构自动化。
• 计算机也有可能成为那些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和资本家的工具，这群人企图将他们控制的社会机构自动化。
• 维纳对自动化的恐惧
• 追随香农的脚步，维纳认为信息是噪音中的一个模式，因此可以被看做物质和社会秩序的模型。
• 混乱无序和随机性，都是某种“我们视为邪恶的东西，无论怎么比喻都不为过”
• 维纳视社会为信息系统的理论充满对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期待，甚至可以说就是它的模型。
• 控制论系统自我控制，自成体系，至少理论上如此。它们只需通过其组成部分来处理信息，并且对反馈进行回应，秩序就会产生
• 维纳从生理学那里借用了“动态平衡”的概念并应用到社会系统当中，从控制工程学当中借用了“反馈”的概念，还有从人类行为学那里提取了“学习、记忆、灵活性和目的”的概念。
• 如果说生物学原则同样适用于机器，那么为什么生理学家不能给计算机科学带来贡献呢？假如说信息是自动化、人类乃至社会本身的生命之血，那么为什么机械工程师就不能成为社会评论家呢？
• 控制论的语言使得这样一种交换成为可能。
• 而正当性交换则使控制论从一个适于战时剑桥的研究者特殊需要的局部沟通语言，变成了一种通常用于跨多个研究项目和多个专业社区的协作性工作语言。
• 通过以搭档和网络方式一起工作，大家都获得了正当性，而假如没有控制论所提供的正当性交换，任何人单凭自己都不可能做得到。
• 赛其的项目成员主要用它进行信息管理和控制，而不是计算。
• 防空系统是一个有机体。那什么是有机体？它们有三种形式：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及动物种群构成，包括人；部分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和非生命装置一起组成，如防空系统；还有非生命的有机体，如自动售货机。所有这些有机体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感官组件，有沟通工具，有数据分析部件，有心智判断中枢，有行动指示仪、效应器及执行部件……有机体的功能，就是要达到某些明确目的
• 顺从的机器人
•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年轻人却陷入了对原子弹及长大后会身处某种封闭世界的恐慌，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封闭世界带来了原子弹。
• 他们着力探索意识问题和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为增强两者所借助的小型工具，比如LSD和摇滚乐
• 在右翼人士看来，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服用毒品和性解放的行为，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挑战
• 嬉皮士的享乐主义标志着一种新的表演型意识形态的诞生，人们借助它来向社会情感僵化的主流文化发起挑战
• 许多新社区出现在远离都市的山上和林地里。
• 在他们看来，性、迷幻药和音乐不仅是对冷战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压抑的文化风格的摒弃，而且是朝向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的开端。
• 那就是高度官僚化的社会，它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心理发生分裂，从而可能会做出恶行
• 人和社会的目标应当是找到对个人而言真实的人生意义。
• 新左派所做的就是暴力政治运动通常会做的一切：起草声明，建立政党，选举领袖，上街游行
• 他们认为，要消弭个人的隔阂，建立一个暴力更少、精神更自由的社会，必须要参加政治斗争
• 政治激进主义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是无关紧要的，而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本身就是问题
• 我们知道领袖无计可施， 因为就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今天
• 工业官僚希望通过复杂的组织机构和新的管理与通信技术来控制人和自然。
• 第三阶段摒弃了那种“威权与从属关系”，支持建立平等化社区，和谐互助，每个公民都能“诚实友爱”地与人相处。
• 假如说心灵是社会变革的首发地，那么信息就必须成为反主流文化政治的核心部分
• 控制论的世界观不是基于垂直的层级体系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而是围绕能量与信息的循环往复而建立的。这样的循环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它不是基于军事与企业生活中令人沮丧的指挥链，而是基于信息交流的潮涨潮落。
• 我的人生，必会缩为共产主义机器某个轮轴上的一枚齿轮。或只是轮上的一齿…… 我的思想，将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成为巴甫洛夫研究产物所精心塑造的傀儡。
• 信和交通技术描绘出了个人和国家发展的远景。
• 在布兰德的想象中，苏联就是一群机械生物，一旦给予一丝机会，他们将会踏平所有个性。
• 如果战争爆发，那么，我将会去战斗。为了某种目的而战。不为美国，不为家园，不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为资本主义，更不为民主。我将为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而战。如果我非得做愚人，我情愿做有自己特点的愚人——和其他愚人完全不同。为保护自己不至于成为一个数字，于人于己，我都将会去战斗。
• 他们一起阅读诺伯特·维纳的著作，继而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巴克敏斯特·富勒的文章
• 布兰德也开始赞同控制论是一种知识框架和社会实践方法
• 在信息论的影响下，基因和DNA序列成为需要阅读和破译的信息系统。到了20世纪50年代，按照莉莉·凯（Lily Kay）的观点，微生物学成为“一门与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计算机结合的通信科学”。信息论，也极大地推动了对生物学方面对有机体的研究，影响了这些研究间的内在联系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生物学家通常专注于对有机体个体、物种的层次分类以及性别分工的研究。从那以后，很多生物学家都转向了对种群和自然选择的原则的研究，其中的术语则是按照控制论中的命令和控制理论仿造而来。
• 个体、种群，以及他们栖息地都融进了一种持续的交换当中——这些交换如此广泛，以至于个体就像藻类和菌类那样，难以从整个种群中区分开来。
• 个体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它们自身的系统。
• 进化的责任属于每一个独立的人，与其他物种不同。由于人类的进化已经进入精神和心理阶段，每个人都对物种遗传都有所贡献和影响。”为此，他在一个月后又写道：“无论在社会方面、心理方面还是可能性方面，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还只是一名大学生的布兰德来说，跳出主流的冷战思维的思考能力标志着人类进化的一大进步，并使这种进步成为可能。而个性解放同时成为一种美国理念，一种进化必要，也成为布兰德和万千青少年迫在眉睫的个人目标。 控制论在艺术领域 问题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解放？
• 进化的责任属于每一个独立的人，与其他物种不同。由于人类的进化已经进入精神和心理阶段，每个人都对物种遗传都有所贡献和影响。
• 无论在社会方面、心理方面还是可能性方面，自由是最重要的。
• 禅宗里，自然界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整体或过程，不可分割、也无法将其中任一部分凌驾于其他之上”。按照禅宗传统，凯奇认为艺术家不应与观众谈论物质世界，而应该用艺术去增加观众感知世界的敏感度
• 我反对整个‘概念执行（conception-execution）’的观点，即先有想法，再去表达的创作方法。我常常这样想，不管我用什么创作、不管我已经完成了什么，创作方法更像是与各种材料的合作，而非是有意识地操控和控制。
• 凯奇和劳森伯格则提出了一种观点，即艺术实践是艺术家、观众，以及材料之间平等的合作
• 他们发明了一种将艺术家、观众和材料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来模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
• 偶发艺术为布兰德描绘来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层级制度瓦解，此刻和彼刻都同样精彩，人人都可投身于艺术之中
• USCO的成员为改变观众意识而进行艺术创作。他们还利用许多不同的电子技术以达到效果，闪光灯、投光器、磁带放送机、立体声喇叭、幻灯片，这些技术统治工业的产品被他们随手拈来，作为改变观众集体心态的助手。迷幻剂也是，先是大麻、佩奥特碱、后是LSD，这些迷幻剂让布兰德等USCO的成员有机会去体验具有归属感的神秘之旅。
• 库玛拉斯瓦米坚称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家就如同商人般无明显特征。USCO的成员把自己看做对更传统的部落生活和集体手工业的回归。
• 在沟通模式下，表演者等试图向观众传递某种信息。而在“周围环境”概念指导下，USCO构造出包罗万象的技术环境和戏剧体系并观察观众对此的反应，而在戏剧体系中，观众仅仅是众多元素中的一种
• 深受其在1950年《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中有关通信的社会角色的观点的影响
• 宇宙飞船地球（Spaceship Earth）”等
• 综合设计师并非又一名专家，而是站在工业科学高墙之外，处理专家们产出的信息，观察他们开发的技术，并将信息和技术转变为能使大众幸福的工具。
• 与专家不同，综合设计师清楚系统对平衡的需要和系统资源的分配现状。然后他将会作为“该领域潜能的收割者”
• 设计师可能需要获取迅速发展的美国技术体系所输出的全部信息，同时又保持置身其外。他需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综合人才，他既是艺术家、发明家和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和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
• 和麦克卢汉一样，他在享受技术统治成果带来的愉悦与力量的同时，还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避免成为技术统治下碌碌无为之人的方式。
• 他真正需要的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和一名知识分子移民。
• “世界是一个信息系统”是其中最重要的观点
• “物质世界是由信息模型构成”这一理论逐渐变得清晰。这些模型能被信息技术模拟和控制，其中最主要就是计算机。
• 只有独立的个体“才能有时间以宇宙的方式去思考
