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此书, 我的获益之处: 学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变迁的许多史实。至于本书关于得失的讨论, 我深深赞同胡适在日记里写的:

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 摘自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 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

• 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 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 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

•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 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

• 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那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

• 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

• 事情管得好与坏，责任在宰相，皇帝可以不负责任

• 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

• 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 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职

• 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官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 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

• 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

• 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 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

• 并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

• 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 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

• 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金钱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那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人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 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人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人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

• 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人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

• 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纪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

• 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 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

• 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 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 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

• 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

• 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

• 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 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并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

• 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

• 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智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

• 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

•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 地方长官应该择贤而任。他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理论。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

• 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勅”字。经画勅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

• 诏勅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 当时的尚书省，则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而且是名实相符之行政院。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勅”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 此《唐六典》一书，系唐玄宗时，大体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纂辑，可说是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

•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 但唐代则不然。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得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

•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为“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 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指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

•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

• 所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仍然是一从“众”，一从“贤”。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

• 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论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那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这是第一点。

• 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 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 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

• 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

• 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

• 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 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 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

• 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 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章奏，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

• 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

• 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

• 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

• 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

• 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

•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以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

• 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 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

• “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

• 自唐代两税制以来，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顾虑在政府自身的财政上如何图谋征租手续之方便，而再不能在经济理论上来努力社会民众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

• 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

• 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

• 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

• 由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

• 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

•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 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由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

• 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

•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 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

•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了。中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

•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 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

• 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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