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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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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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一门关于分布的科学,而这些现代科学家心目中所考虑的分布,不是和相同粒子的巨大数量有关,而是和一个物理系统由之出发的各种各样的位置和速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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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家要寻求历史发展的单一线索,那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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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把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归功于爱因斯坦、海森堡或是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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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以防御的姿态来和年轻一代的绝对优势力量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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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这在某一方面讲来,和弗洛依德(Freud)之承认人类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成分,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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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熵的增大,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闭合系统将自然地趋于变质并且丧失掉它们的特殊性,从最小的可见状态运动到最大的可见状态,从其中存在着种种特点和形式的有组织和有差异的状态运动到混沌的和单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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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有一些局部区域,其发展方向看来是和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相反,同时它们内部的组织程度有着暂时的和有限的增加趋势。生命就在这些局部区域的几个地方找到了它的寄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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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控制论”一词,它是我从希腊字Kubernetes或“舵手”推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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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本多少是专门性质的著作,题为《控制论》,发表于1948年。为了应大家的要求,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在1950年发表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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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版所给出的关于控制论的定义中,我把通讯和控制归为一类。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我和别人通讯时,我给他一个消息,而当他给我回讯时,他送回一个相关的消息,这个消息包含着首先是他理解的而不是我理解的信息。当我去控制别人的行动时,我得给他通个消息,尽管这个消息是命令式的,但其发送的技术与报道事实的技术并无不同。何况,如果要使我的控制成为有效,我就必须审理来自他那边的任何消息,这些消息表明命令之被理解与否和它已被执行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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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在于阐明我们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阐明在这些消息和通讯设备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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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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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当然不会比它们发送出来的时候更加清晰。在控制和通讯中,我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吉布斯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本书有很多地方谈到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的通讯限度。人是束缚在他自己的感官所能知觉到的世界中的。举凡他所收到的信息都得通过他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来进行调整,只在经过存贮、核对和选择的特定过程之后,它才进入效应器,一般是他的肌肉。这些效应器又作用于外界,同时通过运动感觉器官末梢这类成受器再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运动感觉器官所收到的信息又和他过去存游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去影响未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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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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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观测时方才存在的世界来代替实际存在的世界,而物理学上古老的朴素实在论则让位给某种也许会使巴克莱大主教眉开眼笑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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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消息所具有的信息本质上可见解释作该消息的负熵,解释作该消息的几率的负对数。这也就是说,愈是可见的消息,提供的信息就愈少。例如,陈词滥调的意义就不如伟大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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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古老的机器,特别是比较古老的制造自动机的种种尝试,事实上都是在闭合式钟表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但是,现代自动机器,诸如自控导弹、近炸信管、自动开门装置、化工厂的控制仪器以及执行军事或工业职能的其他现代自动机器装备,都是具有感觉器官的,亦即具有接收外界消息的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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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对于外界的一种影响(我们称之为输出),而在这种动作中引入了可以含有大量组合的数据(我们称之为输入)。这些组合既有当下放进的数据,又有从过去存贮的数据(我们称之为记忆件取出的纪录。这些组合都记录在机器中。迄今已经制成的最复杂的、能把输入数据变成输出数据的机器就是快速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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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任何机器能对变动不居的外环境作出有效的动作,那就必须把它自己动作后果的信息作为使它继续动作下去所需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再提供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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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点是,开门的释放机械要由电梯实际到达门前这一事实来决定,否则,要是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电梯的话,乘客就会踏进空阱里去。这种以机器的实际演绩(actualPerformance)而非以其预期演绩(expectedPerformance)为依据的控制就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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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尽可能准确的演绩,我们便给大炮加上一个反馈控制元件,把大炮滞后于指定位置的程度纪录下来,再利用这个差数给大炮以一个补充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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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去取一根雪茄,我不是有意使用某些特定肌肉的。在许多情况下,我的确不知道它们是哪些肌肉。我所做的只不过使某一反馈机制亦即某一反射发生作用,其中我尚未取得雪茄的效果变成对滞后的肌肉(不管是什么肌肉)一个新的、加强的命合。按照这个办法,一个前后完全同一的随意命会就可以使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初始位置出发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而与由于肌肉的疲劳所引起的伸缩能力的降低无关。同样,当我驾驶一辆汽李,我对车辆所作的一系列控制不是单纯取决于我对道路的印象以及我对之要做的驾驶工作。要是我发现车辆太偏向公路右边了,这个发现就会使我把它驶向左边。