• 富勒将他的游历视为一种综合设计师恰当行为的典范，并且声称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全新的
• 我们是鲜活的，而生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手拉手赤足在碎石中跳着。我们被清洗过，我们解放了！我们再不会穿上旧铠甲了
• 这种情境下，LSD就如同一记善意的警钟，叫醒了克西，让他远离成人世界严格管制的等级制度，他变得天真、不受束缚、甚至赤足而舞。
• 他们驾车横穿美国的时候，电影摄影机始终开着。全世界就是一个舞台，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表演
• 恶作剧者们经常做这样一个游戏：一群人围坐成一圈。其中一个人旋转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指向谁，谁就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拥有管控整组人的所有权力
• 旋转体和《易经》都帮助他们从指定的领导者手中获得权力
• 与其他所有活动相比，更能将旧金山的迷幻剂场景带到大众里，那就是迷幻之旅音乐节（the Trips Festival）
• 他帮助建立起一个新部落，一个由热爱技术的“印第安人”和既是艺术家又是工程师的群体组成的新部落。
• 思考着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觉得地球上的资源用之不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
• 在斯图尔特·布兰德加入时，波图拉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为中小学校提供计算机教育、为教学设计模拟游戏中。
• 自由大学是一个多种教学语言的自我教育项目，它提供从数学到交心治疗小组等各式课程，通常就在临近街坊的家里授课；
• 波图拉研究所开展的项目均向教师、公社居民和计算机程序员等人员开放，因此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来过这里。
• 布兰德在风格迥异的反主流文化、学术和技术群体之间搭建了桥梁。到1968年创办《全球概览》时，他就把这些群体都放在了同一个文本空间内。
• 这个空间就成了一个“网络化论坛”——一个社区成员聚集、交换意见、交换正当性的地方，成员们在此过程中又整合了新的知识框架和新的社会网络。我提出“网络化论坛”这一术语的目的，是为了把科技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联系起来：皮特·加里森的“贸易区”和苏珊·斯塔尔与詹姆斯·格力斯莫的“边界客体②”。网络化论坛就像一个贸易区，一个多学科代表在一起工作的场所，同时这群人会创造出一种沟通语言以便于合作。但是，在加里森和他借鉴的人类学家的语境里，贸易区是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物理场所。在1989年对伯克利脊椎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中，斯塔尔和格力斯莫提出，一个媒介工具能为多个相同的合作终端服务。和加里森一样，他们指出科学工作需要来自广泛的多学科成员的合作。他们认为，这些人既找到了合作方法，又通过“边界客体”的创造和流通保持了对自己领域的忠诚。这种边界客体“既存在于多个交叉社会群体中，又能满足每一个群体的信息需求”。对斯塔尔和格力斯莫而言，这些客体包括由搜集到的物体、地图、图表和标准化的表格构成的索引库，还包括一些在边界上有普遍的共识，但是不同成员对其有不同看法的客体。 网络化论坛表现出了贸易区和边界客体的所有属性。
• 概览》代表了美国出版业的一种新事物，那时没有人能说清它是什么。 记者爱德·麦克拉纳罕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中写道：“某种有内在动力的神秘原则，和某种难以简单理解的形而上的神秘规律将看似分散的事情都合在了一起。”没有人走近过整个《全球概览》运营体系，甚至也没有人能弄明白。而在四十年后，这个规律不再那么抽象和形而上，可将其看做布兰德网络式创业的产品，或看做新公社主义政治运动和运动背后的系统论的融合。布兰德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转变，一方面源于1957年时他对寻找一个他所惧怕的灰色成人世界的替代品的诉求，另一方面标志着他以知识和文化中间人的身份的出现。更广泛地说，这标志着流动性和网络化在美国文化风格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从斯坦福到曼哈顿艺术圈，再到旧金山的迷幻波西米亚群体，布兰德在风格迥异的反主流文化、学术和技术群体之间搭建了桥梁。到1968年创办《全球概览》时，他就把这些群体都放在了同一个文本空间内。 这个空间就成了一个“网络化论坛”——一个社区成员聚集、交换意见、交换正当性的地方
• 空降城和其他公社的成员也是依靠小型技术聚到一起。LSD、佩奥特碱，还有摇滚乐——每一样都能体现出所有生物体和其他主宰整个物质世界的无形能量之间的重要关系。
• “问题在于怎样做出一个低维护成本、高产出、自我维持的批判性信息服务
• 1000份第一期《全球概览》
• 全球概览/获取工具的途径（access to tools）
• 第一期《全球概览》有61页，零售价5美元，
• 中许多货品都是由读者推荐并撰写评论
• 《全球概览》让许多人初次见识了新公社主义者的知识世界，他们的见识令人叹服
• 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
• 在个体意义上，只要读者能找到合适的工具，他就像神一样，拥有按自己意愿主导生活的权力。
• 读者可以订购书中展示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一个“私人的、个人的权力的”王国（当然他首先得买下它们）
• 现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个过程：用大小形状都合适的物体，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
• 读者事实上是把使用高科技电子设备和现代的户外背包等同于前技术时代部落的游牧生活
• 有了一个背包、一本有关控制论的书，奉行新部落主义的新公社主义者就可以在公社间游牧，想象自己同时游走在古代和当代之间。他是个印第安人，他也是名工程师。
• 受坐骑（马）的承载量所限，流浪牛仔带上他全部的生命保障系统。
• 和牛仔不一样，在这个全球商业服务矩阵里，路上随处都能买到快餐、新闻、储备品（在这个世界的任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买到可口可乐）
• 太空，总是足以给“反叛者和不法之徒”提供容身之地。
• 《全球概览》和《增刊》都成了文本论坛，让分散各处的个人和群体走到一起，用文字间或图片的方式聚到一起，彼此承认同为一个社群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概览》和《增刊》成了城镇广场。
• 他号召读者为《全球概览》推荐并评论内容，每做出一个评价就给评论者十美元。首先推荐或评论的作者还可以在《全球概览》上署名
• 他增加了读者对机构的责任感和参与感；他提升了《全球概览》对它所服务的群体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邀请读者成为经济价值的创造者，文本群体的贡献者，当然，还是《全球概览》的购买者。
• 布兰德还是保留了采用或不采用某个内容的最终权力
• “你所试图去做的，是培育和设计一个会学习，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能存活的有机体”
• 一旦这个过程有了进展，不要去胡乱地修补它，让它为你工作”
• 除了每一期《全球概览》前面有关“宗旨”的内容，他的编辑评论和概述都力求简洁、温和和随意。这些评论都表现出一种“要不要随便”的语气，以及一种他认为读者和自己平等的感觉。
• 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布兰德有关“把组织视为有机体”的控制论观点让他远离了对权力的竞逐，
• “你就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因为那就是生活，并且同时你也是自己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这就是广义的自我”
• 布兰德给所有为《全球概览》工作的人发同样的时薪
• 《全球概览》评价工具并提供获取工具的途径。有了它，读者会更了解什么值得拥有、从哪儿获取，以及怎样获取。
• 每一页上都弥漫着乡土气息和一种“自己动手”的设计感
• 全球概览》提供的绝大部分“工具”都是书籍和期刊。虽然其中机械设备目录或是以公社生活为主的期刊，带来了一种实现变革的、更实际的方式，但大部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籍。也就是说，他们带给读者一种接触有可能改变自己思想或行为的信息和观点的机会。
• 一个背包或一顶帐篷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逃到森林的方式。它还给读者带来一个加入到无形的游牧社群中、用远古自然的力量去行动，并在此过程中成为更“完整”的人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商品有利于把读者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
• 从具体层面也就是个人层面来说，他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按照这些规律来生存。这样，帐篷和背包，就像计算机和书籍，能帮助实现“独立教育”。在《全球概览》“整体系统”的情境下，就像在许多公社中，接受教育意味着能察觉到在物质世界中流动的能量，也意味着能意识到物质世界只不过是这个能量的一种形态。这也是迷幻之旅音乐节的基本观念，还是“快活的恶作剧者”和USCO所诠释的LSD和多媒体体验的基本观念：我们就是全部。
• 只有真正身处其中的人，而非善意的局外人去做，才有可能成功。我
• 变革的本质，必须是志同道合的个体共同合作
• 印第安人必须和印第安人一起，第三世界必须和第三世界一起，黑人就得和黑人一起，等等。不应该依靠别人的帮助。只有靠自己。
• 小型信息技术可以用来改变个人思想，并通过个人来改变世界
• 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直接发源于反主流文化运动
• 他们接受了反主流文化中的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理念，
• 是1984年的苹果麦金塔电脑（Apple Macintosh），就被直接宣传为可以粉碎官僚主义、实现思想自由的机器
• 在分时计算机使“大众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计算机”这一想法成为可能时，“个人”计算机出现了
• 科鲁兹认为，在分时计算机使“大众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计算机”这一想法成为可能时，“个人”计算机出现了
• 保罗·科鲁兹认为，在分时计算机使“大众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计算机”这一想法成为可能时，“个人”计算机出现了
• 信息共享、个人赋权和集体发展的理念之间，
