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社会 - 夜行人

—摘自马文·明斯基《心智社会》—

就套用概念而言，本书同样也是一个社会，由许多小理念形成的社会。每一个小理念都仅仅是常识而已，但足够多的常识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来解释最奇特的思维神话。
这有可能是我的错，我没能找到一种顺序整齐的原则作为理论基础。但我更愿意把这件事归咎于思维的本质：它的能力似乎就是源于那些智能体之间复杂的交错关联。
当事物很难描述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会草拟出最粗略的轮廓，以此作为其余内容的支架，就算最后发现其中有些形式是错的，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为这些骨架描绘细节使其更为丰满。最后，在最终的填充阶段丢弃那些不再适用的部分。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看起来非常困难的谜题时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拼凑破碎的瓷罐还是组装大型机器的齿轮都是如此。在看到剩余的内容之前，你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部件。
一个好的思维理论必须涵盖至少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方式：第一种比较缓慢，用来描述我们脑部发展所经历的十几亿年；第二种比较快，用来描述我们婴幼儿时期飞速生长的那段时间；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用来描述历史中我们的理念不断发展的那些世纪。
除非我们能用本身没有思想或感觉的事物来解释思维，否则只能是在原地兜圈子。
互动（interaction）：它们之间如何交流？
继承（heredity）：我们生来就拥有同样的智能体吗？学习（learning）：我们如何产生新的智能体以及如何改变旧的智能体？
学习（learning）：我们如何产生新的智能体以及如何改变旧的智能体？
权威（authority）：当智能体之间出现分歧怎么办？
意图（intention）：这样的网络如何产生需求和欲望？
自我（selfness）：是什么让它们团结在一起或者产生人格？
物质之间只有形态、数量、密度、运动形式以及运动方向的差异
像“脑”这样一种实体物质是怎样产生“思想”这种幽灵般的事物的呢？
几个世纪以前，“生命”也是这样一种看起来无从解释的事物，因为生物看起来也和其他事物完全不同。
人们很快还发现，植物不产生任何物质，而是从空气中提取它们所需的大部分原料，神秘跳动的心脏原来也不过是由肌细胞的网络组成的机械泵。不过直到20世纪，约翰·冯·诺依曼才从理论上解释了细胞机器为什么可以繁殖
本书将会展示我们称为“思维智能体”的小机器，也许就是那些理论一直需要但尚未找到的“粒子”
你知道你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是由你完成的，但“你”是什么？在你的思维中，有哪些更小的实体会相互合作来完成你的工作
可以先试着研究这件事：拿起一只茶杯！负责抓握的智能体想要拿住茶杯。负责平衡的智能体想要防止茶水洒出来。负责口渴的智能体想让你去喝茶。负责移动的智能体把茶杯递到你嘴边
要确保你手中的茶杯保持平衡，会产生多少道程序呢？光是调整手腕、手掌和手指就至少有100道程序。还有其他上千组肌肉系统要工作起来，管理所有运动中的骨骼和关节，好让你的身体能四处行走。而想让所有动作都保持平衡，上述的每道程序都要和其他程序进行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尽力模仿伽利略和牛顿，他们通过研究最简单的钟摆和砝码、镜面和棱镜就了解了那么多内容
就像当今许多的生物学家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细菌和病毒上，而不是放在宏观的狮子和老虎身上一样，我们
对于我和整整一代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工作中所借助的儿童积木就是智能研究中的棱镜和钟摆。
在科学领域，人们可以从看似最简单的事物中了解到最复杂的知识。
为什么要把事情分解成这种小块呢？因为思维和高塔一样，就是这种构造，只不过高塔由积木组成，而思维由小程序组成。
当你还是很小的孩子时，第一次看到积木的你可能会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这些积木能干些什么。
在你关注更宏伟的事业之前，能够搭建一座高塔或是一栋房子，也曾经让你觉得新奇而有趣
婴儿健忘症，也就是忘记小时候的这些事，让我们以为所有这些厉害的技能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思维里，
这种理论最后就会像埃德加·爱伦·坡所揭露的19世纪的“下棋机器”一样，原来里面藏了个小矮人。
每当我们发现某个智能体要做的事情比较复杂时，就会用处理更简单任务的下级智能体取代它
当我们把事情不断分解到最小的步骤时，每一部分乍看之下都像尘埃一样干枯无聊，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人们不会总是停留在这种微观的视角上。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一直想着这些细节，很有可能会撞车，因为你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确定到底要转向哪一边
知道原理和知道原因可不是一回事。
我们会不断在智能体和智能组之间转换，因为根据不同的目的，要采用不同的视角并运用不同的描述方式。
只知道每个人单独能做什么，并不能预测一个人类社群可以做些什么；你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谁和谁对话。
仅仅知道数十亿脑细胞各自单独的运作方式，我们也无法理解整个大脑作为一个团体如何运作。
思维的定律”不仅取决于脑细胞的属性，还要依靠脑细胞之间的联结方式。但这些联结并非通过“一般”的基础物理定律建立，而是通过我们所继承的基因中数百万零散的信息构成。诚
但我怀疑这类术语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对无知的一种美化。
一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位置，我们认为这件事“显而易见”，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记不得自己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学会这件事。
但是如果命名让我们以为名字本身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那可就有害了。
盒子的秘密仅在于各个板子的排列方式阻止了所有方向上老鼠的行动。
通常都是其他系统开始失灵的时候，我们才会调用一些特殊的智能组，也就是与“意识”相关的智能组。相应地，我们对运行不佳的简单程序会更有意识，对于没有瑕疵的复杂程序反而意识不多
如果某个火星人十亿年前到访，看到一些由细胞组成的团块，这些团块甚至连爬行都还不会，而火星人根据这些判断地球生物未来的命运，你觉得合理吗？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现在看到的情况就猜出机器在未来到底能完成什么任务。
为了解决争端，国家发展出了司法体系，公司建立了政策，个体之间则会争论、战斗或者妥协——又或者寻求外部调停者的帮助。
无论何时，只要有几个智能体竞争相同的资源，它们就有可能陷入冲突。
只要玩积木进行得不错，“玩耍”就能维持它的优势，继续占有控制权
因为我们那些小小的思维智能体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它们与人类的主管和工人其实不太能相提并论
层级社会就像一棵树，每根树枝上的智能体都只对这根树枝上一级分枝的智能体负责。
破坏行为也是在为建设性目标服务，它减少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脚也许让外部变得乱糟糟，却在内部整理了孩子的思维。
疼痛和愉悦带来的简化
当你感到疼痛的时候，很难对其他事感兴趣，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不会比找到一种办法让你减轻痛苦更重要。这就是疼痛如此强大的原因：它让你很难去思考其他的事情。疼痛简化了你的视角。
当某件事让你感到愉悦的时候，同样也很难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让这种愉悦持续下去更重要。这就是愉悦的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它也简化了你的视角。
太大的痛苦会限制我们自身的复杂性，从而削弱我们的能力。愉悦的作用也是如此。
我们把疼痛和愉悦看作两个对立面，因为愉悦会拉近我们与其对象的距离，而疼痛则会驱使我们排斥其对象。但我们也认为它们二者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会转移我们的兴趣点，让竞争中的目标看上去微不足道。
有时两个看上去对立的事物其实只不过是一台天平的两端而已，又或者说其中的一个就是另一个的缺失而已——就像声音与安静、光明与黑暗、感兴趣与漠不关心一样。
要表现出对立，两个事物必须服务于相关的目标，
我们假装自己是谁，我们就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决定自己假装是谁。
我们都相信人类思维中包含一些特殊的实体，我们称之为自我，但关于自我是什么却莫衷一是。
给我们不了解的事物强加定义，通常都是弊大于利
也只有在逻辑学和数学里，定义才能完美地捕捉概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处理的问题通常都太复杂，无法用整齐、简洁的语言来概括
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该错把定义一件事当作了解一件事。就算没有定义，你也可以知道老虎是什么。
我们关于“自我”的理念中，包含着我们是什么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包括我们能做什么和我们可能倾向于做什么。
无论哪个观点，我们都不是太满意。我们都有过感觉不统一、动机冲突、强迫感、内部张力、意见不合的体验。我们的头脑中在不断进行谈判，但很少听说有人的思维被看似来自别处的强迫感和命令所束缚。而我们感觉最合理统一的时候，在其他人看来却可能是我们最混乱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不存在什么人让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甚至没有人让我们去想我们想要的事，我们只是建立了我们存在于自己内部这一神话。
它带有一种反自尊的感觉：任何人的成就都无关紧要。
如果灵魂可以存活无限的时间却不用这些时间来学习，那么用所有的变化来换不变，这看上去不像一次公平的交易
为什么要把“自我”的价值固定在这样一种极为刻板的形式中呢？一幅伟大的绘画作品，其艺术性并非存在于某个单一的理念中，也不存在于排列色块的多重技巧里，而是存在于作品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伟大的关系网络中。与此类似，那些构成我们思维的智能体在还没有经验的时候，其本身是没有价值和目标的，就像绘画时散乱的涂鸦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让它们成为什么样子。
但思维正相反。我们都是从胚胎开始生长，之后慢慢形成了奇妙的自我。人类自我的价值并非来自某种小而珍贵的核心，而是来自其庞大而构造精良的外壳。
关于精神、灵魂、本质，那些古老而尖锐的信念是怎样的呢？它们全都暗示着在改进自我方面，我们都很无助。要在这样的思想下发掘我们的优点，就好像刮掉画师的作品而在画布中发掘艺术一样找错了目标。
要理解某个事物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知道它要实现什么目的。