这种控制是取决于车辆的实际演绩的,不单是取决于公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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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外界消息都不是不折不扣地(neat)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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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个体的生理反应可以因之得到理解那样,社会自身的有机反应也可以因之得到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社会学家没有认识到社会通讯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但是,社会学家直到最近都有这样的倾向,故意忽视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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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以及社会作为时间事件序列的通讯理论,序列自身虽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它总是力图按照各种不同目的来调节其各个组成部分以遏制秩序紊乱的自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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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不是孤立系统。我们从外界取得食物以产生能量,因而我们都是那个把我们生命力的种种源泉包括在内的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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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妖看来克服了熵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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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的物理学中,信息的取得似乎是不付任何代价的。结果是,在麦克斯韦的物理学中,他的任何一个妖都不发生供应其能源的问题。但是,现代物理承认,麦克斯韦妖只能通过某种象感官之类的东西采取得信息,有了信息,妖才能开门或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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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当系统之外有光加进来,其温度不同于粒子自身的力学温度时,麦克斯韦妖才能不断地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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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晚都得死去,我们周围的整个宇宙非常可能要由于热寂而毁灭,那时候,世界将还原为一个浩瀚无际的温度平衡状态,其中再也没有真正新鲜的事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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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目的和灵魂这类字眼都是极不适于作严格科学思考的。这些词都因我们对某类现象的共同认识而获得其意义,但它们事实上并未提供恰能表征该共性的任何根据。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新现象,如果它和我们已经命名为“生命现象”的那些东西的性质具有某一程度的共同点而又和我们用来定义“生命”一词的一切有关方面不相符合时,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扩大“生命”一词的含义以便把这种现象包括进去呢,还是以更加严谨的方法来定义该词以便把这个现象排除在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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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额外津贴,要他们按照我的需要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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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想用“生命”一词来概括一切局部地违反熵增加流向的现象,那我们是可见随意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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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即一种能用过去演绩来调节未来行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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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为的这一切形式,特别是较复杂的形式,我们必须给机器设置一个中枢决策器官,它根据馈给机器的信息来决定机器的下一步动作,这个器官之存储信息就是模拟生命体的记忆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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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和自动机器在下述一点上基本相似:它们都是在过去已经作出决定的基础上来作决定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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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阐述机器和生命体在细节上的关系,读者应参看瓦尔特博士和阿希贝博士的极其引人入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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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它看来是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增加的总趋势的。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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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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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永远在求恶而同时永远在行善的那种力量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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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抗拒解密,但它不见得有能力找出新的和不可译解的方法来堵塞我们和外界之间的通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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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工作者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可以从事他的种种实验而不用担心自然界会在什么时候发现他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从而改变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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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敌手看作一位作风正派的敌手。这个态度对于他之作为科学家的有效性讲来,是必要的,但这会使他在战争中和政治上容易受到无耻之徒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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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期孕育了进步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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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进化论上的伟大革新,就在于他承认进化并非一种拉马克(Lamarck)式的高而更高、好了又好的自发上升过程,而是这样一种现象:生命体在其中表现出了:(甲)多向发展的自发趋势和(乙)保持自己祖先模式(Pattern)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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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熵这个极为广泛的目的看来还是一切目的之中最为经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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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贝关于没有目的的随机机构会通过学习过程来寻求自身目的的这一辉煌的思想,不仅是当代哲学方面的伟大贡献之一,而且会在解决自动化的任务中产生高度有用的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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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自身也是原子的结构,一定频率的光是一颗颗地辐射出去的,叫做光量子,它有确定的能量,大小依赖于其频率。因此,辐射的能量不可能小于一单个光量子的能量。没有能量的一定损耗,信息的传递就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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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方便地对我们自己作出这样的估价,把生命存在这一暂时的偶然事件只及人类存在这一更加暂时的偶然事件看作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而不必去考虑它们的一瞬即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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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庄严和价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地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来展望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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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早期历史中找到能与蒸汽机、汽船、火车、现代冶金术、电报、横渡大洋的海底电报、电力的普遍应用、炸药和现代高爆炸力导弹、飞机、电子管和原子弹等等相匹敌的发明物,那是徒劳无益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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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不仅给未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给未来带来了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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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有勇气面对个人毁灭这样一桩确定无疑的事实,同样,我们也要有勇气面对我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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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单纯信仰不是有力的信念,而是勉强接受下来的因而也是无力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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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有勇气面对个人毁灭这样一桩确定无疑的事实,同样,我们也要有勇气面对我们文明的最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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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种类的机器和若干生命体,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生命体,都能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达到反熵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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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官员就会发现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他们下属对种种事实的全盘误解上面了。