• 在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研究中心”，计算机一直以来都是拓展个人智能及知识分享能力的自然工具
• 他们应该转向开发能“大规模记录”人类活动，进而促进“人类经验智慧”增长的技术
• 有了这一新的知识库，管理者不仅可以扩展智能，还可以提升自己管理周围环境的能力。
•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和增智研究中心的员工发明了一些当代计算机最为普遍的特征，包括鼠标。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该机构研发出一个协作型办公室计算机环境，即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
• 包括鼠标，还有“QWERTY”键盘和CRT显示终端。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可以让多个用户同时在多个地点操作同一文档，用超链接将各种文件链接起来，从一个文本中的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开发可搜索的关键词索引。联机系统的基础是分时计算机，
• 在行业内外还都将计算机看做大型计算器时，在联机系统中，计算机却可以作为文本处理器和协作工具。与冷战时期的计算机不同，恩格尔巴特增智研究中心的计算机是通信设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后来个人计算机的前身。
• 和麦麦克斯存储器一样，每个终端都是一种工具，个人可以用它来检索和管理信息。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循环利用系统中其他人掌握的知识。恩格尔巴特认为，计算机促进了集体反馈过程，在这一反馈过程中，个体的理解能力随着其他人的参与得以增加
• 恩格尔巴特提出了一个“bootstrapping”原理，在这个原理中，社会技术系统，即联机系统的每一个实验性转变都会反馈到系统自身，推动其进化（并有可能是进步）。
• 恩格尔巴特认为个人和计算机，就像集体和计算机系统一样，在一个更大的信息系统中互补，
• 控制论中人机一体化的理念
• 增智研究中心也是一个由有远见的人领导的、相对较为平等的社群
• 鼠标、键盘和屏幕的组合
• 它极大地推动了由布什和利克里德提出、恩格尔巴特的研究中心努力追求的人机一体化的发展
• PARC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最新收购的电脑子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它极大地推动了由布什和利克里德提出、恩格尔巴特的研究中心努力追求的人机一体化的发展
• 早在1967年，他已经提出了这种电脑的便携式版本，他称之为“动态电脑（Dynabook）”。很快，他的这一构想就成了PARC研发个人电脑奥托的指导思想
• 他们关注的则是一台计算机可能的用途和使用原因。从各方面来看，在推动计算机变为用户友好型的通信工具和创意表达工具方面，艾伦·凯最为热忱
• 自己会施肥总要方便些，同样道理，你应该具备用计算机建模来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 我们把《全球概览》看做未来互联网的印刷形式
• 他已经开始把计算机想象成一种“语言机器，其内容就是对事物的描述”
• “当你不知道要找什么时，随便翻翻《全球概览》就会让你产生许多绝妙的想法。
• 通过发明用于通信和协作的新机器工具，他们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里，
• 工程师们发现，通过发明用于通信和协作的新机器工具，他们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里，
• 《人民计算机公司报》的高科技“牛郎星”与《全球概览》中的背包和手锯非常相似，看起来是一种用于返土归田的工具。
• “你无需离开工业社会，但你也无需接受它的存在方式。”
• “人类必须认识到系统是一个工具，并且掌控它……应该用（计算机）智能来指导用户、阐明并揭示其本质，并最终让用户主动控制它”。
• 家酿俱乐部也推崇信息共享、点对点式的协作，并认为信息技术是构建社会的基础。
• 太空大战游戏、计算机，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这股自由和协作的文化氛围都是这种力量的体现。
• 这些太空战士在游戏中灵魂出窍，无异于是迷幻剂盛宴“迷幻之旅音乐节”中嗑药舞者的高科技版本。
•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推崇合作、以玩乐为导向的新文化。长期以来，PARC和一资源的程序员和工程师都对“黑客（hacker）”和“规划者（planner）”进行了区分，前者是为乐趣解决问题
• 黑客是全能设计师。正如网格穹顶的建造者们一样，他们利用美国“军工学”三角结构中心的资金和技术来打造一个新的、好玩的，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智力方面都令人满意的合作形式
• 1974年，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家庭主妇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在这个国家，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时运不济之后就会雨过天晴。可现在，时运不济之后恐怕还是不济，再之后是更加不济。”
• 所有尝试过完全自给自足的人都知道，与这种尝试相伴的，是乏味又令人麻木的劳动、孤独、沮丧，以及毫无利润可言的风险。
• 启发的！ ……不过，“自给自足”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是坏的。它是美国人对隐私的致命
• 不过，“自给自足”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是坏的。它是美国人对隐私的致命狂热在森林中的扩展，极富吸引力……可它是个糟透了的谎言。经不起剖析。从有了两种生物体开始，生命就是一种共同进化，相互依靠，更加繁荣……
• 人类通过控制论得以最终意识到，个体不过是“与环境相伴而生的伺服系统”。
• 虽然个体无法身处“系统”之外，但他可以身处其中来拯救这个系统。
• 贝特森是一位知识探求者、一个自学成才者、一位博学者，他有着神秘而迷人的演讲风格和孩子般的好奇心。
• 太空是一个“法外之地，庞大浩渺，国家无法管控”
• 我们是‘当今的一代⑨’，因为我们当时认为不会有将来”
• 发现并推荐最好的“工具”
• 凯利在亚洲徒步旅行了许多年。
• “黑客行为（hack）”是“一种是为了实现某种建设性目标而进行的项目或打造的产品，在从过程中，充斥着无限的欢愉”
• 1959年，第一批计算机黑客出现在麻省理工学院。
• 他回忆说，他的工作“让（人工智能实验室中的理论家们）发疯……因为这个孩子就那么胡乱鼓捣了几个星期，计算机就开始处理他们之前努力研究的相当难的问题……他们空谈一切，而我只是撸起袖子去做……这类事情在黑客工作中太常见了。我既不是从理论方面也不是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只是从一个好玩的出发点来处理事情”。
• 计算机及所有有助于了解世界本质的事物应该完全开放、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事情都应该亲自尝试。 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或自由）的…… 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 评判黑客水平的标准应该是其技术能力，而非学历、年龄、种族甚至地位这类虚伪的标准…… 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艺术和美…… 计算机能让生活更美好。
• 黑客准则表明，工作应该以一种分权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应该以个体从机构获得的能力而非证书来评判一个人的工作和权威性。
• 由于信息非常有价值，所以它应该昂贵。恰到好处的信息能改变你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获取信息的成本一直都在降低。因此，这两点在相互对抗
• 伍德海德解释说：“产品中有我的灵魂”，“我不愿任何人玩弄它”
• 从总体上看，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信息免费传播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想法，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也只能是一个理想而已。
• 黑客，不仅仅是极度个人化、极富创造性的工程师；他们也是文化反叛者
• 我觉得黑客……是继美国宪法制定者之后最有趣、最高效的一群知识分子
• 早在1972年，布兰德就说过，计算机将会成为一种新的LSD，一种能用于打开眼界变革社会的工具。
• 苹果公司的执行者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种新技术，只要拥有它，就可以获得自由。
•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和《电子边疆》（electronic frontier）。它们成了美国人借以理解新兴的公共互联网本质的核心框架
• 布兰德希望让系统用户彼此进行对话，再把对话内容卖给对话参与者。
• ”创始人拉里·布里林特向斯图尔特·布兰德提出了将《全球概览》放到网上的构想。布里林特当时正在寻找一个现成的用户社区来测试他的最新系统，他相信布兰德的“全球”网络里就有一个。布里林特提议双方合作：布里林特提供一台电脑及所需的会议系统。布兰德应允许布里林特将《全球概览》最近一段时间的所有条目作为讨论主题发到网上并允许大家回复。不管系统利润多少都要与“要点基金会”五五分账
• 这些付费用户围绕感恩而死乐队没完没了地闲扯，多年来一直是WELL的主要收入来源。
• 它应该是免费的。这是一个目标，而不是承诺。我们知道它不可能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应当让它尽可能免费（或很便宜）
• 像《全球概览》一样，WELL将用户贡献的内容又卖给那些用户
• 布兰德深知，其他系统的高成本导致其用户发的都是精雕细琢的长篇大论，用户很快就会因失去耐心而退出系统。而他又担心，如果WELL实行“每小时零收费”，“会勾起话痨们盘踞在这里的兴趣”
• “收纳并存档在WELL上的讨论与对话是其主要产品。WELL‘把用户出售给彼此’，在它眼里，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主要的生产者。
• 部落化需求是为我们的文化所不容的一种需求。资本主义想让我们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尽可能地消费。
• 管理员要做的就是为系统设定边界条件，然后站在一旁观察其运行
• 对越来越多的工人来说，就业不仅意味着在公司内部执行特定任务，还要帮助建立和维护公司之间的网络
• 人们需要将自己视为自我雇佣者——就像街头小贩一样，到公司来出售他们的技能。在AT&T，我们必须推广整个劳动大军皆临时性的理念，尽管我们的大多数临时员工都在我们的围墙之内。职业正在被项目和事业所取代，由此将出现一个日益‘失业但并非无事可做’的社会。
• 来自仙童的工程师在硅谷建立了超过五十个公司