“自我”的功能之一是防止我们变化太快。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长期的计划，以便在单一目的性与同时尝试做许多事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但简单地指导一个智能组执行计划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想一些办法来限制自己日后可能做出的改变——防止我们又把这些做计划的智能体关掉！
它们的作用其实是把理想自我的本质隐藏起来，而理想自我是我们锻造出的锁链，用来防止我们破坏掉自己所做的所有计划。
实际上，那些可以简单开关饥饿和疼痛的物种确实很快就会灭绝。抑制和平衡反而必须存在
如果只是简单地决定生气，你并不一定会生气，但你可以想象那些让自己生气的事物或场景。
要想成功，你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心理激励方式能真正对自己起效。这表示你，或者不如说你的智能体们，必须了解彼此的性格倾向。
为什么到了最后，能发挥作用的自我激励措施那么少呢？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直接控制太危险。如果自我控制特别简单，我们最后根本什么事也完成不了。
或者“坚持一下”。这种自我命令的方法一开始是有效的，但最后它们通常都会失败，就像思维中的发动机燃料耗尽一样。另一种自我控制的方法与身体活动有关
另一种具有刺激作用的活动就是去一个比较刺激的地方。我们经常会采取行动直接改变脑中的化学物质。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有些特定的问题是不重要的。宇宙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宇宙是永恒的吗？宇宙是否有界限？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如果一个人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去求悟，那么他到死也无法找到觉悟之法。
我们曾经用“理想”来指代我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事务中应有的行为方式，
我们发现与自己相比，儿童会更“像”他人，他们会吸收父母、家人还有同辈，甚至是神话故事中英雄和反派的价值观。
没有持久的理想自我，我们的生活会缺乏一致性。作为个体，我们永远不能信任自己会执行我们的个人计划。而作为一个社交团体，没有人能够信任他人
无论任何事，只要反思的时间足够长，最后都很有可能提出一些我们称为“基础”的问题，
每种文化都找到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一种方法是把这些问题定为耻辱和禁忌的问题，
我们待在世上就是为了帮助他人。我只是想不出来其他人待在世上是为了什么。”
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发展出了法律、宗教和哲学体系
这幅图把我们的感觉机制描述为向脑部传输信息，这些信息在脑中被投射到某种内部的心理电影屏幕上。然后，在那个幽灵般的电影院中，一个潜伏的“自我”观察着屏幕，考虑要做什么。最后
我们常常会包容这种奇怪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事是由“某个其他人”
无论出于对什么的热情——知识、名誉或钱财，没有人会与邻居交换自我。
个人隐私（personal privacy）：当玛丽告诉杰克一些事情的时候，她必须记住告诉的“对象”是谁，而且她也不能假定其他人知道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个体的概念，我们就不会有责任感
许多钢琴家对音符的把控都比我好，但音符间的停顿——啊，那才是艺术之所在！
无法用语言形容”听上去像一个无法完成作文的愧疚的孩子说的话。
如果人们在做选择时都以前人为根据的话，会节约很多思维的工作量。
弗雷德金悖论（fredkin’s paradox）：两个选项的吸引力越相似，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难度越大——尽管在同样程度上，这个选择本身并不是太重要。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放弃推理，求助于风尚原则呢？只有在我们确定继续思考下去只是在浪费时间的时候
我们有时因为“就是喜欢”某种艺术而产生一丝愧疚感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也许是思维在提醒我们，不要这么草率地放弃思考。
人们是在一般情况下都倾向于干净整齐，还是只希望某些事物整洁，而其他事物可以乱糟糟的？我们的人格为什么会展示出这种一致性？几句简短的话语怎么能描述一个由上百万智能组组成的系统呢？
没有信任就很难维持友谊，所以我们会尽力表现得与朋友的预期一致。
所谓的性格特征只是那些我们能感知到的规范。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自我，因为还有许多的程序和原则我们都没有直接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但它们确实在幕后发挥着作用。
就意识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要把事物的外表与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区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想现在的你对未来的你是多么慷慨大方啊！今天，你会在银行存一些钱，为的是在以后某个时间你可以把钱取出来。
我们能意识到的思维很少能告诉我们它们是怎么来的。
想想一个司机引导着汽车产生巨大的动力，却不知道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或者方向盘是怎么引导车子向左右转弯的。再看看我们自己，其实也正以同样的方式驱动着身体。
当你通过踩油门来使汽车加速的时候，这并不是真正的运行原理，它只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让发动机推动汽车
尽管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们学会了通过向那些伟大的机器发送信号来达到目的，就像古时的魔法师用仪式来施法一样。
我们是如何理解事物的？我认为，通常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类比来完成的。也就是把每个新的东西都看作我们已知的某个旧东西。
使用信号、符号、单词和名称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它们让我们的思维可以把陌生的事物转换成司空见惯的事物。
为什么我们对事物的理解通常不是“它是什么”，而常常是“它是做什么用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进化到现在，并没有变成一种科学或哲学工具，而是要去解决填饱肚子、保证安全、繁衍后代等实际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知识本身是好东西，但知识只有在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才算有用。
但无论什么样的内存设备都会被那些想要探索其运行原理的自我实验搞糊涂，因为这些实验一定会更改它们正在检测的记录！
最能安静工作的是最好的下属。
实验记录就是“被冻结的现象”，这些记录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建构理论。
我们唯一能采用的方法就是科学家面对大到或小到看不到的事物时所采用的方法：根据证据构建理论。做一个猜想；通过精致的实验来检验这个猜想
“面孔”智能组也可能发信息给“地点”智能组，它可能会想起以前和杰克见面的某个地点。
对任何智能体P来说，都不太可能确切知道另一个智能体Q在完全一样的时间里正在做些什么。
人们的思维大多都没有停留在当下：回忆和期望几乎占据了我们的所有时刻。我们的激情来自欢乐与悲伤，爱与恨，希望与恐惧；就算是爱与恨也尊重过去，因为原因一定发生在结果之前。
实际上，关于我们拥有自我意识，也就是我们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可以知道自己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其实证据非常薄弱。
我们所谓的思维只不过是一堆不同的感觉通过特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然后，尽管并不正确，却将其简化并赋予了一个完美的身份。
如果人们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取决于他知道的另一个事物，这不就像在空中建造阁楼一样吗？如果没有东西和坚实的地面连接在一起，是什么支撑它们不掉下来的呢？
就算在数学领域中，一些表面上简单的法则也可能引导出远超过我们理解能力的复杂情形。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完全理解加法和乘法的规则，但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们也会遭遇一些几个世纪都未曾被解答出的质数问题。
在物理领域中，我们把书和衣服放在自制的架子上和柜子里，于是划出了人为的界限，防止它们之间有太多的相互作用。
如果某个理念可以解释的事似乎太多的话，我们就要怀疑这一点。
有时心理压力会暂时压制住怀疑或探索的能力，人们只记得尚未解答的问题，却忘了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只要把问题删掉就能获得确信感
但是热诚地欢迎悖论就像往悬崖边倾斜一样，你可以了解到下坠是一种什么感觉，但可能也无法再下坠一次了。一旦矛盾有了安居之所，思维很少能抵挡有些口号的那种摧毁感官的力量，比如“一切即一”。
人们至少要有某种初期的理论或假说，才有可能利用数据
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代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负责语言的智能组无法解释我们骑车时如何保持平衡，也无法区分照片和真实的事物
看看我们多倾向于去做冒险改变自我的实验，多么难以自拔地被毒品、冥想、音乐甚至谈话所吸引——这些都是强大的成瘾事物，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格。
为什么就算一件事在开始时很有意思，但如果不断重复，我们还是会感到无聊？这似乎是我们愉悦系统的属性之一：如果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它们就倾向于感到厌腻。每台学习机器都必须有这样的保护机制，否则它们可能会陷入无尽的重复之中
意识一般都是在我们的系统运行出故障时才会参与其中。
然而，当你的B-脑让你开始询问“我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变目标或者改变描述当前情境的方式。
对困惑的意识体验和疼痛相似，可能因为二者都会驱使我们寻找逃离困境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困惑直接对抗思维的故障状态，疼痛反映的是外部的干扰。不论
智能这个概念就像魔术师变的戏法一样。就像“非洲尚未被探索的区域”这个概念一样，一旦我们发现它，它就消失了。
想一个孩子只是要建造一个积木房子就需要知道多少东西——这个过程涉及关于形状和颜色、空间和时间、支持与平衡的知识，还需要记录自己在做什么的能力。
要想成为“专家”，人们需要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只与相对很少的不同事物有关。与此相反，一个普通人的“常识”却包含了更多关于不同类型（types）事物的知识，这需要更复杂的管理系统。
已经学会在某个特定领域中处理一些案例的律师、医生、建筑师或作家会觉得获取更多具有类似特征的知识相对容易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所做的事似乎更加非比寻常，因为他们的许多行动都是以自己的创造和发现为基础的。