再有,对于演说家讲来,最困难的任务莫过于向一个毫无表情的听众讲话了。戏院中热烈鼓掌的目的,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在演员心中引起一些双向通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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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是由专制君主统治看,两个臣民之间的每一关系都要从属于君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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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崇拜效率的人们喜欢让每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指定给他的社会轨道上活动,执行着束缚他就象奴隶之被束缚在泥土上面一样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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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这种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模式,那我们就会生活在法西斯的国家中,其中每一个体生来就命中注定了有着自己特定的职业: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士兵永远是士兵,农民不外乎是农民,而工人则注定了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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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确实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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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可能存贮大量的记忆这个观点看来,昆虫就没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这也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在生长的过程中,由于发生过生理变形这样重大的灾难,一只象蚂蚁这样的昆虫,其幼年期是采取了与成年期毫不相关的生活形式渡过的。此外,昆虫在成年期的行为必须在本质上一开始就是完整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昆虫的神经系统所收到的种种指令一定基本上是其构成方式的结果,而非任何亲身经验的产物。因此,昆虫很象那种预先把全部指令都陈述在“纸带”上的计算机,几乎没有什么反馈机制来帮助它在不确定的未来中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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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或有机体的结构就是据之可以看出其演绩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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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造出一部机器,其机械结构就是人的生理结构的复制,那我们就可以有一部机器,其智能就是人的智能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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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不到二十一岁不算成年,而现代高等职业所需的受教育时间大约要延续到三十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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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得信息,从而了解其目的是否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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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就是一种把系统的过去演绩再插进它里面去以控制这个系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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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飞机能够采取完全随意的逃避动作,拥我们的任何技巧都无法掌握我们所不知道的飞机在高射炮开始射击和炮弹到达目标附近这段时间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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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武器之能够根据飞机的特定运动来进行瞄准和射击,这样一个总计划的构成,就其本质讲来,是一种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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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或无”的机器叫做数字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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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仅仅是在“是”和“否”之间作出决定,这就使得它的积累信息的方式很便于我们在非常庞大的数字中把极为细小的差别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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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计算机的例子之一就是计算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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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末叶,洛克认为人心的内容就是他称之为观念的那种东西构成的。对他说来,人心完全是被动的,是一块干干净净的黑板,是tabula rasa(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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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世纪中,科学在亚里士多德冲动的驱使之下,着重于分类工作而把现代的研究冲动即研究现象发生作用的方式扔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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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被我们主观地称之为情绪的现象,也许并不单纯是神经活动中的一种没有用处的附带现象,它很可能控制着学习过程中的以及其他类似过程中的某一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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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消息和译码消息的采用,不仅对人是重耍的,而且对其他生命体以及人所使用的机器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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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讯和其他动物通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甲)所用的信码是精巧而复杂的;(乙)这种信码具有高度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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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认为,动物的语言首先在于传达情绪,其次在于传达事物的出现,至于事物之间的比较复杂的关系,那就完全不能传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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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动物,例如,鹦鹉、燕雀和乌鸦,似乎能够学会周围环境的声音,特别是能够学会其他动物和人的喊叫声;它们还能够改进或扩大自己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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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系、类和其他实体等“高级逻辑类型”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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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作为可能性而加之于人的,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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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知道他所发出的命令究竟是已经得到执行还是由于装备的某种缺陷而受到阻碍。因此,发电站的机器一定得能够把回讯送给负载调度员。