• 在这样一个流动就业的环境下，个人培养职业和人际关系网络，以此作为未来就业的重要资源。“公司只是你的工作手段”
• WELL为这些用户提供了一个借此结识朋友、交易信息、建立名声和相互协作的电子论坛
• 关系进展得又快又猛，观点传播像野火一样。我从未笑得如此大声，争论得如此投入，吮吸到如此多的新观点。WELL让我有如腾云驾雾一般
• WELL则倾向于将价值推向用户，在整个系统内扩散和提升价值
• 我通过WELL和WELL社区的帮助挣到的钱，可能比以往所有的收入来源还要多
• 这种能够积累声望的工作最终引领了若干对公共互联网早期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协作——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沙龙》杂志，甚至《连线》的创办。
• 这并不是说妙语连珠的新闻记者或者创造新工具的程序员这么做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正好相反，许多人似乎都明显是在混合动机和混合社会背景下行事的
• 这种混合是新兴的后工业经济活动形式的主要特征
• 在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某个公司单位同时具有“公有”资源特征和刚解除管制的公司的“私有”属性特征，它就能吸引到来自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方面的资金，还能与它们共担财务风险。
• WELL的技术使个人通信交流能够具有《全球概览》的投稿所永远无法企及的记录器的意义和价值
• 为《全球概览》撰稿不能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更别说完全以此为生。读者把投稿当做礼物送给因《全球概览》，《全球概览》再把这些礼物（尽管单位价值低）出售给读者。
• 而WELL成员自《全球概览》时代就保有用以解释其在线互动的两个概念框架：“礼品经济（gift ecomomy）”和“集智型”社区理念。正如霍华德·莱茵戈德所阐述的，WELL的礼品经济由具有潜在价值而不求即时回报的信息的持续交易组成
• 礼品经济不仅是有价值商品的交易系统，它还是社会秩序的构建系统。
• 《礼品经济》（The Gift）中写道，没有所谓的“纯礼品”。礼品必定伴随着义务，形成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给予者与接受者结构性关系的交易周期。再进一步说，莫斯表示，礼品本身从未置身于社会与经济关系之外。礼品对多重社会和经济涵义进行编码。
• 把物质财富转变为社会资本的作用。
• “人们相互帮助，是出于在彼此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精神，而不是依据电子表格计算出来的报偿
• 当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或者心怀敌意的时代精神支配着在线社区时，那些本可以为群体添砖加瓦的怀璧之人就会倾向于低头噤声、独善其身
• 社区的存在感使个人在交易信息时不用担心他们的礼品可能一无所获。
• 将可能是完全单一的市场交易行为变成了复杂的多维行为。
• 在精神社区的新公社主义观的指引下，情感上的互连与信息工作融为一体，由此产生了迄今为止我们理解的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框架之一——虚拟社区。通过PicoSpan黑底白字的纯文本界面，WELL的早期用户讲笑话，为生活中的事情彼此祝贺，长篇累牍地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很快这种谈话演变为面对面聚会，叫做WELL办公室聚会（WOPs）。首届WOP在WELL的索萨利托办公室举行，就在运行着交谈服务的主机旁边。
• 尽管一些用户坚持认为，WELL至多也就算个“酒吧”或者“虚拟咖啡馆”，同一时期的报道和在线档案都显示，“社区”理念是WELL用户最常用的隐喻，他们试图用它来定义他们在WELL系统上的全部体验。在一个层面上，社区语言风格让人想起了返土归田运动，以它来描述许多人在网上体验到的情感上的亲密无间。
• 在WELL上“职业互动与个人互动是重叠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写道，WELL就好比一个村子，“因为村子就是这个样子：白天你去找屠夫或铁匠做生意，晚上在本地酒馆或周五晚舞会上碰到的还是这群邻居。”
• 以把WELL想象成一个社区，他们可以同时在多个讨论组里发言，建立声望、友谊和生意。这么做不但没有背叛自己年轻时对另类社区的追求，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慰
• 新公社主义思想不再是主流经济生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给我们一个视野，通过它可以在日趋主流的网络经济洪流中乘风破浪。
• 他描述了计算机所实现的新的交互形式：聚在网上，却限于文本界面，个人可以相互联系，而不会遭遇基于外貌的偏见。他们不必采取带有现实世界特征的随机互动，而是可以围绕共同兴趣进行选择
• 他的“虚拟社区”成员互相扮演“软件代理”的角色，成了“高效的过滤器，用以筛选我们作为个人感兴趣并对我们有用的关键数据。”
• WELL成员也在努力恢复新公社主义者的梦想，一个由志趣相投的灵魂组成的乡村社区
• “我们需要计算机网络来重拾协作精神，当我们拥有现在这些技术时，太多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精神。”他在1993年这样写道。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的无形范畴里，人们能够“重新发现协作的力量，把合作变成一种游戏，一种生活——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融合交流。”
• 莱茵戈德坚信工具能够恢复协作精神，并使协作再次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他相信计算机是一件能够改变用户意识的工具，使用户和其他人一起进入新的、另类的、典范式的社区
• 为了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太空移民的憧憬保持一致，并且支持格雷戈里·贝特森“世界是无所不包的信息系统”的观点，莱茵戈德把WELL的信息网络描绘成一个由情感与物质共同维系的包罗万象的协作世界
• 把它变成一种思考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新型社交方式的模型
• 这个新型通信方式与众不同的是：它使虚拟的亲密关系更加便利。
• WELL上虚拟社区的语言风格，使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变成礼品成为可能。
• 在任何“真实”社区，社会与经济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 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发起一个在线“社区”，如果它能使消费者确信，他们是在参与社会活动而非经济活动（或者使他们确信，在任何“真实”社区，社会与经济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它就能提高顾客忠诚度、增加利润。
• 计算机网络将使孤立的后工业时代工人回到前工业时代的情感交融状态，企业领域的成员则认为，这种网络可能把孤立的后工业时代消费者带入后现代经济的情感交融状态
• 在那一年，“赛博空间”第一次被用来描述刚刚出现的电信与计算机网络的交叉路口的概念
• 和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大地一样，巴罗的赛博空间也将置身政府治外。
• 赛博空间自身是一个发光的电子宇宙，只不过里边可能住着个性邪恶的计算机系统，并且为大公司所支配。像小说里的英雄凯斯（Case）那样强悍而精通计算机的自由职业者能“插入”这个空间——也就是说，他们能给自己通电，进入电子宇宙，而把肉身留在外边。
• 凯斯和他在“斯普罗尔”（the Sprawl）的同伴们在世界的阴暗角落挣扎求生，在那里大公司毁掉了自然环境，政府正在垮台，地方黑手党接管了权力真空，人间惨剧司空见惯。
• 享乐主义者的天真无邪和理想主义
• 他们分散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像深埋于地下的多年生植物一样蛰伏着。
• 赛博网络是个旧式的信息精英正在消亡的地方……如今是孩子当道
• LSD似乎为脱离身体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冒险元素，一个在人群中体验与他人灵魂合一的机会。
• 在这个令人极其兴奋的新幻境里，我被缩成了一个视点。
• 在巴罗的体验中（如果贝特森没有这种体验的话），LSD就是通向这一认识的大门。
• 技术——包括电子吉他、扩音机、超大扬声器，以及彩色灯光——往往被用来制造一种集体狂欢状态。尽管其他乐队也许是在为一群观众演出，感恩而死乐队则自认为是在为一个社区演出。
• 我有了另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的空白环境
• 巴罗是个“星光熠熠的计算机网络达人，他有诗人言简意赅、文采华丽的天赋，有记者的精明敏锐、不守常规和自嘲的幽默，他率真的个人魅力也是有目共睹”
• “有着天使般心灵的垮掉派同伴”。约翰·佩里·巴罗把他们描述为孤独的发明家，通过其设计的系统，人们得以获得其他“集体性生物组织”所具有的同步协调性。
• “根本没有什么黑客伦理，”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伦理。这么说吧，我们都认为整齐划一的方式是荒谬可笑的。”
• 在Acid Phreak看来，黑客是致力于探索封闭系统尤其是公司系统弱点的实验性艺术家。
• 通过把开放计算机系统比做不锁门的村子，巴罗对在线交谈的投稿重申着WELL虚拟社区的长期内在精神。在他看来，Phreak和Optik不遵守村民契约
• 小城镇可以是协作的、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公共场所。而像公司这样维护着巴罗的信用记录的机构，则是监管机器，一心想从个人手里夺取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并集中起来以在别处获利。
• 约翰·佩里·巴罗长期活跃于WELL上的“黑客”和“言论自由”讨论组
• 新普罗米修斯
• 如果潜在嫌犯必须向执法人员解释他们所涉罪行的性质，这事儿就有点儿欢乐了。
• 他们一致决定创办一个叫做“计算机自由基金会（Computer Liberty Foundation）”的组织。正如巴罗在后来一篇“犯罪与困惑”的草稿中所阐释的，基金会将为数字言论自由问题的游说活动和教育培养进行融资，并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引导。
• 一面对技术统治论提出反主流文化式的批评，一面又对快速网络化的经济中信息工作者所需要的流动性与独立性大加称赞
• 就像从前返土归田运动成员为物欲横流的美国大地开辟田园净土，只为了逃避公司那种一览无余的“雄蜂”似的生活一般
• 所有的交谈都是靠敲打键盘。要进入这个世界，你要抛弃肉体和环境，只在乎文字这一样东西。
• 进入虚拟世界，我们就定居在“信息”之中。事实上，我们就成了“信息”。思想有了“形体”，而“肉体”成了“文字”。
• 他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虚拟世界里寻找我们的未来，因为在物理世界中已经没有为经济留出什么空间了。