许多人认为机器只会做它们的程序中设定的事，因此不会具有创造性和原创力
事实上，开发一款程序让计算机去做一些任何程序员都无法预知的不同的事，容易的程度会让人感到惊讶。
猜谜原则（puzzle principle）：我们可以为一台计算机设定程序，让它通过试错来解决任何问题，而我们不需要提前知道解决办法。
想知道如何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所知的最有力的方式就是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拆分成若干个简单一些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分别解决
在所谓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领域，许多研究关注的都是找到一些方法可以把一个问题拆分成若干个子问题，然后如果有必要，再把这些子问题拆分成更小的问题。
只有得到奖励我们才会学习，这是一个古老而盛行的理念。一些心理学家声称，人类的学习完全是以奖励的“强化”为基础的：
：要解决任何一个难题，我们都必须利用各种类型的记忆。在每个时刻，我们都要记录刚刚做了什么，否则可能会把同样的步骤重复一遍又一遍。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维持自己的目标，否则最终可能做的是无用功。最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我们需要提取如何完成这件事的记录，当未来出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拿出来用。
如果智能体A的工作是唤醒智能体B，那么让A唤醒B更容易或者让A唤醒其他智能体更困难，
它由40个智能体组成，每个智能体都通过一个“奖励系统”和若干个其他智能体相连，数量随机。这个奖励系统会在每次完成任务时激活，它可以让每个智能体以后更有可能去唤醒它们的接收对象。
它必须拥有一些次级智能体，想要的情境和实际的情境之间出现的各种差异都可以唤醒这些智能体。
一个目标的概念用得着牵扯到智能体、情境、描述、差异这么复杂的四向关系吗？不久我们将会看到，这实际上比看上去简单一些，因为许多智能体已经开始关注差异了。
观看一个球在斜坡上向下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看上去就像是在尽力避开挡在它路径上的障碍。如果我们不知道重力，可能会不禁认为那个球有一个目标，就是向下移动。但我们知道它并没有“试图”做任何事，认为它有意图这件事只存在于观察者的思维里。
当我们用“建设者”做实验的时候，也觉得它好像有一个目标
有目标的要素之一就是坚持性。
目标这个概念使得在某些方面描述人类和机器可以做什么变得更容易，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用活动的目标进行简单的描述，而不必使用那些关于机器的晦涩和笨拙的描述。
差异发动机的说法是目前为止关于目标、目的或者意图最有用的概念。
那么计算机是无法创造出这类事物的，因为机器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可以解释的
成熟。我不太相信普通的思想和“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现在如果问我哪种思想看上去更神秘，我不得不说是普通人的思想。
也许我们一直坚持着对创造性的迷信，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知识不足看上去更值得原谅而已。因为如果我们
他们通常都有足够的自信心，经得住同辈的嘲笑，但其实我们管这个叫固执。
就我们所谓的“智能”而言，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有条理地讲话就已经具备了那些超级英雄较好的那部分品质了
我怀疑天才还需要有另一样东西：为了积累过人的品质，人们通常需要有效的学习方式。光学得多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管理他们所学的内容。那些大师，在他们的表面优势之下，还有一些特殊的“高阶”技巧，这些诀窍帮助他们组织和应用所学到的知识。正是这些隐藏着的思维管理窍门产生了那些创造出天才作品的系统。
所有这些重要差异可能都起始于早期的一些事件。
但如果第二个孩子一直在坚持寻找更好的学习方式，那么成长可能正悄悄地发生着，更好的学习方式可能会找到更好地学会学习的方式。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令人惊诧的质变，这种变化似乎没有什么原因，而且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些空洞的名字，比如天资、禀赋或者天性。
也许我们所谓的天才之所以数量不多，是因为进化过程并不在乎个体的感受。
我们谈论记忆的时候，常常好像我们所知的东西都储存在思维的一些盒子里，就像我们放在家里橱柜里的东西一样
知识是如何表述的？如何储存？如何提取？自己如何使用
它提出我们把学到的东西放在离首先学会它的智能体最近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就变得容易提取和使用
之后当你激活K线的时候，与它相联结的智能体就会被唤醒，让你进入一种与之前解决问题或者获得那个好主意时非常相似的“思维状态”。这就让你在解决新的、相似的问题时相对容易一些。
“你想要维修一辆自行车。在你开始之前，先将红色油漆抹在手上。这样你所用过的所有工具上面都会有红色的记号。当你修好之后，只要记住红色标记表示‘有助于修车’，下次你再修自行车的时候就可以节约时间，只要提前把所有涂了红色标记的工具拿出来就可以了
某个特定的思维状态包含的信息数量和种类也许都太多，用少量的词汇根本无法表达，但怎么看都不算很复杂。
为了让一个词语对其他人产生可以预测的效果，我们对于词汇的应用必须遵循严格、公开的准则，而每个个体私人的内部信号不需要受到这种限制。
如果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唤醒100个其他智能体，那么只需要3~4步，其中单独一个智能体的活动就可以影响其他上百万的智能体。
现在为了解释清楚，我们必须像科学家那样简化当前的情形。我们要假定在智能体社会中，每个智能体在每个时刻不是“静止状态”就是“活动状态”。为什么一个智能体不能是半醒状态，只能是“开”或“关”呢？其实它们可以处于部分唤醒状态，但由于一些技术原因，这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不会产生什么本质差异。
如果冲突不能很快解决，无法妥协原则就会把两组都淘汰，留给你一种说不清形状的感觉。
理解永远不会终止，关于杰克的这项活动，我们能想象到的东西多得出奇。
你的记忆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唤醒了这么多东西呢？而且你的思维又怎么会知道不要唤起太多内容，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呢？
如果给你呈现太细节的东西，你就很难认出一个事物。
为了思考，事物和目标，也就是结构和功能之间需要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能把每件事的细节与我们的计划和意图联系起来，思考到底有什么用呢？
只要一听到一个词的名词形式，我们的智能体就会努力展示出这个词的动词行为。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仍然主要是等级结构的，这就是我们知识的增长方式。
哪一种分类是正确的呢？愚蠢的问题！
但等级结构最终总是会变得缠结无序，因为每种分类方式总有一些例外和交互作用。我们在尝试一项新任务时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某个事物，就应该产生怀疑了，因为那可能表示某些智能组正强制压抑着其他可能性。
你越确定自己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你其他的雄心壮志就越是完全被压制。
这种审查员不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只会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
学习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思维的某些部分通过记住起作用的方法来从成功中学习。还有一些部分主要是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它们会记住那些各种方法都不起作用的环境。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简单而普遍的规则、没有例外的世界里，就像代数、几何和逻辑这种可爱的数学世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应对例外和审查
不要依恋你喜欢的事物，不要一直厌恶你不喜欢的事物。悲伤、恐惧和束缚都来自人们的喜恶。
探险家们为什么明知自己的目标一旦到达目的地就烟消云散，还是愿意忍受苦与痛？
动机并不止于即时的奖励。当我们成功完成了某件事，思维的内部会发生许多事。
人们在获得任何真正的新技能的早期阶段，都必须至少采用一部分反愉悦的态度：“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是最先意识到观察儿童可能是一种理解心智社会如何发展的方法的人之一。
年长的儿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认为会保持不变的事物上，而年幼的儿童更关注发生改变的事物。
无论我们学会了什么，关于如何使用所学的东西，都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内容。
在日常的比较中，没有其他智能体像“高”这么好用。
对于反义词的反义词，孩子们觉得这太傻了，不需要讨论。
如果不同种类的知识之间不一致，人们该怎么办呢？有时
这种对年长和年幼儿童之间差异的解释首先由西蒙·派珀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那
仅仅通过积累知识，思维不会真的有太大发展。一定还需要发展更好的方法来使用已经拥有的知识。这个原则值得拥有一个名称。
派珀特原则（Papert’s Principle）：思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些步骤不仅仅需要获得新的知识，还需要获得新的管理方式来运用已有的知识。
高”和“细”之间的特征更相似，在管理等级中把它们组合得更近一些比较合理。
想想“更”有多少意思啊！似乎对于每一类事物，我们都用它表达不同的意思。
但是这些堆成山的官僚机构是值得付出成本的。每个更高水平的智能体都体现了一种“更高阶”的知识，可以通过告诉我们何时以及如何利用所知的事情帮助我们整理自我。没有多层次的管理，我们无法在低水平的智能组中运用这些知识，它们只会互相妨碍。
这些发现与传统的假设相矛盾，那些假设认为儿童和成人是一样的，只不过更无知而已
皮亚杰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之前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就好像从来没有人仔细地观察过小孩子一样，这是多么奇怪啊！不过科学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们的思想家们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发现像牛顿的运动定律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这么简单的理念呢？
家长：难道不会是年幼的儿童使用词汇表达的意思和成年人不一样吗？也许他们只是把“哪个更多”理解成“哪个更高”或“哪个更长”而已。
人们进行过小心的实验证明这不可能完全是词汇的问题。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就给出选项，但年幼的儿童仍然会选择更高、更细的罐子所装的橙汁，或者选择被分散开的糖球。