于是,这里就有了由人发出语言并且指向机器的一例,也有了与此相反的即机器向人讲话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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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线路工程师的观点来考虑,那么沿线路传递的信码自身就是完整的。对于这种消息,控制论或信息论的全部概念都可以应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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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以逸失而不再得,如前所远,乃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控制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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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语言系统则是以特殊种类的机器为其终端,这种机器叫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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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才能了解后者的内心思想。这些行动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直接的显见的行动,这类行动我们也可以在低等动物中观察到,另一是信码化了的和符号化了的行动系统,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谈话或书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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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声音在明晰程度上是缺乏精细性的,在组织程度上是缺乏可以重复的准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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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完全没有建立起一种机构,能把它听到的声音转变成据以组合自己观念的东西或者转变成复杂的行为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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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人的非凡的学习能力,指出它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蜜蜂、蚂蚁以及其他社会性昆虫的社会生活,虽则二者,有其表面上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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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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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猜出来)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和巫术并无多大区别。在中国的若干地区,人们对书写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烂的旧报纸和毫无用处的断简残篇都不愿意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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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一切表现密切相关的乃是“名字巫术”,这个现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要在一生中使用好几个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让弄妖术的人知道他们的真名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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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内在力量和内在需要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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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之所以有这种余威,乃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家和演说家乐于借用其他语言或在拉丁语本身的框架内去创造新词,以供探讨当时生动活泼的哲学问题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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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不再象原先那样规范化了。它变成了与事实相一致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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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这个限度的大帝国都是靠通讯工具的改善来维持的。波斯帝国的心脏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设置的传送皇帝诏书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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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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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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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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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总是为哲学服务的,柏拉图并不因为使用了洞穴的隐喻来表达他的认识论而感到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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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最面对事实的科学,但它却提出了最为大量的可贵想象的隐喻;人们无论是从智力的角度或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判断数学,都不免要以这种隐喻的成就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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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机体看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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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毁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此地的一个孤岛。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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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在我们与之并进的极为特殊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到我们衰老的速度开始大于自我更新的速度为止。然后,我们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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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是模式,它是我们个体的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身体中的各种组织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变化着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吸进去的空气变成我们身体中的血肉,而我们血肉中的暂时性因素则同我们的排泄物一起每日排出体外。我们无非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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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无线电除了被我们用来传递声音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电视除了传递光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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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可能传递人体的整个模式,有可能传递人脑及其记忆以及记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整个模式,使得一个假想的接收工具能够以适当材料把这些消息重新体现出来,那就能够使身心所表现的过程延续下去,并且通过稳态过程使这种延续所需的完整性得以保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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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很快就会得到实现的。 为了了解信息传输比单纯的肉体传输更为重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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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信息传输比单纯的肉体传输更为重要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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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建筑师本人及其文件的传送可以非常有效地用消息传送来代替,而这种传送是不把物质粒子从线路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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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的两种类型,即物质运输和单纯的信息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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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本章中指出:物质运输和消息运输之间的区别在任何理论意义上决不是固定不变和不可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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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运输和消息运输之间的区别在任何理论意义上决不是固定不变和不可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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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及其他中海地区的先驱者们都把个体性体现在灵魂这一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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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子是“没有窗户”的,它们在创世之时就被上帝上足了发条,所以它们生生世世都将维持着彼此之间的预定关系。