•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长期塑造着硅谷文化的同一种经济和技术力量，席卷了几乎整个工业化世界。从生产、合同制雇佣关系、全球外包到解除管制市场，网络化成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共同特点。
• 在这个“新经济”中，数字技术与经济组织的网络化形式相结合，解放了作为个体的创业家。
• “在新经济下，”他说，“人类发明使自然资源渐渐废弃不用。我们正突破生命的物质桎梏，来到一个人类创造自己命运的新世界。”
• 他们各自创建了新的网络论坛，把以前截然不同的社区聚到一起，交换正当性，相互间乃至对外界保持透明，宛如一体。
• 他们成了一个虽小却极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
• 在厚达521页的《失控：新生物学意义上的文明的兴起①》（Out of Control：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一书中，这些科学家及其项目成了凯利所主张的人类进化新纪元的原型典范。
• 技术使信息系统更加夺目，物质生产过程越发无关紧要，官僚体系日益过时
• 以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社会化世界，已成为新经济所预示的灵活性与个人实现的价值典范而备受瞩目
• 他们促成了对新经济的大众化理解，靠的不仅是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变革之梦，还有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隔离②实践。
• 布兰德听得如痴如醉。尼葛洛庞帝真是个善于做秀的知识分子，风格上颇似布兰德的早期精神导师巴克敏斯特·富勒
• 布兰德给尼葛洛庞帝写信申请一份短期工作。尼葛洛庞帝给了他在MIT媒体实验室工作三个月的机会。
• 那个月他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住进凯的家里。整整一年，
• 身处于通过邮件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科学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之中，布兰德渐渐把媒体实验室看做未来技术部落的一个象征。
• 身处于通过邮件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科学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之中，布兰德渐渐把媒体实验室看做未来技术部落的一个象征。这个未来就像新公社主义者的过去，独立的跨学科人士将拿起工具，改变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在共享创新乐趣中创建新的集体。
• 畅销书《媒体实验室：在MIT创造未来》（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 每年预算600万美元，在布兰德访问期间媒体实验室有大约100位赞助人，每人都支付了至少20万美元的加入费。赞助人不得要求进行任何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特别研究。相反，当媒体实验室的11个不同部门着手探索人机交互和多媒体融合的可能性时，他们还要买票才能观看；
• 媒体实验室的职员从未被要求制造能够大规模生产或直接进入赞助人生产流水线的成品。取而代之的，他们要做的是“概念演示版”。在
• 企业赞助人加入媒体实验室，与其说是为了当真帮点儿什么忙，不如说是为了得到观看这些概念演示版的机会
• 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天都在演示新技术，不仅是为了显示其直接用途，更是要展示其改变现有社会体系的综合能力。诺伯特·维纳的防空预警系统、罗斯·阿什比的恒温调节器，以及无数其他控制论机器，它们每一个都是人类生活通过人机融合而得到改善的明证。在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的新公社主义派以自己的方式完全接受了工程领域“不展示会死（demo-or-die）”的信仰。在“迷幻之旅音乐节”所到过的街区，在海特-阿什伯里区，嬉皮士们极力地渲染LSD、立体声音响、频闪灯这类技术的能力，以放大人类的意识感受
• 媒体实验室的电子报纸和乐高机器人，可以说至少是公司客户愿意购买和使用的
• 布兰德发现媒体实验室是一个开放、多元化、非等级制的社会系统，与它正在创造的媒体颇为相似。“大众媒体，”布兰德用带有隐喻性的笔调写道，是“一种文化上的单一农作物”
• 它所研发的各种数字技术也是如此。它们都反映并激发了非等级制社会的发展，富有个性，并以看不见的数字力量联系在一起。
• 布兰德写道，“他不是不修边幅、衣着随便的冥想式学者。《财富》杂志评价他‘看起来不仅像个顶尖技术专家的活样本，更像一个受女影迷崇拜的男偶像’
• 尼葛洛庞帝还具有麦克卢汉的另一种招牌特色，即“越过验证材料直接做出预测，从而先人一步并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反对者”。
• “我们这些人都很享受这种特权生活方式，工作生活和闲暇生活基本上是同义词，”他告诉布兰德，“随着真正理想的私人技术的到来，我想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进入这种状态。”
• 学习研讨会（Learning Conference）”
• 他希望把不同社区的代表聚到一起，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正儿八经的产品，而是要形成某种真知灼见、新的语言风格和新的社会网络，
• 相反，在公司客户和参与者双方看来，会议导向了理解和协作。
• 共同语言既是群体如何取得最佳学习效果这一问题的答案，又是使其特有的新兴网络有效运转的工具。
• 创始人希望GBN能为他们的客户做三件事：“使其跻身于卓越人士的网络中，将其纳入一个备受关注层层筛选的信息流中，并且……通过情景规划法重组其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 定期发送的简报和成员推荐的书目。
• GBN为那些个人提供了一个作为网络实体的新经济愿景，它面向精英社会群体和有魅力的领导人的管理活动由人际和信息网络连接而成，
• 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于1947年，目的是为石油产业提供商业咨询，然而它很快就和兰德公司成为服务于美国军方的两大美国顶尖智库
• 白领阶层与公司圈子的心理和社会屏障需要被打破，这样管理层和工程师才有可能不光是把真知灼见放在自己脑子里，而是放到他们周围真实的物质世界里
• 他们都力图支持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团队成员相信这将在总体上导致集体性变化；
• 即商业是社会变革的发生地，是一种非正式的网络化的工作习惯
• 原子武器导致惊人的权力转移。它们使高级指挥官基于战斗经验的个人智慧不再有用武之地
• “奇人”是指那些“凭借睿智头脑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和“以宽容有度的行为举止面对别人缺点”的人。
• 在瓦克看来，经理人的心智是外面世界的缩影
• GBN向客户收取每年2.5万美元的会费。作为回报，客户每年都会有两到四次参加“世界观大会（WorldView Meetings）”的机会；他们享有一系列内部报告的订阅权；每月会收到一本由斯图尔特亲自挑选的新书，并被授予WELL会员资格和参加GBN为其安排的私下会晤。
• GBN的目的在于赋予其成员改变他们的社会化世界的“工具使用权”
• 在非常保守的规划伪装下，你可以谈论激进的思想。
• 在创始人寻找网络成员时，布兰德回忆说，他们是在寻找“我们知道、喜爱并且尊重的人”
• 布兰德和其他创始人希望能找到一种非等级制、协作性的制度来替代主流的垂直官僚主义。为此，他们拒绝采用主流公司所特有的严苛的招聘惯例和清晰的就业范围，转而将联网创业家视为一个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和“返土归田”运动的成员一样，他们最后都从自己原来的社会和文化社区吸引到新成员。在GBN内部，这种共有的文化相似性，取代了其他管理形式
• 就像布兰德所写的，“只要系统不堕落，裙带关系就行得通。你的堂兄弟总归会讲得更好听或更愿意倾听些。”
• “成员资格在GBN是个微妙的词；这儿没有入会仪式。你只不过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它的云遮雾罩之中。我一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个（WELL上的）关于网络隐私的私人BBS讨论。接着我开始收到成员认为我可能会感兴趣的书。然后我受邀参加在迷人的地方举行的聚会，从阿斯彭⑦到阿姆斯特丹。最后我被要求帮助GBN设计我所擅长的未来相关主题。直到那时，网络看上去很自然。
• 网络成员从未仅因位列网络成员名单而获得报酬。然而，一旦被公认为一个“成功人士”，这个成员可能就会受到聘请参加特定的咨询项目。
• 在我们的开放氛围下，客户渐渐不再是信息用户，而是信息源了
• 对有那些传统背景的网络成员来说，这些会议成了他们将自己的社会与技术抱负重新定位到企业的资源和需求上的绝佳场所。
• 它们还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行事灵通的精英群体的成员，能够随机应变，窥见自然和经济系统中的隐秘法则
• 我很难说其他人从这次旅行中得到了什么。我的目的是打开‘自然之书’，训练对水流和地形的解读能力。
• 旅行一开始，斯图尔特·布兰德就要求大家用便携日记本做笔记
• 《人有人的用处》
• 西部是个不错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冥想，在技术与社会日益融合的当下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 亲近自然的假日、环球旅行、远离家庭生活的工作场所
• “GBN成员大都怀有‘后现代主义’的怀疑态度，
• 在这些GBN的旅行者看来，当地的人和风景一样，与其说本身是个活物，倒不如说是个有待解读的文本
• 和GBN的各种会议一样，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形成对集团战略形势的共同理解和一个表达这些理解的共有语言风格
• 在AT&T看来，GBN的几个早期情景显示出移动通信如手机将很快进入快速增长。
• 为了与新公社主义者的去政府化立场保持一致，GBN把企业提升为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发生现场，把人际网络和信息网络（包括EIES和WELL的计算机网络）宣传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和象征
• WELL上还包括会员网络、系列会议、新闻通讯订阅和读书俱乐部，还有持续对话。
• 与其说GBN内部网络的象征指的是数字技术，不如说是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社会和信息系统。在GBN的创始人看来，计算机不过是推动政府机构扁平化和组织模式网络化的几种力量之一。
• 布兰德对其第一次虚拟现实洗礼的描述，“一头扎进网络空间”
• 二十年前那些长发披肩、行为叛逆的嬉皮牛仔形象如今已被黑客所取代