但实际上，魔术师们发现把东西变没并不会让年幼的儿童觉得有意思，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太常遇见无法解释的事吧
生命短暂，不能浪费时间做这么多烂实验！
如果那些年幼的儿童要花这么长时间获得像质量守恒这样的概念，我们不能早点儿教给他们这些事，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吗？这种课程似乎就是效果不太好。给予足够的解释和鼓励，再加上足够的演练，我们能让儿童看上去明白了。但就算这样，在真实的情形中，他们还是不太常使用已经“学会的”东西
他们仍然不太会使用我们展示给他们的内容，只有等到他们发展出自己内部的指路牌才行。
声称“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开发的教育项目常常从这一刻到下一刻都很成功，但由此建立的结构却非常脆弱和特殊，儿童只能在几乎与他们所学习的场景完全一样的情境中才能运用这些技能。
要设计一个知道这里有红色东西存在的机器很容易：首先要有一些传感器可以对不同颜色的光做出反应，然后要把对红色最敏感的传感器与中央“
脑是被限制在颅骨之中的，那是一个安静、黑暗、静止的地方，它怎么会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呢？脑的表面本身是没有一点触觉的，它没有可以感觉外部的皮肤，它只是与皮肤联结在一起。脑也看不见，因为它没有眼睛，它只是和眼睛联结在一起。外部世界通往脑部的唯一路径就是那些和来自眼、耳、皮肤一样的神经束。这些信号是如何通过那些神经产生“身处”外部世界的感觉呢？答案就是感觉是一种复杂的错觉。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直接接触外部世界。与此相反，我们处理的是建立在头脑内部的外部世界的模型。
人们对于“单独的感觉”本身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做对比的话，我们常常能说出多得多的内容。
用数学如何对待一个“完美的点”来做类比。我们不应该谈论它的形状，它就是没有形状！但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东西是有形状的，因此忍不住认为这些点是圆形的，就像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圆点”。
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可怕的事实，也就是一个点什么都不是，它们只存在于和其他点的关系之中，那时我们就可以问，就像爱因斯坦问过的那样，时间和空间是否只是许多接近组合在一起而已。
有了足够多这样的信息，一个设计合理的智能组就可以组合一张地图，表述出皮肤上哪些点比较接近。
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外部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看法一致呢？”为什么不同的人没有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空间呢？
你的牙不会疼（它只会发送信号），只有在你的高水平智能组解释了那些信号之后你才会感觉疼。除了
很久以前，像弗洛伊德和皮亚杰这样的心理学家就观察到儿童似乎会重新概述天文学的历史：他们首先会想象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之后才会开始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静止的宇宙中移动，
最终的结果已经这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让头脑经历这样沉闷的学习过程呢？为什么不直接把答案写在基因里就好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学习是一种更经济的方式。要迫使每个神经细胞都精准地做出正确的联结，需要储存大量的遗传信息，而建造一个学习机器来整理那些限定不太严格的设计所产生的不规则，需要的信息量就少得多。
左脑是理性，右脑是情感。这么多人抓着这种伪科学不放并不奇怪：
人们只有在感兴趣或者关心某件事时才会学得更好。
什么样的描述对我们来说最有用呢？这取决于我们的目的。
在思维的不同地方之间架设桥梁，这是不是一种很傻的比喻？我敢肯定，我们经常用
“椅子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 但这似乎也不够：它让椅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像愿望一样没有实体的东西。
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可能会爬到椅子下面或者试图把它戴到头上
除非我们学会让旧描述适应新环境，否则我们的知识只能应用于我们学会这些知识时的环境。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环境从来没有一点儿都不变地重现过。
说明家具是干什么用的并不难，它们就是“让房屋适于居住的装备”。
“一个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问题在于人们几乎可以坐在任何东西上，长凳、地板、桌面、一匹马、一摞砖、一块石头。就算是定义“
如果找不到统一框架，最简单的学习方式就是积累对经验的描述。
我的同事奥利弗·塞尔弗里奇（Oliver Selfridge）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用棍子可以做的事》（Do with aStick）
但如果继续追求完美，那你的规则就会变成可怕的东西：鸟会飞，除非是企鹅或鸵鸟，还除非它们死了，还除非它们翅膀受伤了，还除非它们被关在笼子里，还除非它们的脚被埋在水泥里，还除非它们经历过可怕的事，心理上认为自己不能飞了。
儿童在听到鲸鱼不是鱼的时候会感到困扰，因为相对于起源和机制，他们通常更关注用途和外表。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不存在例外的规则，除非是在某种特定的人造领域中，比如数学和神学从一开始就缺乏有趣的不一致性。
我们的世界是多么方便啊，可以只让位置发生变化而让其他那么多属性都保持不变！
为什么积木在移动的时候大小和形状都保持不变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效应都是小范围的。一个实物之所以有稳定的形状，是因为它的原子紧紧地“粘在一起”
宇宙中的力学法则与时间和空间的“接近性”相一致
我们的思维可以识别的最有用的因果关系，就是那些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可以感知的改变之间可预测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们倾向于进化出这样一种传感器官，它们可以探测到那些可以受动物自身行动影响的刺激。
但是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从游戏的物理属性上移开，关注一下游戏能够实现的心理目的
游戏（game）：一种有意脱离现实生活，让人参与其中并提供娱乐的活动。
“游戏”比“砖块”含有更多的心理特征，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砖块可以用物理术语来定义而不需要考虑我们的目标。但许多理念都介于二者之间。“椅子”的例子就是如此，要描述它必须涉及它的物理结构和心理功能。
用“你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来描述椅子太泛泛了，因为你几乎可以坐在任何东西上面。
目的性定义通常太松散。它们包含了很多我们不想包含的事物。结构性定义通常太紧缩。它们会排斥一些我们想要包含在内的事物。
我们最好的理念通常是那些桥架于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理念！
它有助于我们在想要寻找的“终点”与已有的“方法”之间建立桥梁。也就是说，它帮助我们把可以识别（或制作、找到、做、想）的事物与想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有一个好定义固然不错，但你还是要为每个新理念塑形，让它们适合你已经拥有的技能，以期它们对你能像对以前使用这个理念的人那样有用。
言语解释只能提供部分线索，我们必须从观察、工作和玩耍，当然还有思考中去学习。
有些理念就像突然洒在整个思维领域的光一样，比如进化论、重力或相对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些最少见、最具革命性的新理念，常常会在事后发觉，这些就是人们以前知道的一些事物的变体。于是我们不得不反问，这些重新构想为什么推迟了这么久。
天空是不分南北的，人们在自己的思维里进行了划分，之后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佛陀
什么是创造性？人们怎么获得新的理念？许多思想家都一致认为秘诀就是找到“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我们总是在改变边界！手肘从哪里开始或结束？什么时候青少年变成成年人？海洋什么时候变成海水？我们的思维为什么不断画线来组织现实世界？答案就是：如果不制造这些思维建构的边界，我们根本不会看到任何“事物”
如果思维不能够丢弃每个画面中对其呈现目的不重要的内容，我们就永远也无法学会任何东西。
举例而言，看看同一张桌子的两种外形。如果用实际的线条和表面来描述，这两种外形完全不同
我们称为“专家”的那些人在操练他们的特殊技能时似乎很少思考，好像他们在阅读预先写好的脚本一样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某个问题时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尽力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
长期而言，最高产的思维不是我们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是那些引领我们重新构想有用的新描述的思维。
这一定是主体-支撑理念看似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这不仅仅是物理支撑的问题，更深刻的理念是在一个事物与其目的之间建立思维桥梁。
要理解某个事物如何工作，知道怎么能让它无法工作是有帮助的。
这些关键组件就是那些直接服务于目标的组件，剩下的那些看起来像次级组件的部分只是支持那些主要组件而已。
就算是简单地把某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我们也很有可能同时采用若干种这类描述，这也许是在思维的不同部分进行的。我们的理解质量取决于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移动有多自如。
主体-支撑概念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常常可以引发系统性的跨领域通讯。
我们的系统性跨领域翻译是丰富比喻的来源，它们让我们可以理解以前从没有见过的事物
如果不把那些点当作一个正方形，问题就会容易一些。我们经常强加给自己一些设定，这些设定让问题变得更困难，而我们只有重新构想这些问题，给自己腾出更大空间，才有可能逃离困境。
这个问题的难点似乎是伦理而不是概念。人们觉得超过了正方形的范围就像是“作弊”。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正方形，也就是“四边都相等的四边形”。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事物都当作正方形呢？
我们在不同时刻感知世界的方式只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眼睛，剩余的部分来自我们的头脑内部。我们不仅对视觉特征做出反应，也对以前见过某个东西的记忆做出反应，还会对我们预期看到的事物做出反应。
当你最终改变视角，发现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时，就可以像打开开关一样轻易地运用你一生的经验。
人们是否应该总是打破已经建立好的、自制的思维边界，试图用更没有限制的方式来思考？当然不是这样。这样做通常是弊大于利。
