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摘自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
只有当预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
但是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科学；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学的伽利略）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
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
据我所知，历史决定论本身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我希望，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
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
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
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
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
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
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伴的发生。
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
在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
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
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物理学运用归纳的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
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
它在性质上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共相问题”。这是最古老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之一。
每个学科都采用所谓的普通名词，例如“能量”“速度”、“碳”、“白”、“演化”、“正义”、“国家”、“人”。这些名词与单独名词或个别概念如“亚历山大大帝”、“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
一方认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称的区别只在于它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事物
这是唯名主义学派的学说
本质主义者否认我们首先是收集一组单个事物，然后把它们叫作“白”；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每一个白色的物体为“白”，乃是因为它和其他白色东西共同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即“白”
普遍对象——例如“白”是超乎个别事物及其集合或组合之上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于是，普通名词适合表示普遍对象，而单独名词则表示个别事物。这些用普通名词来指称的普遍对象（柏拉图称之为“形式”、“理念”）也称为“本质”。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
他们认为语词（W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
方法论唯名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W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
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
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
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的描述。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
我们说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社会学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以解释和预测事件
某些方法（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对物理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
记录给我们以某种“按时间顺序登记事件的记事册”
社会学的观察根据也只能由事件编年史，即政治或社会事件编年史的形式来提供。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这种编年史，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历史”。
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大自然是过程；它运动、变化、发展——
如果你问问一个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将把事故的来历告诉你
因果解释一般是关于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某些事情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解释总是有某些历史因素
分析和分解这许许多多的冲突倾向和力量，并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是历史决定论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任务。
历史决定论者又认为概括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我们不能认为社会生活的齐一性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因为这种齐一性通常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
社会学是要解决预卜未来这个古老问题的；与其说是预卜个人的未来，不如说是预卜集团和人类的未来。
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揭示政治的未来，因而它能够成为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最重要工具。
然而作为“预言”，它们全都类似于气象学的预言，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十分明显。
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
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
历史决定论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它只是预测你的梦想、你的理性所构想的东西都不会按计划实现。只有与历史的主流相适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
历史决定论者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
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和政治奇迹
某些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
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竣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病
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它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
人们也许会表示异议，认为在叙述中悄悄渗上了批评和嘲讽是不公道的
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将要到来的时期要采取的那类行为准则。
究竟科学探索的真正动机是否出于求知的欲望，即出于纯理论的或单纯的好奇心，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科学理解为解决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的工具
科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之一
“允许我们出现各种好奇的怪念头，除了我们力所不及之外，不要让我们的探索热情受到任何约束，这就是不致于成为学究的那种精神追求。能够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些其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
正如哈那克（HayeK）教授所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探求社会现象何以如此的那种超脱的心智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强烈要求改造令人极为不平的世界的结果，除经济学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还没有采取这种看法，它们毫无成果，表明它们的思考何等迫切地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方法问题的有成果的论争总是由研究人员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引起的；
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它的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
反干预主义者或“被动主义者”的观点。这观点认为，假使我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乃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和为什么能动的干预只能使事情更糟。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当然丝毫不赞同这种“被动主义者”的观点，我还认为全面的反干预主义政策是站不住的——即使以纯逻辑的理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的拥护者们不得不为了防止干预而推荐某种政治干预