• 斯图尔特说他办公桌上的那台计算机只不过是早期公社成员的柴炉和太阳能系统的后辈小生
• 多亏了信息“无所不包的全球性”，布兰德写道，人们现在能够体验到以前的《全球概览》读者只能想象的集体归属感。
•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的《混沌》
• 对公社成员和公社崇拜者来说，《全球概览》提供了很多独一无二的联系人和信息资源
• 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论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
• 系统论发挥了沟通语言的作用，计算机则对系统的跨学科工作的定位起着关键支持作用。
• 像迷幻剂一样，这些计算机似乎有可能让我们把生命本身视为一个整体
• 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实际上都是内部不断进行信息交换的一个系统。
• 凯利想要呈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那是他在不同社会、机构和技术网络边界的穿越中自己发现的
• 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全球概览》的书页中，逃向森林的人的鹿皮靴和背包“撞”上了湾区工程师的计算器和技术手册。现在，在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科学家碰上了大草原生态学家、在线游戏设计师和企业高管。
• 生物、技术与社会的交集。
• 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之间的面罩已经消弭，这揭示我们，两者实际上是，而且一直都是同一种存在。
• 技术专家已经开始“从生命和机器中提取逻辑法则，把它们每一个都应用在创建极其复杂的系统的任务中”
• 这些系统“既是造物也是活物”
• 我把这些实例，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生的，称为‘活系统’，因为这些系统都具有的生动逼真性。
• 蜂巢中你可以看到“民主的真实本质和所有的分布式管理”
• 计算机促进了新公社主义理想的产生。它们改变了屋子里的个人的意识，由此就可能摧毁政治等级制度，消除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心理屏障
• 又一个禅宗思想：原子已成为过去。下一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不断变化的“网络”。
• 网络化系统，尤其是计算机系统，将带领人类回到与自然的重新融合——比方说与蜜蜂比肩的能力。
• 和30年前的新公社主义者一样，凯利摒弃一切政治斗争观念，把商业领域视为社会变革的发生地。
• 像自然的活系统一样，理想化的公司应该是“分布式、分散化、协作化而有适应性的”
• 通过采用适应性机器或生产数量更少而品种更多的产品，将能够驾驭更具不规律特性的资源。
• 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成了企业高管理解周围技术与经济环境符号资源的重要源泉
• 在卡朋特所创造的这个‘公司’里，人人都自己做决策，人人都有乐趣——而企业并不会因此而轰然倒塌。这是围绕网络化计算机、移动通信和自我管理团队发展公司的终极目标：将商业的竞争性需求和个人实现与民主参与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没有自上而下控制的情况下实现富有成效的协作
• 他认为他们应当这么做，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
• 凯利的网络进化论学说给决策层寻求劳动力外包、自动化工业流程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激励，而降低了其员工就业的稳定性。纵观全书，凯利对具体劳动工作轻描淡写，而对智力和与智力机构有关的协作风格大为推崇，由此提出了一个完全由自由派精英构成的世界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和20世纪60年代一样，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帮助确定了信息和信息系统掌控者的权威性，而其他人则默默无闻。
• 多亏了这些如此迅速就安装到他们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他们能够看得更远，更有效地进行规划，也许“像神一样”管理自己的公司。
•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尽管高管收入暴涨，以位居社会顶层者为榜样的财富运动基础广泛，许多公司高管却陷于某种被超过自己掌控力的力量给包围的感觉。在书中论及控制论的部分，凯文·凯利暗示，诚然，实际上，他们会感到一片茫然。但这没什么关系，甚至很自然。
• “生物学所缺失的成分要素，”作者写道：“是价值。”他认为，最成功的公司之所以运转良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组织有效，而在于它们共享一套核心信仰。而在凯利书中提到的例子和全球商业网络这个例子中，生物学大受推崇所反映的并不是某种价值舍弃和对巧取豪夺的资本主义的简单接受。恰恰相反，它标志着，新公社主义者人人平等的协作理想和精神上的相互联系，与对跨学科工作和统一理论的科学推崇之间的融合。
• 英裔美国男性创业家网络
• “数字革命”正像孟加拉台风一般袭进我们的生活，他说，随之而来的是“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唯一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火的发现”
• 致力于个人解放和通过契约与法规治理政府。
• 同时《连线》又指出，这个数字一代将继续新公社主义者未竟的事业：他们会推翻等级制，削弱曾经滋生它们的那种企业和政府，建立一个由看不见的能量与信息洪流连接起来的对等、和谐的社会。
• 他读心理学家威廉·莱克（Wilhelm Reich）呼吁性解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论述多媒体拼贴画效应的著作
• 他们的追随者所争执的唯一问题是该由骗子还是江湖混混来统治社会，并假以何种高尚之名
• ”大约与此同时，肯·克西和“快活的恶作剧者”正抛弃新左派政见，而海特街嬉皮士们正一头扎向田园生活，罗塞托也正趋向一个类似的反传统政治立场。他后来回忆说，在他为“青年共和党人”工作时，他渐渐相信，“想
• 想要影响（政治世界），你必须成为它。改变事情最好的办法是离开……你必须从自己开始
• 后者是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联网活动、不久后改为每年一次的“技术、娱乐与设计（TED）大会”的发起人。
• 我打开门，只见一个头发蓬松、背着一个帆布背包、耶稣基督一般的人物站在我面前，
• “他有水汪汪的眼睛，‘我也受过伤’般亲和的嗓音，以及超凡脱俗的气质……我以为他是个误入凡尘的精灵。
• 在20世纪80年代初，互联网骨干网是政府的财产。由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负责管理
• ，在1995年4月，NSF放弃了对互联网骨干网的控制权，从而促进了商业性网络
• 万维网利用互联网信息传输协议创建了一个信息交换的新系统。由于有了嵌入文档的超链接和新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系统，用户可以用新的复杂方式浏览信息。对许多人来说，它成了一种发布信息、合并多种媒体格式和快捷方便地把以前不相关联的信息串联系起来的方式。
• 精简政府与放松监管
• 技术将破除对于市场与政治进行繁缛监管的必要。如金里奇和其他这些人所见，解除监管将会解放市场，并使其成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引擎，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 而他们做到这些，依靠的是协作性编辑手段、统一的语言风格和“全球”的人际网络。
• 主流媒体让我们不明白今天事实上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它沉湎于告诉你‘哦，一方面’、‘另一方面’”；罗塞托相信，在数字革命的条件下，一本杂志仅凭其“非客观性”也能说实话，并且成就卓越。
• 凯利意图把《连线》变成一个他可以自由穿梭其间的各种网络的论坛，就像曾经的《全球评论》。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趣创意的召集人”——颇有点像WELL里一个讨论组的主持人。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引发对话并把它们刊印出来。
• 《滚石》拥有一扇直抵这群人（摇滚音乐家）的窗户，它让全世界都看到这群人是多么有创意，多么聪明，多么强大
• 他们年轻不再但明睿更甚，他们再一次地走在路上，没有巴士和迷幻药，只有随处都是的絮语：“开机、接入、连接成功
• 扁平化的和谐社区，由看不见的信号连接在一起
• （‘网络’的）基本要务，是战胜规模经济的优势……因此未必是大个子说了算
• “‘网络’，特指网络本身，仅仅是个达到目的的手段。它目的是对政府实施逆向工程，是把政治拆解成零部件，然后再重新修复它。”
• 渴望精简政府的自由主义者
• 在这样的组织形态里，权力是分散的，层级结构是扁平化的，公民由看不见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互联网既是这样一个系统的象征，又是实现它的一种手段。
• 一群极富个性、聪明睿智、风趣幽默的人聚在一个房间，就像一群俯瞰地图的规划大师，在那儿他们能观察乡村风景
• 冲突，“似乎是自然的必要力量，就像一个周期性的山林火灾，通过破坏将营养物播撒进土壤中”
• 正如哈普古德所指出的，“媒体实验室”错过了计算机网络两个最重要的发明，HTML编码和万维网浏览器。
• 艺术与工程统一在一个以项目为中心的课程下，学生的作业由真实世界的专家来批改，而非学术专家
• 《连线》不仅充当着“全球”相关组织的原型展示平台，而且成了提出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数字技术社会影响的新右派专家、政客的论坛
• 技术社区可以宣称金里奇是一位“连线”政治家；经常露面的金里奇则可以宣布技术社区是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前沿
• “互联网，”吉尔德解释说，“是一种关于自发秩序的令人兴奋的隐喻。
• 与电视电话般的“自上而下的技术”相反，数字技术“使你重获掌控权”。政府将无从染指这个过程：“政府发现一项技术之时，时机早已过去。”他抑扬顿挫地说，“如果你想做赢家，别去政府。”
• 只需简单地取得一台工作站的访问权，即可授予一个人以“工业时代一个行业大亨才拥有的权力”
• 翻开杂志内页，他们把他画成了网络时代的彼得潘，飞过一片绿色的天空，头发飘动
• 网络”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生物、政治和经济领域；计算机是这些领域的最后一个进化阶段；计算机还充当着某种新的、高度进化的领袖的工具和类比；
• 吸收新的想法再把它们转述给那些能够把它们变成财富的人”
• 她构筑起一个谨遵（20世纪）60年代信条的生活，这个信条就是‘追随你的快乐，财富自然会来’”