如果转换到不熟悉的视角，你可能会获得新的理念，但也可能把自己置于新手的境地；你
只是为了同化单独一次的新经验就改变自己可能太仓促。严肃对待每次预期就会有可能丢掉那些一般的规则，而过去的经验常常证实这些规则是有效的。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
主体-支撑理念的卓越性是实至名归的，在帮助我们把事物联结成如因果关系一般的链条方面，没有其他方案能和它相比。
投资原则（The Investment Principle）：我们的旧理念与新理念相比具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越早学会一种技能，通过这种技能掌握的方法就越多，因此新理念就必须和旧理念所积累的大量技能相竞争。
许多表面的相似性让你很难分辨自己的旧技能在哪些方面不合适，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继续使用旧技能，试着修复每一次瑕疵，直到不再出现瑕疵为止。
麻烦在于我们几乎总是沉浸在“短期”的便利之中。
而且由于进化本质上就是这么短视，因此就算这种改变在很长时间以后会带来一些优势，也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密码在10亿年的时间里都不会发生一点儿改变。这些密码似乎并没有特别高效或可靠，但这么多的结构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所有生物都被困其中！
障碍就是一个物体，它会阻碍朝某个特定方向移动的目标。
这是因为一组“所有可能的方向”的理念具有庞大而连贯的跨领域一致性，可以运用于许多不同的思维领域。
我们常常期望能通过把自己所拥有的与想要的进行对比，然后消除差异，
我们通常假定意识就是知道我们的思维当下正在发生什么。在接下来的几部分中，我会证明意识关注的并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它与我们如何思考最近的思维记录有关
事物怎么会近在咫尺，却总也够不到呢？
但是这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利用和改变我们最近期记忆的那些智能体。这些是意识的基础。
而为什么我们几乎不太知道自己是如何获得新理念的呢？因为在解决困难的问题时，我们的短时记忆太过投入这件事，因此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对最近所做的事进行详细的记录。
对于那些我们每次思考它时都会改变形状的东西根本就无法描述
人们心中有一个常见的谬误，认为我们的意识强大而深不可测，但实际上，对于脑中庞大的计算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其实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好像给快速移动的物体拍照一样：照片总是虚的
常常听说有的人有“照相机记忆能力”，让他们可以很快记住一张复杂图片中的微小细节，或是在几秒钟内记住一页文本。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未经证实的神话，只有专业的魔术师或是江湖骗子才会进行这种表演。
如果只是简单地储存着大量没有分类的记忆，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用的，因为每次需要这些记忆时，我们得在所有内容中搜索。
要想长大结束婴儿期，你只能牺牲记忆，因为它们是用古老的文字写就，你之后的自我已经无法再看懂了。
我们对发生的这些事没有意识，而且当我们迅速、安静地加工信息时不会使用像“记忆”或“记得”这种词，而是会使用“看见”“认出”或“知道”这种词
记忆是一种程序，它让我们的一些智能体按照以前在不同的时间行动的方式再次行动。
最生动的思维也比不上最迟钝的感觉。 ——大卫·休谟
举例而言，当你看到一部电话，你所产生的感觉不仅仅是你看到的内容，比如它的颜色、质地和形状，而且还包括你拿着这个设备在耳边的感觉
固有幻觉（immanence illusion）：当你能在感觉不到延迟的情况下就回答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在你的思维中处于活动状态了。
知觉能够非常迅速地唤起我们的记忆，快到我们无法分辨所看到的内容和回忆起来的内容。
你思维的其余部分想要强加给视觉智能组的每个改变都受到抵制，而且通常会被扭转。也许我们所定义的“生动”和“客观”正是源于这种描述的稳固性。
脑没有单一、通用的记忆系统。脑的每一部分都有若干类型的记忆智能组，它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记忆库是像冷冻集装箱一样吗？其中的时间保持静止还是里面的内容会互相影响呢？
当你处理一种不熟悉的问题时，最好还是先从改变一到两处开始。然后，在成为专家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方法可以同时在记忆中进行多处改变。
我们会假定每个实质性的智能组都有若干个“微型记忆单元”
为什么视觉程序很少遇到类似的困难呢？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视觉系统与语言系统相比，可以同时支持更多的操作程序，
句话说，被要求“轮流玩”的孩子可能会害怕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想玩这个东西了。
当人们问我：“机器会有意识吗？”我常常想反问：“人会有意识吗？”我把这当作一种严肃的回答，因为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太不足了。在我们开始尝试理解自己的运作机制之前，进化过程早已限制了脑的结构。然而，我们可以按照意愿设计新的机器，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方式来记录和检查自己的活动，这意味着机器有可能比我们具有更多的意识。
在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它们越容易被自己改变，也就越容易被自己毁灭。
递归原则（The Recursion Principle）：当一个问题分为较小的组成部分时，除非可以把思维的全部精力都用于解决每个子问题，否则人的智力会被打散，留给每项新任务的聪明才智就变少了。
实际上，当问题分为不同部分时，我们的思维通常不会被打散成无用的碎片
每次我们重新使用一个微型记忆设备时，储存在其内部的信息都必须被擦除，或者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但这同样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并且会打断思维的流动。我们的短时记忆必须非常迅速地工作，没有时间可以留给意识。
每种情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爱包容、融合和滋养欢乐体态轻盈，与目光起舞悲伤沉重、无望，内心空虚，无法呼吸恨想要毁灭与杀戮那就是它的本质几乎是不自觉的。实际上，我的另一部分说： “这是未知的。” ——曼弗雷德·克莱因斯
但是在“挑战者教授”的场景中，“工作”利用“愤怒”来抑制“睡觉”，和用木棍去够手伸不到的地方一样理性。“愤怒”仅仅是“工作”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唯一复杂的情况就是“工作”不能直接唤醒“愤怒”，然而它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间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开启对“挑战者教授”的想象。尽管如此，人们把这种情况引发的思维状态称为情绪化。对“工作”来说，这只是完成它被分配的任务时可以采用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在
我们认为情感比理性更为神秘和强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错误地把理性的许多成就都归功于情感。我们对普通思维过程的复杂性都不太敏感，于是把常识这一奇迹看作是理所当然。每当人们做出一些杰出的事，我们并不会试图去理解思维到底完成了什么真正的工作，而是会把成就归因于任何我们能轻易辨认出的肤浅情感信号，比如动机、激情、灵感或者敏感性。
无论如何，一个目标不管看起来多么中性或理性，如果它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没有一个长期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不会遇到利益竞争，在我们最紧要的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很有可能引发情感反应。问题不是智能机器是否有情感，而是智能机器是否能在没有情感的情况下拥有智能。我怀疑一旦我们赋予机器改变自己能力的能力，就必须为它们提供各种各样复杂的制衡方式。“
太投入会导致只能完成一件事，太分心则会没有目标地闲晃。
古时候人们认为新生儿的思维和成年人的思维是一样的，只不过还没有填充理念。因此儿童被看作是无知的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他们将来的才智
我们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每个人生来就有隐藏的、建好的智能等待着被发现吗？还是思维必须从无知一小步一小步发展起来呢？这
但这些系统必须融合：一方面，我们需要行政智能组来解决各个专家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每个专家必须能够利用其他专家所获得的任何知识。
在最简单的水平上，我们必须防止一些事故的发生，比如不能学习不呼吸。在高一些的水平上，我们需要防止获得致命的目标，比如学会压抑所有其他目标，就像某些圣徒或神秘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什么样的内嵌式自我限制可以引导思维向那些不会导致自我毁灭的目标前进呢？
我们的基因必须建立某种具有“一般目的性”的机器，
头脑机器如何转化成价值观和目标这样的事物呢？接下来的几部分将会表明，这是通过利用我们称为情感的个人关系做到的，比如恐惧和喜欢，依恋与依赖，恨与爱。
传感器和效应器
从遗传学上来说，社会化的蚂蚁和蜜蜂群体实际上就是有很多身体的个体，它们的不同器官可以自由走动。
但如果同时出现若干个紧急需求，就必须要有一种方式从中选择一个来满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某种中央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同的目标会根据紧迫程度互相竞争，竞价最高者获得控制权。但这个策略很有可能陷入一种可笑而致命的犹豫不决之中。
另一种方法被称为交互排斥，脑中的很多区域都会使用这种方法。在这种系统中，一个智能体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天生会向小组中的其他所有智能体发送“抑制”信号，让它们形成竞争关系。小组中的任何一个智能体被唤醒，都会倾向于抑制其他智能体，这会产生雪崩效应。结果就是，就算刚开始时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很小，最活跃的智能体还是会很快把其他智能体排除在外。
但这项活动最终什么也无法完成，因为所有的智能体都会互相干扰，谁也无法获得它们所需资源的控制权。实际上，这差不多就是癫痫发作时会发生的事。
所有人类社会似乎都在制定方针指导其成员如何思考，这些方针以常识、法律、宗教或哲学的形式出现。
知识基础生长到彼此之中
它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互相利用其他专家可以做的事，而不需要理解那是什么。
头脑中也是一样，思维的每个部分都会利用其他部分，但并不知道其他部分是怎么工作的，只知道它们看上去在做什么。
人们需要一个程序，在能够改进这个程序之前，它有时能起作用就行。
这个方案可能不可靠。如果“看见”此时开始关注别的事物，“拿起”就会得到错误的物体。婴儿常常因为这样而让自己失望。
当你对另一个人说，“请帮我递一下杯子”，你不会传一张杯子的影像给别人，而只是发送一个信号去利用那个人的记忆。