它们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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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的生殖细胞只是可能地(inPosse)包含在它们之中,而非实在地(in esse)包含在它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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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的个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石头性质的个体性,不如说是一种火焰性质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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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的个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石头性质的个体性,不如说是一种火焰性质的个体性;是形式的个体性,而不是带着实体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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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甲地发一个电报到乙地时所能使用的运输类型和我们至少在理论上输送一个生命机体(例如人)时可能使用的运输类型,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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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设想:一个人除靠火车或飞机来旅行外,也许还可以靠电报来旅行。这个想法未必荒谬到绝对不能实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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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的基本观念就是消息的运输,而物质和消息一起运输乃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唯一可以设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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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以所谓正义得以伸张、争端得以避免或至少得以仲裁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各个人行为之间的“耦合”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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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关于正义的概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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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持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根源于西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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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德信条的确就是我们的正义概念的别称。我自己是持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根源于西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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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最大限度自由地去发展体现在他身上的种种可能性;平等就是当甲、乙二人交换地位时,原来对二人公平合理的东西现在仍然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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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义的一般原则外,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可重复的,以便每个公民都能预先确定他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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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契约是明明白白地不公平的,那我们可以假定契约的一方至少是处在有权拒绝订约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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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是公平合理性的失决条件,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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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判例在大多数的法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可以看出为什么它在一切法律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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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似乎把刑罚时而看作对其他可能的犯罪者的恐吓手段,使他们不敢犯罪;时而看作罪人的赎罪仪式;时而看作把罪犯和社会隔离起来的方法,以免罪犯有重复犯罪的危险;又时而看作对个人进行社会改造和道德改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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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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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科学是一项远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巨大得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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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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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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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权角度看,复制权是由我们的版权法来规定的。但是,版权法无法规定别的一些权利,这些权利几乎都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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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词滥调之得以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是信息本性所固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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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依他看来,莎士比亚无非是一堆熟悉的引句。仅当人们对这位作家有了深入的研究,摆脱了当时浅薄的陈词滥调所采用的那个部分之后,我们才能同这位作家重建信息方面的联系(rapport),并且对他的作品作出崭新的评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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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译码工作,其意义更加伟大。这种译码艺术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例子就是把自然界自身的秘密译解出来,而这就是科学家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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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现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而对存在系统作出解释的,但存在系统之被创造出来时丝毫也没有为我们的方便着眼。结果是,世界上最经久的、适于保密的并受复杂信码系统保护的东西就是自然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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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诸如原子反应、原子爆炸这类关于自然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能够公之于众的最最孤立的信息就是宣布它们存在着。但当科学家接触到一个他知道有答案的问题时,他的整个态度就改变过来了。