• 在第一次浪潮中，农业和体力劳动主宰经济；在第二次浪潮中，机器和大规模制造统治着大地。现在，作者呼应了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话语，“核心资源就是可使用的知识”
• 对心智的追求，就像对发明与发现精神的追求，正是它引领着古代的水手探索世界，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先驱者驯服了美洲大陆，并且在最近，指引着人类的首次外太空探索
• 如果这些人都算是意见领袖，也许我还是深陷在第二次浪潮之中。
• 第一个就是技术潮流，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和电信网络仅仅是开始，很快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将会上线；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极受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追捧的技术：替代能源
• 我们将见证一个建立在关系与技术基础上的、堪比早期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实体大爆炸。
• 正是因为有了布兰德在《全球概览》及《滚石》杂志上对计算机的介绍，计算机才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技术。
• 我们终于在传统的官僚架构之外找到了另一种度过一生的可能，那就是生活在更灵活的、临时的、基于共同信念的部落群体里
• 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更强调跨界合作、更有创业的精神，按照项目去实现目标，这不仅仅出现在政府资助的项目里，
• 50年前，不管是在军事领域、工业领域还是学术界，大家都是按照官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大学、军队还是公司，还是他们的研究实验室和或指定的智库，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挥链的方式来管理
• 雇佣制从长期转向短期，更多是基于项目合同制，而专业岗位的要求更倾向于综合的、网络化的社会交际能力。
• 他们通过这个巨大的实验来探索自身的心灵和肉体，人际间的关系，政治的本义，还有商业、社区，以及国家的意义。
•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很多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就描绘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知识的经济生产模式
• 在工业化的年代，诸如电报、飞机等技术革新主要是来自个体的探索和发明。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里，诸如化学合成等新兴技术将会来自系统的科学研究。
• 当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提升之后，贝尔认为，在研究领域，传统的官僚体制将会走向瓦解，被平等的社会结构所取代。
• 修补匠们设计不出雷达技术和核武器，这些技术都是在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多次碰面之后碰出来的。虽然资金和场地都靠大规模的官僚机构支助，但是参与研发的团队却没有地位和职务之分，他们是在一个扁平化的架构里协作式地工作
• 这样一种非常灵活而且跨界的混合就催生了一套关于系统知识的话语（控制论），以及一套帮助人们去模拟并且管理这些知识的工具（计算机）
• 学者发现，当计算机及计算机的网络被联接之后，知识和信息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被大大地扩大和加速了
• 他们怎么才能在反对这些美国社会的主流机构的同时，又可以获得这些机构的产品和它们所带来快乐呢？
• 年轻人们可以拿工业化社会的产品作为工具，去改变自己和集体。
• 在军事领域，当时计算机成为了最为关键的一项技术。
• 它让潜在的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结构得以彰显。就像计算机使得科学家及士兵可以监测到遥远的地平线一样，
• 其二，通过在现有的大型计算机上使用分时技术，个人用户体验到了一种对计算机的完全控制，这也激发了他们对这种体验的进一步需求。《全球概览》通过将新公社主义者的“工具为个人所用”的鲜明主张和计算机技术联系起来，为施乐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以及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提供了计算机制造的参考。当计算机科学家李·费尔森斯坦和拉里·特斯勒阅读《全球概览》时，他们看到了计算机技
• 于是社会界限和知识界限都消失了，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跨界研究者，大家都希望创建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和完整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信息及信息技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 当时人们理解的人之整体性，技术作为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整体性的愿景，以及一个由无形的信号联结起来的平等、和谐的社区的理想还是保留了下来
• 之后20年里，布兰德凭借在文化圈子的名声和他自身的社交能力，把新公社运动残存的那些理想注入到计算机技术及软件行业当中，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硅谷。
• 小型化和网络化
• 《全球概览》通过将新公社主义者的“工具为个人所用”的鲜明主张和计算机技术联系起来
• 像苹果电脑，在他们的广告里，就彰显了他们的设备可以帮助破除官僚壁垒、提升个人意识、创建新型合作型社会的特征。
• 继续将计算机联系到《全球概览》对工具使用的解释上面。
• 并且把破解计算机的行为和新公社主义者为实现“综合设计”的努力联系到一起。这样，布兰德将计算机进入社会这一正在进行的转变和新公社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社会化的技术网络
• BBS让位给了公开的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时候
• 对于很多处在沉重的、组织化的物质世界中的人来说，虚拟社区（其中以WELL为主要代表）带给了他们一种官僚体系外的新的选择
• 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对抗性的政治抗争，而是通过技术。
• 假如我们更近一步地了解WELL，就会发现，新的计算机网络不仅仅创造了新的交流领域，而且创造了一种社会和经济基础架构，以及一种日益普及的网络化生产模式。
• 那些想找工作的人（当时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工作任期为三年）就来到WELL这里与很多人保持宽松的关系，以助于他们找到工作。而那些通过交换信息来谋生的人，如记者，可以将WELL视为一座数据金矿，在此搜集和发布新闻事实，并从很多WELL的专家身上获取观点。此外，WELL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在这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名望，去建立或扮演一种新的身份，或判断其他的成员是否可信。WELL强调一种从新公社主义运动继承而来的分享、亲密和平等的层级体系
• 早期的公共互联网似乎在塑造和促成一个人人皆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行事的世界，同时互联网还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社会领域，
• 正是政府这个官僚巨兽在一步步地威胁着要摧毁个人，而逃生方法则藏在信息、技术，以及市场里
• 计算机曾经代表着即将终结个人生命甚至是毁灭世界的社会力量，而到了布兰德和他那一代人快走完中年的时候，这些机器却成为了实现他们年轻时候的平等乌托邦的梦想的工具
• 实际上它们还做了更多其他事情。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成员不仅仅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把当年军事领域里盛行的以技术、知识为核心，强调合作的社会实践带入主流社会。在探索改变技术统治官僚模式的过程中，布兰德和当年的新公社主义运动的返土归田者们都已经上了年纪。3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在持续地改变这种模式，让冷战技术统治所依赖的信息论及信息技术变成了日用技术，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防工程师用以组织工作并使他们的工作正当化的社交和语言策略。跟诺伯特·维纳和其他在放射性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样，布兰德就是在不断地跨越专业和职业的边界。布兰德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创建和资助武器研究实验室的那些人一样，创建了一系列网络化的论坛，有些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如黑客大会），有些是基于网络的（如WELL），还有的是在纸上发生的（如
• 实际上它们还做了更多其他事情。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成员不仅仅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把当年军事领域里盛行的以技术、知识为核心，强调合作的社会实践带入主流社会
• 布兰德就是在不断地跨越专业和职业的边界。
• 他们都不会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商人或制造者，而是把自己看成反主流文化的精英
• 拉里·特斯勒是施乐PARC和苹果电脑公司的老员工，他这样回忆布兰德的创业经历：“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埋头做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想过把事情放在别的背景下去描述。后来布兰德来了，他就像人类学家或记者那样去观察。他还创办新的机构……他的机构抓住了这一动态并且向全世界汇报这一动态，这是以往没有人做过的。他看到一个东西，就会看到其欠缺的商业部分或者是媒体报道
• 斯图尔特还拥有罕见的能力，他知道如何让公众了解到研究者们在做什么，以及如何让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并让媒体去报道它。
• 布兰德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我跟他的每一次接触都感觉他希望把人们带到更好的地方。这正是布兰德的秘密