相对于自己知道怎么去做，通过利用其他智能组的能力来完成目标可能看上去是一个劣质的替代品，但这就是社会资源的力量。
如果这件事做得足够细致，其他智能体就看不出这幅图像不是真的。然而
幻想通常会“描绘”我们从没见过的事。它们不需要细致、真实的影像，因为高水平的思维其实并不会真的“看见”东西！相反，它们处理的是信号摘要，这些信号来自感觉体验，并且一路上在若干水平上被压缩。在对“挑战者教授”的幻想中，我们没有必要看见“挑战者教授”本人的任何真实特征，只要复制他曾经影响我们的感觉就行了。
第一步，几束光线激活视网膜上的传感器。 —第二步，其他智能体探测到边界和质地。 —-第三步，另外一些智能体描述区域、形状和形态。 —–第四步，一些记忆框架识别出熟悉的物体。 ——第五步，我们识别出这些物体间的结构关系。 ——-最后一步，我们把这些结构与功能和目标联系起来。
也就是一个刺激所产生的最高水平的效应副本。
把婴儿的思维描绘成由几乎完全分离的智能组组成，可能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害怕。
完全分离的证据之一就是婴儿会突然从满足的微笑转变成因饥饿而愤怒的尖叫
因此我们的思维可能开始时就是一些相对简单、独立的需求机器。
也许这种人工的锐化对孩子有好处，它能让家长更容易对最紧急的问题做出响应。
这会形成简单的“摘要”，它表现为外表、声音、情绪的巨大变化，让别人可以轻易解读。这
成年人会觉得这些信号无法抵挡：我们的头脑中一定有特殊的系统，给了这些信息最高优先权
恨与爱是完全孤立的事物吗？还有类似的勇气与怯懦，它们仅仅是相对应的两极，还是其中一方消失就是另一方？情感到底是什么？
人们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中假装生气或高兴，甚至提出自己会生气或爱，也就是威胁或承诺。我们的社会对这种事的想法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人们教导我们情感应该是自然自发的，另一方面人们也说我们应该约束自己的情感
我们会因为“缺乏自我控制”而不是“智力不足”而责备别人。
错误的判断会带来匮乏和痛苦，良好的判断会让人满意和愉悦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思维描述为散乱的机器碎片。
如果早期的阶段知道的比后续阶段还少，它怎么指导自己的学生呢？许多老师都知道，这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
老师不需要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就可以因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而奖励他们，或者通过传授给学生取得进步是什么感觉来帮助学生寻找解决方案。更好的办法是老师向学生传授新的目标。
这种明显的加速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很可能仅仅是隐藏在思维中的项目悄悄进行了很长时间之后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拥有一种内在的“自我”，这就是原因之一。这种内在的“自我”其实就是一种一直存在的个人伙伴，它存在于思维内部，我们总是可以向它求助。
没有一种行为比依恋行为所伴随的情感更强烈。这种行为针对的对象是人们所爱的人，他们的出现会让人感到愉悦。只要一个孩子主要依恋的人一直在身边或者很容易找到，他就会感到安全。面对失去依恋的人的威胁，他会感到焦虑；如果真的失去了，他会感到难过；如果两者都有，则很有可能引发愤怒。 ——约翰·鲍比
与依恋有关的信号似乎会直接作用于目标本身，因此可以调整我们的人格。依恋教给我们的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样就把家长的梦想加在了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可能是从卑微的目标开始，但最后产生的一些子目标带领思维进入了我们可以构想出的最具雄心的事业中。
同一个婴儿，这次形成的子目标是利用别人的帮助把杯子递给他。这会使他尽力寻找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其他人，于是这个孩子可能会开始关注如何表述和预测其他人的
无论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只要这个问题足够困难，他就能从学习过程中学到更好的学习方式。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我们的智力发展依赖于更高级的计划，而不是日常活动。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种学术价值方案颠倒过来。
我们当初的目标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因为无论最初的目标是什么，通过更好地预测和控制世界，我们能够获得更多。
知识就是力量。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能够变得聪明、富有和强大，就更容易达成目标。而这些特质可以通过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来获得。
皮亚杰似乎关注的都是智力问题，而弗洛伊德研究的是情感机制。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
我认为像人类思维这么复杂的事物，除非是按照单独的步骤进行，否则根本无法发展。
但如果你之后发现这种理念存在严重的缺陷会怎么样呢？你怎样恢复以前的能力呢？方式之一可能是保留完整的记录，这样你可以取消所有的改变
更安全的方式是在每次建立思维的新版本时完整保留一些以前思维的旧版本。这样万一新版本失效，你还可以退回到以前的阶段，而且还可以利用旧版本来评估新阶段的表现。
“在装修期仍然可以照常营业”
最好时不时地停下来，进行内省和修复。
皮亚杰怀疑某些特定的概念是需要先决条件的，他的许多理论都是以这个怀疑为基础的。举例而言，他认为儿童在形成质量守恒的概念之前，必须知道什么操作是可逆的。这种假说引领皮亚杰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实验。但想想这些实验在1000年前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它们所需要的设备只有儿童、水和各种各样的罐子。
婴儿会开始喜欢一个或两个家长，这会以某种方式让婴儿吸收，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摄取”喜爱对象的目标和价值观。自那以后的整个人生中，那些家长的影像会永存于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的思维里，并影响着所有他们认为值得追求的思想和目标
儿童为什么会发展他们家长的价值观模式。
当我们在坚持这些标准时，感受到的是美德，而不仅仅是成功。当我们违反这些标准时，感到羞愧或自责，而不仅仅是失望。
把儿童与他们依恋的人分离，会对他们的人格发展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儿童常常会拒绝一个家长而偏爱另一个家长，这个过程显示出性别嫉妒的交互排斥，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
很多人都不喜欢家长愿望的影像从内部支配着个体的这种想法。但是作为交换，这种奴役也让我们获得了（与其他动物相比）相对的自由，不用被迫遵循那么多不学而知的先天本能目标。
每个人都可以掌控悲伤，除了悲伤者本人。 ——威廉·莎士比亚
在经历过身体、情绪或性方面的侵害后，人们会有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
我怀疑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无论多么不受欢迎，都会对依恋和性所共用的机器产生影响。无论这个暴虐的情节有多短，都会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造成长期的精神错乱，部分原因是那些智能组变化很缓慢。
这些强大的焦虑包括害怕惩罚、伤害或者无助，还有最糟
这些影像在早年时期已经建立好了。我们成年后的性情是从婴儿时期的冲动进化而来，
但人类拥有的是另一种想象力。那是一种不合逻辑但充满才气的想象力，它能模糊地看到未
我们都是在通过其他方式建构或发现了解决方案或新理念之后，才会用逻辑术语来总结论点和结论。只有那时，我们才会用语言和其他类型的正式推理来“进行清理”，把重要的部分从千头万绪的思维和理念中分离出来，这些思维和理念正是那些重要部分的起源。
想理解为什么逻辑一定是事后生成的，我们来回想一下利用生成与测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理念。在解决任何问题的过程中，逻辑都只是推理中的一个碎片，它可以作为一种检验方法来防止我们得出无效的结论，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应该生成哪些理念，或者应该使用哪些程序和记忆。逻辑无法解释我们是如何思考的，就像语法无法解释我们是怎么说话的，这两种标准都只能告诉我们已经生成的句子是否恰当，但不能告诉我们要生成哪些句子。如果没有知识和意图之间的紧密联系，逻辑只会导致疯狂，而不会产生智能。一个没有目标的逻辑系统仅仅会产生无数无意义的事实
我怀疑这项事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在朝错误的方向寻找答案：常识能有效运作不是因为它接近逻辑。
逻辑所特有的优势正来源于这一弱点
这一策略在数学领域非常好用，但在处理不确定的事物时就帮不上太多忙了。把生活投注在这么容易分崩离析的链条上，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
逻辑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很少能帮助我们获得新的理念，但常常能帮助我们检测到旧理念中的薄弱环节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很少有论断是完全确定的，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各种形式的推理都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于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让推理链条更难攻破。其中一种就是利用不同的论证方式来证明同一个观点，让它们“齐头并进”
为什么我们觉得要解释事物有什么意义很困难？因为某个事物代表什么“意义”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思维状态
我们对意义的理解最接近的领域是数学
真正有用的“意义”不是用定义组成的脆弱的逻辑链条，而是一些更加难以表达的网络
那个理论没有价值。它甚至连错都算不上！ ——沃尔夫冈·泡利
链条可能会在任意环节断裂，细塔轻轻一推可能就倒了。而这就是数学课上儿童的思维里会发生的事，他们只是稍微走了一点儿神去看漂亮的云彩而已
只是跟他们说“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很有用”或者甚至是“学会这个我就会很爱你”是不够的。除非这个理念可以和儿童世界中的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否则这个知识就无法被用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害怕数学呢？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教他们那些正式的定义，这些定义旨在把意义网络变得尽可能稀疏、纤细
我们应该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更强韧的网络。
人们制造的很多机器都会在组件发生故障时停止工作，我们的思维在改变自我的时候却能够持续运行，这不是很神奇吗？实际
我们的脑在受到损伤和大量细胞死亡的境况下，还是能继续维持运行。怎么会有这么强韧的事物呢？有
语言会在我们的思维中建立事物，但语言本身不是我们思维的物质基础。它们本身没有意义，只是特殊的标记和声音