可以说,他已经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于那个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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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由他自己的兴趣范围未确定,而不是预先给他指定一个巡逻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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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轻松的组织即使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但在目前,它们只是少数公正人士的努力结果,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懂得何者对我们有益的人们所强加于我们的计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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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科学研究的方向主要是由个别学者的兴趣和时代的趋尚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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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去发明能够溶解任何固体的万能溶剂,再是想去发明能够容纳任何液体的万能容器。不论这位发明家怎么做去,他都是白费功夫。何况,我已经讲过,任何一种秘密,当它的保护工作和人的诚实性有关时,就不可能比它的保护工作决定于科学发现自身的种种困难更为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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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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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掉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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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艺术方面的或是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本来开头都应受到创造出某种新东西并公之于世的这种伟大愿望的支配的,现在却被追求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或类似的学徒式的手段这类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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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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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我们同样受不了那些正确、雅致但没有血肉或灵魂的数学论文。我们尤其受不了那种绅土架子,因为它不仅给这些内容贫乏而且是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开辟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采取了卑怯的狂妄态度,公开反对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在精力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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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着不需要通讯的通讯,这种通讯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使某人取得通讯传道师的社会声望和知识声望时,那么,消息的质量及其通讯价值就会象秤锤那样笔直地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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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寻找表现它们的新方法这个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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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成到失望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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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机器曾经一度冲击过人类的文化并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机器对人类文化的这次冲击称为工业革命,当时所涉及的机器都是作为人肌的代替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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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中,工匠的先锋队包含着两类人物,一是钟表工,他们用牛顿的新数学设计出钟摆和摆轮,另一是制造光学仪器的工匠,他们造出六分仪和望远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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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用蒸汽机来代替这种奴隶劳动当然应该看作人道主义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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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不单是做着矿井抽水的工作的。他们还要牵引满载货物的船只逆流而上。蒸汽机的第二个伟大胜利就是汽船的发明,特别是内河汽船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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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给人带来了新责任,然而当时又没有法令规章对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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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早使用的一种工具就是附有联动皮带和滑轮的传送轴系统。甚至在我童年这样晚近的时候,工厂的典型面貌还是一个大棚子的模样,有长长的传送轴吊在横梁上,用皮带把滑轮和各台机器联接起来。这类工厂现在还有,虽然在很多场合下它们已经被现代化的企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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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所以工程技术之从机械联结改变为电联结时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电动机所提供的动力分配方式极便于我们去制造供每台机器自用的小型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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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机器都联接到单个动力来源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地点集中的重要理由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势就是回到农舍式的工业(cottageindustry),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把它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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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制度的建立是先于机器制度的建立的,其目的是在个体工人的毫无纪律的家庭工业中建立起纪律,从而使产品保持一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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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功率放大为大功率的最灵巧的通用仪器就是真空管或电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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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耍使用上述部件的那些机器的设计工作已经从熟练的工场工人手里转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人员手里了;后者在这个方面拥有各种有效的理论,用不着象过去那样在机械方面力求花样翻新。过去意义的发明已被某些然律的利用所排挤掉了。自然律及其利用之间的距离已经成百倍地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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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对人类及其未来的影响还有待于估计,虽然有许多观察家坚决主张它和一切旧武器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新武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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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各部分必须使用一种适当的语言来相互交谈,除了在过程的初始阶段和最后阶段外,它们不向任何人讲话,也不听任何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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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要用镐子和铲子去谋生,那他所能做的工作顶多是跟在推土机后面拾掇拾掇地面而已。在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中,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体力外别无他物可卖,那他是卖不出什么值得任何人花钱去买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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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汽车车架进行机械加工时,完全可以在磨光的车架表面上留下几处金属突起作为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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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能够用相当标准化的技术来完成并可以交给一个不懂得其中所含的逻辑关系的统计员去管理的那些过程,都可以交给计算机去做。换句话说,除了最高水平的工作外,机器既能照顾到生产过程,又能照顾到日常的统计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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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既不偏爱体力劳动,也不偏爱文牍式的劳动。