所有的自然规律都可以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就是说，可以用谚语的方式表述为一句话“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永动机”，热力学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效率为100％的机器”
你不能有一个中央计划社会的同时又保持具有竞争价格主要职能的价格制度
你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
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使反对力量加强到大致与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程度。”（这也可以说是“总有与现实相联系的利益”的技术推论）
这两个例子可以称为“柏拉图的革命规律”（出自《理想国》第八卷）和“艾克顿勋爵的腐败规律”，分别是：你不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因内讧或战败而受致削弱的话。”——“你不能给一个人以控制他人的权力而又不诱使他去滥用权力
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
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
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他们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
他本来要求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如今则代之以要求我们去“改造”人，使人适合于他的新社会。很明显，这就排除了检验这个新社会的成败的可能性。
它们的统治形式，尤其是它们的法律和习惯
柏拉图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所有的变化——或者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衰败
于是，他的乌托邦蓝图就要阻止一切变化。这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静态”
马克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可能（象斯宾塞那样）是一个历史决定论道德学说的信徒。所以，他的乌托邦蓝图是属于发展的或“动态的”蓝图，而不是一个被束缚住的社会。他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在这个理想乌托邦中，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压制：国家已经消亡，每个人按其能力而自由地合作，每个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
绝非偶然的是，提倡乌托邦“计划”的作者，多半都告诉我们，计划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正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计划，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这些作者以历史决定论这种腔调来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智力愚钝，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推翻陈旧的思想习惯，发现理解变化着的世界的新钥匙。”
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
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
这不过是用所谓“历史的力量”和“未来的发展”使乌托邦计划成为不可避免之类的话来恐吓我们罢了。
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
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
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
即使有权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始终如一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会表明，他们绝不可能得知他们的措施的结果是否与他们的良好愿望相符合。
不是去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这是整体主义所要做的）。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避免的苦难（例如贫困和失业），与试图实现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蓝图截然不同
当我们在外国时，我们发现我们对待食物的习惯，我们的礼仪等等，并不是象我们天真地认为那样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我们抱有这些信念
如果历史决定论者的争辩至此为止，那么我只能指责他只在极平常的道理上做文章
牛顿也不必退到宇宙的某个部分，去观察不受引力或其他力的影响的物体运动，以便了解惯性定律的重要性。
一切社会规律性都依赖于人的本性——人是社会的原子
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显然不能十分肯定我们的规律是否真的普遍有效，或它们是否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期（或许仅仅适用于宇宙膨胀时期），或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区域（或许在一个较弱的引力场的区域）尽管我们不能保证它们普遍有效，但我们也不必在我们的自然规律的公式上加上某个条件，说它们的被断定只是适于它们被观察到能够成立的那个时期，或者只限于“宇宙的目前阶段”。
如果我们承认规律本身也是变化的，那么规律就不可能解释变化，这就得认为变化纯属奇迹。这将是科学进步的终结，因为，如果意料不到的观察被提出来，也没有必要修正理论——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个特定假说（ad hoc hypothesis）就可“解释”一切了
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假说，但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忽视所有的假说并非都是规律
尤其不应忽视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而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
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过程是遵照各种因果规律（如力学定律、化学定律、遗传与变异规律、自然选择规律等等）进行的。然而，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
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使我们预见它变成蝴蝶
柏拉图就曾经用这个古老的学说来解释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的衰败和灭亡。马基雅维里、施宾格勒以及近来的汤因比教授的名著《历史研究》都是这样说的。从这种学说的观点看来，历史是重复的
一旦我们相信重复性的生命周期律（这个信念是从类比思辨得来的，也许是从柏拉图继承下来的），我们肯定几乎到处都会发现支持这种观点的历史证据。然而，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似乎有事实证明的形而上学理论之一罢了。
社会运动变化这个概念本身——把社会看作如同实际物体那样，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沿着一定的道路、按着一定的方向运动的这种想法，纯属集体主义的胡思乱想。
尤其是，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象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
断定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
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如果风吹动一颗树，并且牛顿的苹果坠地，那么，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件可以用一些因果律来解释。但是，任何单独一个规律（例如引力定律），甚至任何单独一组规律都不可能描述有因果联系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实际的或具体的连续，除了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解释风压的定律；树枝的摇动；苹果柄受到的张力：苹果因碰撞而摔伤，摔伤后经过化学过程引起的各种情况等等。且不说摆的运动或太阳系的例子，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
在我们能够收集资料之前，我们对某类资料的兴趣必定已经产生了。这就是说，问题总是最先出现的。
对于个别的事物来说，如果指出它的原因，即说明它的出现是……某个规律或几个规律的一个实例，我们就说该事物已被解释，因此，对一次火灾的解释就是证明它之发生是由于有火花落在一堆易燃物中；同样，对于一个规律来说，如果指出该规律本身不过是另一个规律或几个规律的实例，而可以把它演绎出来，我们就说该规律已被解释
密尔对解释的解释（explanation of an explanation），或者更合适他说，对因果解释的解释，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它有时被你为假说的解释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说方法，因为它并不获得可以验证任何科学命题的绝对确实性，这些命题总是保诗试验性假说的性质，尽管它们的试验性质在经受了大量严格检验之后可能不明显。
由于假说具有试验的或暂时的性质，大多数方法论学者把假说视为暂时的，因为它们必然终于被已证实的理论所代替（或者至少为能被证明在某种概率演算意义上具有“高概率”的理论所代替）
我们只要可能就把这些推断与实验结果或其他观察结果相比较。彼此符合就视为对假说的确认，但不是最终证明；显然彼此不符合就视为反驳或证伪。