正是词汇这种潜在的无目的性使得它们具有潜在的多功能性。宝箱里的东西越少，你能放进去的东西才越多。
语言并不仅仅是我们与他人沟通理念的媒介……词汇是我们形成所有抽象概念的工具，
想一想，所有的儿童都学会了说话和理解，但几乎没有成年人会认识到语法的约束
一个普通的声音怎么能产生这么复杂的思维状态，牵扯出颜色、物质、味道和形状这么多性质呢？
向不同的智能组发送相同的简单信号，每个智能组都必须独立学会在收到这种信号时要做什么。当
最有用的属性组合是那种成员间不会相互影响太多的组合。
尺寸、颜色、形状和质地。因为这些属性几乎不会相互影响，
用不会相互影响的属性来表述事物，可以让我们获得奇妙的力量：想象力。当我们发明自己从没见过的新组合与变异时，可以预期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多忆体和政治家一样，它们所说的话对于不同的听众来说有不同的意义，每个听众都要学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对信息做出反应。（
别事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确认它有特定的属性。在
简单的形式就是只要所有三种输入信息都处于活动状态，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被激活。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识别方案是以绝对完美的证据为基础，那么它并不总是能起作用。
什么东西有八条腿还能飞？ ——一个乘飞机旅游的弦乐四重奏乐团。
在1959年，弗兰克·罗森布拉特发明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证据加权机器，叫作“感知器”
所有的特征加权机器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尽管可以估量各种特征是否出现，但它们无法足够重视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
在《感知器》（Perceptrons）一书中，西蒙·派珀特和我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没有一个特征加权机器可以区分下列图案，无论我们用多么聪明的办法来加权。
所有关于各种证据间关系的信息都已经丢失了。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然后把它们应用于以前没有见过的情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总是能从经验中学习
无论如何，我们人类不会根据任何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学习。相反，我们会积累各种学习方案，这些方案在性质和种类方面都各不相同。
我们的记忆系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不会强求完美！
思想本身就意义模糊！
认为在“表达”和“思考”之间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表达本身就是一个活动的过程，它可以通过把自己从背景中更弥散和多变的部分中分离出来，简化和重构思维状态。
因为每个单独词汇的背景被其他词汇以及听众过去的经验锐化了。我们可以容忍词汇意义模糊，因为我们已经有能力应对思维的模糊性了。
锁定与清除语言中有许多词都和多个不同的多忆体联系在一起，这些多忆体又与每个词的许多“意义”一致。要同时唤醒这么多多忆体，通常会导致
我们“看见”了什么并不仅仅取决于什么东西从外部世界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解释这些刺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智能组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实际上，正是它们无法表达的特性反映了我们的个人特征。然而
但没人知道这是学习了新联结的结果，还是它们先生长，然后这些细胞才有可能学会新的联结。
就像世界上的每部电话，不需要用十几亿条线把它与每座房子相连，也可以和其他任何一部电话通话。电话系统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所使用的是一个叫作“交换机”的智能组
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网络是干什么用的，但如果发现它们就是像感知器一样的简单学习机器，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的。
用这种方式表述智能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们都可以充当简单的证据加权智能体，只要配备不同的“门槛”价值即可。
据这种简单的方案建立学习机器可行吗？那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科学家的梦想，但没有一个实验运行良好，足以激励进一步的工作。最
代词并非指代物体或词语，而是表述说话者假定正在听众思维中运转的概念、理念或者活动。
每当谈话或思考的时候，我们会用像代词一样的设备来利用任何已经被唤醒的思维活动，把它与思维中已经活动着的思想相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可以用作临时“把手”的机器来抓住和四处移动那些活动着的思维状态碎片。
一个英语句子是围绕着一个动词建立的，这个动词表述的是某种行为、事件或变化：
在英语中，我们既会用像“from”“to”以及“at”这样的介词来表示空间中的地点，也会用来表示时间中的时刻。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用相似的方式表述空间和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两种情况下运用同样的推理技能。因此，我们的许多语法“规则”都体现或反映出某种系统一致性，而这些就发生在我们最强大的思维方式之中
但我们为什么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述空间运输（transportation）、理念传送（transmission）和所有权转换（transfer）这三种如此不同的理念呢？我
每当人们说到一个词，比如“苹果”，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倾向于“注意”当前场景中的任何苹果。你的眼睛会转向那个苹果的方向，你的手臂会准备好朝那个方向伸出去，你的手会倾向于做出抓东西的动作。这是因为你的许多智能组都沉浸在了一个由一些智能体产生的“背景”之中，这些智能体都直接参与了最近提到的那个主题
所有这些都会自动影响“搜寻”智能组，仅仅就是因为“搜寻”智能组在一开始的时候被迫要依赖描述对象的智能组的状态
没有某种用来表述知识的合理统一方案，就不会出现强大的技能。
每个老师都遇到过这种挫折，一个孩子学会了一个主题并且可以通过考试，却无法把这种技能应用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也许我们的教育研究应该少关注一些如何教导学生获得特定的技能，而应该多关注我们是如何学会学习的。
语言让我们可以把思维像普通的东西一样处理
”我们谈论这件事的方式就好像理念和积木一样，我们可以寻找和抓住！
我们为什么会把思维“物化”呢？原因之一就是这使得我们可以再次应用脑中用来理解世俗事物的精妙机器。
另外一种方法是把我们想记住的东西想象成放在某个熟悉的地方，比如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条路或一个房间。
口才好的说话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会让每个新的表达都和听众思维中已经被激活的结构很容易地联系起来，
人们的沟通多么容易啊！我们不需要知道任何内部机制就可以听和说。我们其中一人表达一个理念，另一个人理解它，两个人都没有考虑其中发生了什么复杂的事，谈话就像走路一样自然。
她持续比较p与最新版的q，每当她感觉到了显著差异，就对q实行一些操作来去除或减小差异。
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们第一次理解某个事物常常是在试图解释其他事情的时候发生
形式操作和具体操作差不多，只不过形式操作的对象是假说和命题，（
许多普通思维都是以识别差异为基础的。这是因为如果做任何事不能产生可识别的影响，一般是没有什么用的。
每当我们谈论“原因和效果”时，是在说那些把我们感觉到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联结
预测（predicting）。如果你可以预测各种P会对A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实际实施这些行动产生的开支和风险。
预期（expecting）。如果你预期P会产生Z，实际却产生了Y，那么你就可以根据Y和Z之间的差异试图解释发生了什么错误
想要（wanting）。如果你处于情境A，但是希望处于更像Z的情境，那么记住如何去除或减少像D这样的差异可能会有帮助。
一个物理客体的“高度”实际上是它的顶部和底部位置之间的差异。
”高”智能体必须对两种高度的差异做出反应，但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高度已经是两种位置之间的差异了！
考虑差异之间的差异的能力很重要，因为它位于我们问题解决能力的核心位置
副本问题（the duplication problem）。除非两个智能组本身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否则它们的状态之间无法进行比较。
由于许多智能体都可以用作差异-智能体，我们可以仅通过在不同时间把两种描述呈现给同一个智能组而对它们进行比较。如果
生育年龄开始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从学习者向老师转变的生物时刻。抑制言语声音学习的“进化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防止家长学习儿童的言语，而要让儿童学习成人的言语！
还必须知道哪些部分在不干扰它们的一般意义和功能的情况下可以流动和改变。
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你会假定这个陌生人也和他们很像，不仅外表像，其他特征也像。对
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会埋怨刻板印象；如果我们对此产生了共鸣，就会说这是敏感和共情
我们的思维是如何根据这么稀疏的线索构想出这么复杂的场景呢？额外的细节一定来自记忆和推理。
我们的理念是，每个知觉经验都会激活某些结构，我们把这些结构称为框架，我们是在以往的经验中获得这些结构的
框架就像是一种骨架，有点儿像申请表，有许多空白或者横线等着填写。我们把这些空白的地方称为终端，它们被当作连接点来使用，我们可以与其他类型的信息进行联结。
如果无法看到特定的部位，那也许是因为它们处于视线之外，缺失的信息将会被默认值填充
默认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会帮助我们表述以往的经验。
框架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提取的，很少能和新的情境完美适配，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让框架适应每次的独特经验。
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
但到底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看真实的存在，而要使用默认假设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假设，世界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知觉事物“真实的样子”就像看没有信号的电视机屏幕雪花一样没有任何用处。真正重要的是要能够看到事物看上去像什么