因此,新的工业革命所能渗透进去的领域就会非常广泛,包括执行不太用脑筋的一切劳动在内,情况和上次工业革命在人力的各个方面都有被机器排挤掉的现象极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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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在发展自动控制机器的统一体系方面所面临的处境就象我们在1939年发展雷达技术时的处境一样。正是由于“英国战役”这一紧急事变,使得我们有必要大规模地去研究雷达问题,有必要使这个领域的自然发展过程加快起来,从而使它提前几十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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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进行纯粹重复工作的工厂会突然降低劳动力的需要,最后变成完全不需耍。归根到底,这种极其乏味的重复劳动解除以后,也许会带来好处,这是人类文化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必需的闲暇时间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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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进行纯粹重复工作的工厂会突然降低劳动力的需要,最后变成完全不需耍。归根到底,这种极其乏味的重复劳动解除以后,也许会带来好处,这是人类文化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必需的闲暇时间之来源。但是,它也可以在文化领域里产生毫无价值的和有害的结果,就象目前在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中所得到的大部分结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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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清楚,自动机的采用会带来失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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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大型的实业家代表会议,我很高兴地看到,绝大部分的与会者已经意识到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威胁,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营管理上应尽的社会义务,那就是要关心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危险,但是善良愿望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所以我现在不象本书初版的时候那样地感到完全悲观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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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所传送的有用信息可以压缩在如此之小的界限以内,以致它不会超出触觉器官输送能力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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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外界和接受信息的主体之间大体区分出三个语言阶段和两个中介过程。第一阶段是声学符号阶段,从物理上说就是空气振动的阶段;第二阶段又称语音学阶段,就是在内耳与神经系统的有关部分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第三阶段又称语义学阶段,此时声学符号转变为关于意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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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器官,而且是一个其主要用途在于承担和他人建立交往的通讯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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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的讲话过程和听话过程决不是分离开的;而言语的学习自身就取决于每个人都听得到自己在讲话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只是零零碎碎地听到自己所讲的话,靠记忆来填补这中间的空隙,那是不足以取得最好的讲话效果的。仅当讲话是处于连续不断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批判的情况时,它才能取得良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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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聋子的其他感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除视觉外,所有其他感觉都低于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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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聋子的其他感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除视觉外,所有其他感觉都低于听觉,亦即它们在单位时间内所传送的信息是少于听觉所传送的信息的。要使象触觉器官这样比较低级的感官工作起来达到最大的效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把我们通过听觉得来的信息全部发送给它,而只把加工了的部分即适于理解言语的那一部分听觉发送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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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对奕棋机竟然减到兴趣。难道它们不就是设计家借以要向人世显示他们的本领,希望人们对其成就瞠目结舌、减到惊奇万分的一种于人无害的小玩意儿吗,作为一个老实人,我不否认,在我身上至少有着某种得意扬扬、自我陶醉的因素的。但是,你马上可以了解到,这种情绪并非我在这里讲述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再说,这种本领对干不是职业奕棋的读者讲来也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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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最魅人的远景之一,这就是人类事务的理性的管理,特别是那些有关社会利益而且看来具有某种统计规律性的事务的理性的管理,譬如说,社会舆论发展的现象就是具有统计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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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梦想有那么一天,政府管理机器(machinea gouverner)可以补充——不论是行善还是作恶——目前我们的脑子在参预一般政治机构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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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理机器可以把国家定义为在每一特定阶段都能以最优方式取得信息的博奕者,而国家又是一切局部决策的唯一的最高调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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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稳定性问题仍然处在我们的控制能力所能认真梦想的范围之外。这是因为人事过程可以比拟为规则不完全确定的博奕,尤其可以比拟为规则自身为时间函数的博奕。规则的这种变化,既取决于博奕自身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有效细节,又取决于博奕者们每一瞬间面对所得结果的心理反应所构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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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有两个条件可以保证人事问题取得数学意义上的稳定性。这两个条件是:一方面,广大的博奕者是十分愚蠢无知的,他们受到一位精明的博奕者的愚弄,而他甚至还可以计划出麻痹群众意识的方法来;或者,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善意允许某人为了稳定全局起见而把自己的决定提供给一位或为数无多的几位在全局中具有任意特权的博奕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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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来统治人类就预先假定了社会已经处在熵增加的最后阶段,其中几率性可以略而不计,各个个体之间的统计偏差等于零。幸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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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械技术是适应于那群醉心于制订策略的、象机器般的人们的紧急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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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一定要知道安排给人的种种目的是什么,甚至当我们一定得去使用象军人或政治家之类的知识时,我们也得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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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到机器对社会的危险并非来自机器自身,而是来自使用机器的人时,我的确得强调一下S.巴特勒的预见。在《爱理翁》中,他认为,机器只有被人用来作为自己的附属器官时才能征服人类,否则,它就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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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童年时代读过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比较单纯、比较浅显的生活真理,例如,当我们发现瓶中装有妖魔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瓶子扔下;如果渔夫在自己妻子的唆使之下向上天祈求恩赐的次数太多时,那他就要回到原先由之出发的状态的;如果让你满足三个愿望,那你就要对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十分当心。这些单纯浅显的真理是从儿童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生悲剧感,它是希腊人和许多现代欧洲人都具有的观点,但它不知何故却是这个富饶国家所缺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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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是以极端矛盾的情绪来对待大的发现这桩事情的。