如果我们缺乏批判的态度，我们总会发现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我们将寻求和找寻证实，我们将忽视和无视可能危及我们心爱的理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看来是支持某个理论的重大证据是太容易了：如果我们采取批判态度的话，这个理论也许本来会被反驳。
我不相信我们曾进行过归纳概括；所谓归纳概括指的是我们从观察开始并从观察结果中推导出理论
我还认为，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是从性质上属于理论的某种东西入手的，例如有某种假说或偏见或某个问题（往往是技术的问题），它们以某种方式指导我们的观察，帮助我们从无数的观察对象中选择出感兴趣的对象
“你最初是怎样发现你的理论的呢？”这个问题，只涉及纯属私人的事情，它不同于另一个问题：“你是怎样检验你的理论的呢？”只有后一个问题在科学上是重要的；
我相信所有这些不但对于自然科学而且对于社会科学都是对的。我们只有在想到要观察的对象之后才能去观察这些对象。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中甚至较之在自然科学中更为显著。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多半都是抽象的对象；它们是理论的结构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事实上是运用假说或理论，以致我们错误地把理论模式看作具体事物。
我们确实利用对自己的认识来形成关于别人或一切人的假说。但是这些假说必须加以检验，必须用筛选的方法加以处理。（直觉可避免一些人去想象竟有人不喜欢巧克力。）
对于具体的物质世界也完全可以这样说。通常只有采用人工实验隔离，我们才能预测物理事件
在这里不妨简单地对复杂性问题（见前面第4节）再说几句话。毫无疑问，对任何具体社会情况的分析都由于其复杂性而极为困难
另一个来源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或者必须回归为这些状态）。然而，这种想法是不妥的；其不妥之处较之如下的不可能要求尤甚，即要求描述具体的化学反应，也要包括原子状态和一切更小的基本粒子的状态
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因为，社会情况多半（若不是全部的话）有着理性的因素，固然，人类并非总是很理性地行事（这就是说，如果人们很好地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知识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理性地行事），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多少是理性的，这使我们能够把人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并把这些模式作为近似值来使用。
我所说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模式，这模式以一切有关的个人都完全合乎理性（或者都拥有完备的知识）作为假定并以模式行为用作零座标以估计人们的实际行为与模式行为的偏离。这个方法的例子是把实际行为（例如在传统偏见影响下的行为等）和基于“纯逻辑选择”所预期的行为相比较，就象经济学方程式所描述的那样
理学则可以作为各门社会科学中的一门，而不能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结束这一节时，我必须说一下在某些理论自然科学和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我所认为的其他重要区别。我认为这是在于应用数量方法的特殊困难，尤其是计量方法（methods of measurenlent）。在这些困难中，有
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
人们通常认为，对一事物的因果解释就是说明它为何和何以发生，即说明它的“来历”
这个例子也许会提醒我们，在历史决定论中有着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对把政治历史仅仅说成是伟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那种天真写法。历史决定论者正确地感到，比这种方法更好的方法是可能的。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军队“精神”的想法那么诱人
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按着因果链条追溯到远古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着手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各种各样的无数部分原因；这就是说，原始条件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我们不感兴趣的。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观点，他就不可能对他的观点采取批判态度并认识其限度。
摆脱这个困境的途径显然就是要认识到，采取某个观点是必然的；坦率他说出这个观点，并且永远认识到，这是许多观点中之一，即使它相当于一个理论，它也不能是可检验的。
试图把他们的进步规律回归为他们所说的“人性的进步”，而人性进步的第一个“推动力……就是希望增进物质上的舒适”
最流行的所谓历史理论的说法之一，不就是把各个帝国的衰亡解释为懒惰和贪食等性格吗？
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倾向来解释的事件是极少的。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么也解释不了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实验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和其他讨论手段。制止科学讨论会，压制各个大学和其他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这些确实可以加以压制的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Sociol institutions）。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写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印刷和出版组织以及科学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构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会建构。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
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民主。
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而天真的看法则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
因为怀疑的看法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根据这个看法，在自然科学中缺乏客观性的情况是微不足道的，
自然科学课题的枯燥和超脱并不妨碍偏见和自私对科学家的信念的影响，如果我们真的信赖科学家的超脱精神，那么，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就成为不可能
它不知道科学的主观交流性（inter subjectivity）以及传播和讨论新观念的科学机构正是科学客观性的保证。所有这些也使科学家个人的思想受到某种限制。
“建构好比堡垒，它们不但要设计得好，并且要恰当配备人员。”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正直的人一定对科学研究感兴趣。我们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富于想象力并热衷于提出新假说的人。归根结底，在这些事情上往往在于纯粹的偶然
真理不是明显的
心理学不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恰恰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对人性的研究就以对这些建构的理解为前提；
我们不把社会学问题回归为人性心理学这个貌似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确实终归不能由社会建构完全控制的因素（这是斯宾诺莎最早发现的）；因为每当企图完全控制它就必然导致专制；这意味着人的因素是万能的——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妄想是万能的。
因为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都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也就是有赖于自由。如果理性的成长要继续下去，人的理性能够幸存，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的意见、意念和目的就不得加以干预（除了在政治自由受到危害的极端情况下）。甚至对共同目的的激动人心的呼吁，不论如何美好，也是呼吁人们放弃一切有分歧的道德观念以及放弃不同道德观念所引起的相互批评和争论。这是放弃理性思维的呼吁。
要求对人性加以“科学的”控制的进化论者，没有认识到这个要求如何是自杀性的。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
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
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
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导致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
历史决定论的每一种说法都显示出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未来的感觉
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似乎不知道他们学说如此古老。他们相信（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崇拜难道允许他们不相信吗？）他们牌号的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的最新和最大胆的成就，这个成就如此惊人地新颖，以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它。
这就说明他们何以带着宗教热情来宣称这种老掉牙的哲学是最时髦因而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如此不能合理地对待批评，要别人如此听从他们的教导，难道不是由于害怕变化吗？的确，历史决定论者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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