• 他会从各式各样的的传统领域里搜罗出表演者，把他们放到一个多环马戏场里表演。
• 布兰德和“全球”网络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借此我们可以看到和思考文化创业家在公共话语体系里的角色，特别是在传媒领域。由于布兰德和同事们所做的事情涉及多个领域，很难认为他们就是记者。
• 这些学者均偏向持一种基本观点，即记者就是“夹杂在受众和事件之间”的专业角色。与这观点类似的，不少人指出，记者通过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从而塑造公众对现实的看法。具有争论性的是，记者可以决定报道什么和如何描述所看到的事情，从而限制公众对事件的了解程度，通常他们的做法都倾向于支持掌权者
• 跟全职的专业记者不一样的是，布兰德和其他“全球”网络的相关人员频繁地和他们的“新闻制造者”们一起协作，去构建他们的话语风格、符号以及故事。
• 信息想要昂贵，因为它太有价值了。
• “信息想要免费”这句话包含了不可抗拒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代表了诞生了计算机的研究领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代表了试图让世界“自由”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群体
• 布兰德等通过创建这些网络并且谨慎挑选可以进入这些网络的个人和群体，实际上就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新闻人物。通过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布兰德和同事们自身也会被视为这些网络里重要的人物
• 假如说职业记者是通过描述某一事件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布兰德等文化创业家们是通过把自己变成他们所记录的社会力量的象征来获得影响力
• 而这样的见解则是源自于他们对冷战时期的政府和商业的严重不信任
• 他们幻想着如果一切都是同样的信息模式，那么现实世界所包含的各种变化的差异都会消解。对于曾害怕自己会被机械化的军队或者是苏联的大规模导弹摧毁的一代来说，这样的愿景是很有吸引力的。假如地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看做一个信息模式，而且躯体本身也可以被看做“模式复杂的功能”（这是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说法）的话，那么个体就不再需要目前还在招惹事端的正式的政府体系，并且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和谐，因为所有的工具都很容易获得。这些工具包括直觉、情感、小型的技术，以及共享的集体意识的直觉
• 但是当他们尝试在这样的理想下生活时，公社社员们发现，拥抱社会体系的信息和意识系统只会放大他们的社会和物质体系的压力，而不能使他们逃脱。当像“空降城”这样的公社社员摆脱政府的正式体系之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满足公社的物质需求，也无法在公社社员之间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根源就是他们拒绝政治。而一旦没有了正式的管治体系，很多公社就出现了领导力问题，权力就落入了那些有人格魅力的人手中。结果，很多人受到了不同意见者的敌视，甚至出现了独裁者。新公社主义者选择远离政治，但他们还是把在主流社会的一种特别的控制力带到了公社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由于缺乏机构管理，大多又回到了旧的习俗。例如，以社会实验为借口，很多农村的社区中的女性和孩童被剥夺了选举权。和那些他们不认同的郊区男性一样，新公社的很多男性把煮饭、清扫和照顾小孩的活都扔给了女性来做。
• 工作一旦完成了，这样的情感紧密的团体就解散了。而这样的断裂是很痛苦的
• 因为她工作所需的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假如她要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就必须要不断学习。她写道，从1971年开始，“我自学了六门高级程序语言、三种汇编程序、两种数据提取语言、八种程序处理语言、十七种脚本语言、十种宏、两种对象定义语言、六十八种程序库接口、五种不同的网络形态、八种操作环境，或者准确的说是十五种，假如你把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网络环境进行组合的话。但我不认为我是很特别的。正因为计算机变得很快，任何一位从事这行的人都可以列出类似这样的清单。
• 生物并不是要像芯片那样永远追求最新的，每年更新换代
• 乌尔曼也想要改变世界，她按照巴克敏斯特·富勒可能会建议的那样做了：你要设计新的技术，去管理你的信息，并且将社会的资源变成其他人可以依此行动的知识。
• 她已经远离稳定的公司和城市的社区成员带来的那种文明效应，她要经常忙于寻找下一位客户，像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上演一出现实版的午夜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风情电影
• 她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在茫茫荒野上。她已经远离稳定的公司和城市的社区成员带来的那种文明效应，她要经常忙于寻找下一位客户，像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上演一出现实版的午夜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风情电影
• 乌尔曼的例子告诉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技术绑定在一起并不一定能帮助人在智力上或者在情感上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甚至恰恰相反，它有可能需要个体去违背他们的躯体的意愿和生活的节律，以此来迎合远在天边的同事的要求，不论日夜。
• 这可能让普通的个人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
• 程序员往往发现无论是在社会领域里还是物理层面上，他们只会跟其他的程序员打交道。而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必须忽视当地的、物质性的事物，例如市镇委员会、PTA会议或参与其他社区生活。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工作网络、网站、技术保持高度虔诚，并且遵循乌尔曼用略微讽刺的语调描述的那些规则：“按照你的思维来生活吧，同时期望其他人也这么做。不要死气沉沉的，要么自由地活，要么死去。是的，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自己。”
• 点对点信息主义这一隐喻，和孕育它的意识隐喻一样，都淡化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而这正是数字化一代的生存所依赖的。而在不间断的信息流之外，无数的塑料键盘、硅片、电脑屏幕，以及无限延伸的光纤电缆切实存在着。而所有这些技术都需要人工劳动，先是把他们生产出来，而后是拆解他们。这样的工作依然是非常的危险，不管是对于处理有毒化学物质的工厂，还是对于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饮用沿途水源的人，还是呼吸了泄漏出的有毒气体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而这样的工作也往往由那些没有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人来承担。
• 因为无法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这些工人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
• 信息论及控制论的普遍隐喻也是如此。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人类权力归个人所有，它产生于对信息的恰当使用，并且通过获取信息来扩大人的觉悟
• 凯文·凯利、艾斯特·戴森，以及约翰·佩里·巴罗等人提出了一个非实体的、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乌托邦，并且暗示那样一个世界会让我们回归更自然、更亲密的生活，
• 1968年的时候，很多公社社员认为：“我们就像神一样，并且可能做得很好。”——这正是布兰德说的话。
• 这些人有强烈的意愿寻找个人救赎，追寻意义、创造力、启示，因而他们的公共世界观很淡，也会阻碍让他人生活更好的尝试。
•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技术带来了与迷幻之旅音乐节的闪光灯和LSD带给当年海特的嬉皮士同样的希望：一种进入构成世界基础模式的愿景的途径，以及借助这一愿景，一种进入将个人生活与技术融合，并开创全球性的、和谐的心灵社区的途径。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化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互联网被认为是个人和集体获得救赎的圣地。但是，他们此刻生活的物质世界却极少被提及，而对互联网深信不疑的人会因此而不堪一击。
• 当年开往新墨西哥州及田纳西州深山的返土归田人士不仅仅是希望创建一些意识社区，还要创建一些真实存在的城镇。但是这些大多数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动机，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工具，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政治的关注。布兰德及“全球”网络成功地让这些边缘化的人走进数字技术，并且让计算机用户认识到计算机可以成为个人解放的工具。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样的构想也改变了计算机本身，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机构，并最终改变了社会。
• 信息及信息技术最终还是无法让我们摆脱我们的躯体、我们的机构，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我们跟当年《全球概览》的公社读者一样，还是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更为平等、更为生态健康的社区的任务。而只有帮助我们面对来自政治的挑战之后，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它的反主流文化的承诺。
• 假如说过去七年里我学有所成，那么，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自个人头脑中想法的较少，更多的来自不同群体之间的思维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