一方面,他们和我们一样,认为火是给予全人类的巨大恩益。另一方面,把火从天上取到人间乃是对奥林普斯诸神的反抗,而这就不能不因冒犯诸神的特权而受到他们的谴罚。于是,我们看到了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伟大形象——他是科学家的原型,一位英雄,然而却是应该受罚的英雄——被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兀鹰来啄食他的肝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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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谦卑顺从、知足常乐可以得到某种消极的安全外,再也没有任何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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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过,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尽管他可以有很多“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他的“懂得做什么”的知识却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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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先研究过它的活动规律,充分了解到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我们所能接受的原则来贯彻的;另一方面,瓶装妖魔型的机器虽然能够学习,能够在学习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但它无论如何也不会遵照我们的意图去作出我们应该作出的或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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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人被用作基本成员来编织成一个社会时,如果他们不能恰如其分地作为负着责任的人,而只是作为齿轮、杠杆和连杆的话,那即使他们的原料是血是肉,实际上和金属并无什么区别。作为机器的一个元件来利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机器的一个元件。不论我们把我们的决策委托给金属组成的机器抑是血肉组成的机器(机关、大型实验室、军队和股份公司),除非我们问题提得正确,我们决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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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通讯是一种博奕,是讲者和听者联合起来为反对混乱力量而进行的博奕,这个混乱力量就是通讯中常见的种种困难和假想中的企图堵塞通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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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科学方法上的名言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这句名言是:“上帝精明,但无恶意”(DerHerr Gott ist raffiniert,aber boshaftist Er nicht)。 这句名言决非陈词滥调,而是非常深刻的陈述,涉及科学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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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生命的自然界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期望一桩事情,即当我们能够前跨一步时,我们不会因为自然界存心和我们捣乱,有意进行破坏,从而改变了它的策略,使得我们受到它的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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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当我们似乎征服了一种传染病的时候,病菌可以突变,显示某些特性,其发展方向使人看来至少是有意识地想把我们带回原来由之出发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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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这些不驯性无论会使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何等烦恼,幸而都不属于物理学家所考虑的困难之列。自然界是光明正大的,如果物理学家在攀登一座山峰之后,又在自己面前看到另外一座山峰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它不是为了破坏他所做出的成绩而故意树立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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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使每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深深相信:自然界不仅难于被解释,而且它是积极地抗拒人家对它作出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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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那他就必须纯朴,甚至是有意识地纯朴,假定自己是跟诚实的上帝打交道,所以他就得象个诚实的人那样地对世界提出自己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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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纯朴虽然是顺应职业而形成的特点,但不是职业上的缺点。一个人要是采取警局侦探人员的观点去研究科学,那他就得浪费许多时间去破获种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去侦讯那些心甘情愿地对直截了当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嫌疑分子,总而言之,去玩警察与强盗这种流行的游戏,就象现在在官办科学和军事科学的领域里所出现的情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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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被训练得把生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而他未必会象军事宗教组织——十字军或镰刀铁锤军——中的分子那样地死抱着这个看法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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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的信仰的正义性要比他应该维护自己的自由甚至自己职业上的纯朴性更为重要。不管他效忠于什么,只要这种效忠是绝对的,那他就不适于在科学的高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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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之斗争的妖魔,是混乱,而非有目的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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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未曾采取进攻的策略,有意识地去打败科学家,这情况意味着自然界的恶行乃是科学家本身的弱点所致,而非自然界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够和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相抗衡或胜过它们的作恶力量。宇宙中有秩序的原则虽然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但也许和宗教界人士所指的上帝并无多大的不同。依据奥古斯汀主义,世界上黑的东西都是消极的黑,只不过是因为它缺少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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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十字军远征中,在所有的穆斯林的护教战争中和在共产主义为反对资本主义罪恶的一切战争中,都含有一种微妙的、充满感情的摩尼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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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组织对于精神领域中的诚实性并无太高的估价。为了反对一个阴险的玩弄诡计的敌人,使用军事计谋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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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己的见解是奥古斯汀式的;而恶,依他的见解,与其说是一种和善作斗争的值得注意的自发力量,不如说是完满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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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自然界之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在下一刹那可能变得象《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槌球戏那样,在这个游戏里,用活的刺猬当球,球门乃是走向球场的其他地方去的兵士,而游戏的规则则是根据女王时时刻刻随心所欲的命令来制定的。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中,科学家所必须适应的正是象这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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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讲的关于科学需要信仰的这些话,对于纯粹因果支配的世界和几率统治的世界同样都是正确的。任何程度纯客观的和彼此分立的观察都不足以证明几率是一个有效的观念。换句话说,逻辑上的归纳法是不能归纳地建立起来的。归纳逻辑(培根的逻辑)与其说是一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能够据以行动的东西;我们根据这种逻辑所作出的行动就是信仰的最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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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文章作者 种瓜
上次更新 2022-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