客体的理念中就包含着许多“不言而喻”的假设，比如，假定它包含物质和边界，假定它在我们看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假定它在之后也会继续存在。
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也会使用默认假设。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相信星座，用出生月份来对朋友进行分类呢？也许把所有人分为12类，比起那
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己身上的那些东西。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在所谓的抽象或逻辑推理方面，成年人比儿童的能力要强一些。这种理念对成年人和儿童来说都不公平，因为逻辑思维比常识性思维要简单得多，也低效得多。实际上，看上去似乎是关于“逻辑”的问题其实通常没什么逻辑，而且最后常常发现是错的。
如果不用你熟悉的组件来表述这个场景，那你就没有已经建立好的思维技能可用。
这种回忆能有多“真实”呢？
影像技术有一些缺陷，这是它具有特殊优越性的代价
我们的视觉系统似乎不得不把传感器输出的信息组合成这样的实体。
我怀疑如果我们从一刻到下一刻都必须重新看见，那我们几乎就什么也看不见。这
在我们移动头和身体的时候，把我们从外界了解到的内容存储在稳定不变的终端里。
世界上的物体似乎只有在它们投射在我们眼中的画面不改变时，也就是不随我们的预期变化时，才会改变。举例
我们如何自动抵消视角的变化呢？
你只要用手指轻推眼睛的侧面就可以绕过整个系统，然后世界看上去就真的在移动，因为你的框架编队无法接收到相应的方向信号！
我们的经验世界似乎呈现一种完美的连续状态，这种平滑的思维有可能来自框架之间突然的跳跃吗？
通过使用其他程序来填充所有这些终端，我们还可以“想象”以前从未见过的场景和视角
我们的连续感是因为我们对大多数改变都不敏感，而不是因为某种真实的感知力
意识的力量并非来自不间断的状态改变，而是来自足够的稳定性，可以识别出环境中重要的变化。
心理学家皮亚杰发现，儿童需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精炼自己的能力，才能想象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关于一些质点和线条的距离、方向还有对立面的完美理念（即使是在最不规则的图形中），他就可以逐渐熟练掌握这样一种技巧：即使事物不在眼前，他也可以在思维中回想起它们。这对那些靠想象来创作或绘画的人来说有无限的帮助，对那些画真实生活的人来说，也可以帮助他们画得更加准确。
有一次玛丽受邀参加杰克的聚会。她想知道他会不会想要一只风筝。如果你问这个风筝是干什么用的，许多人会回答那一定是给杰克的一件生日礼物。礼物的理念根本没有被提到，但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很快做出这种推理，这多么令人惊奇啊！
人们通常不会说出所有他们试图传达的思想，因为说话的人力求简洁，所以省去了既定的假设和不重要的信息。概念处理器会在一个句子或更长的论述中搜寻填充空位所需的特定信息。
正常情况下，英语句子开头的短语描述的都是负责某一行为的“行动者”，
聚会（party）：名词，一种社交娱乐性集会，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娱乐，通常具有特殊性质……
从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到吉卜林、海明威、布拉德伯里、斯特金、麦卡芙瑞、泽拉兹尼，等等，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讲的。你会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某某地方住着什么什么人，当他专注于自己的事时，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吃惊的事。当你以这种方式开头，人们就会向你聚拢，因为他们除了听你讲下去别无选择。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就算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也会觉得取悦儿童很困难，他们倾向于打断你的故事，提出各种问题，好让自己能完全明白，却早已远离了故事的主题。“玛丽住在哪里？”“她养狗吗？”要想好好听，孩子必须学会有效的自我控制方式
或者就简单地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种语句的功能是什么？它有非常具体的效用：让听众进入一种将要听到某种叙事，也就是将要听到故事时的正常熟悉状态。在英语传统中，故事通常是以具体的时间开头的，除非时间比较模糊，就会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听人说日本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地点开始，要不然就用某种空洞的短语，比如“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圣经·约伯记》是这样开头的：“乌斯地有一个人……”
许多故事的开头都会设定一个场景。然后它们会介绍一些人物，并且会暗示一下这些人物主要关注的事。接下来，讲故事的人会提供一些关于“主要事件”或待解决的问题的线索。
这些故事开头的词语了解听众的思维，可以唤醒大量的预期-框架，帮助听众提前知道要填充哪些终端。
“很久很久以前”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它表示接下来的事是虚构的，或者太久远，无法激活很多个人关注的事。它只会让听众在听到儿童故事里那些常常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命运时，比如变成青蛙，被关在石头里，或者被可怕的怪龙吃掉，不会产生真的有人遇到这种事时所产生的正常同情感。
一句话的意思有一部分取决于这个句子中单独的每个词，还有一部分取决于这些词的排列方式。
如果一个词语串中的所有词都可以很快、很容易填充到彼此合适的框架中，那么它似乎“符合语法”。
语法是语言的仆人，不是主人
在发展的不同时间点，大部分儿童似乎都会突然理解新的句子类型。因此
在英语中，人们会说“green box”（绿色的盒子），而在法语中人们说“box green”。
这些几乎通用的语言形式很少依赖语言，它们反映的是在其他智能组中描述是如何形成的。最常见的短语形式可能并不是来自语言智能组的结构，而是来自表述客体、行动、差异和目的的其他智能组所使用的机器，
我们是用代词“who”来让听众找到并填充第二个框架。这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每个阶段它们都会受到那些需要解答或解决的问题影响，这些问题在它们所处的时期似乎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语言的特征可能仍然包含着一些线索，提示着我们的祖先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处理短语式结构的能力是先在语言中还是先在视觉中发展的呢？
语言本身是一种关于表达的集体艺术，是对成千上万个体直觉的总结
语言中的词语本身是贯穿文化史的一个项目结晶，这个项目包含了几百万人多年的努力。每个词的每个意思都记录了某个智能方面的发现，它们留存了下来，而其他不那么特别的海量思想却连名称都没有得到过。
因为词语仅仅是每个复杂程序的外部信号，
我们学会了用“顺便说一句”来改变关注的话题，用“举个例子”来转变为更精细的细节水平，用“但是”来调节预期或者打断通常的意识流，或者用“不管怎样”或“尽管”来表示打断的过程或详细解释的过程已结束。
短时间内我们的思维退回去得越远，它们再向前推进的方向就越多，
据我们了解，每个人都积累了数百万个审查记忆，用以避免无效或有害的思维模式出现。
比如我们要制订一个粗略的长期计划，就必须采用一种不拘小节的宏观思路，忽略掉一些琐碎的困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审查员挡在眼前，这么做就非常困难了，我们会由于找不到万无一失的策略而变得畏首畏尾，使自己的宏伟蓝图还没画好就被撕碎了。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想因为胆小懦弱而变得麻木无知，就得冒一些风险。但是
在那些文明社群里，指定的监护人员会设立一些急转弯、薄冰和危险动物的标志。当哲学家们告诉了我们一些自相矛盾的发现时，他们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我们都知道的“说谎的人承认自己说了谎”和“理发师为所有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种故事
大多数的笑话都与禁忌、伤害或者其他一些会造成破坏的事情有关，而那些逻辑上的悖论也是会造成破坏的。
但是我们说的“确定”是什么意思呢？从来没有人能够真的“证明”没有车过来，因为你没有办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些疯狂的科学家已经发明了一种使车隐形的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处理的是“通常情况”，而不是“准确情况”
在现实世界中，要求绝对的确定性是毫无意义的。
例外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
在他看来，大多数的笑话都是一些用来愚弄审查员的故事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基于父母或同龄人所灌输的禁止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审查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笑话都会涉及暴力、性等方面的禁忌，以及其他被大众认为是罪恶、恶心或羞耻的各种事情。
他也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来盘醋熘土豆丝，不要土豆不要醋”这句话很幽默
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人们讲冷笑话的乐趣在于它们勾起了听者对一个真正笑话的期待，然后再让他们失望。另一种解释是这种笑话的无意义性反映了“一种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向往，因为儿时的我们可以不顾逻辑地胡思乱想，不求意义地随意组装词句，就只为了节奏和韵律所带来的简单快乐”
还有第三种理论，弗洛伊德推测幽默可能是一种逃避苦难的方法。当我们处于绝望的困顿局面中时，会开一些玩笑，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就只是一个游戏。
指责倾向于产生抑制器，而嘲笑倾向于产生审查体
如果一个火星人看到一个地球人在大笑，他会怎么想？这在他看起来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场景：激烈的手势，手舞足蹈，胸腔疯狂地大幅度起伏；周围的空气好像被这可怕的声音撕裂开了；突然间这个人开始喘息、尖叫，呛得快要窒息；整张脸混合了嬉笑和哈欠，伴随着咆哮和皱眉，扭曲得狰狞不堪。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可怕的发作？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笑的作用就是去扰乱另一人的推理！
看到或听到一个人笑会使你的头脑出现混乱，让你没有办法沿着当前的思路进行思考。嘲笑会令你觉得滑稽，使你无法“保持严肃”
如果我们要告诉别人某件事是错误的，就会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的话被解读成一种反对和拒绝，就会引起别人痛苦和失败的感受，从而导致对方做出撤退和逃避的反应。因此，如果想要指出某人的错误，同时又不破坏他对我们的忠诚和喜爱，我们就要采用一些讨喜的、缓和的表达方式。这个时候，幽默就可以发挥自己独有的魅力，优雅地消除对方的戒心，完成这个原本会令人不快的工作！你肯定不希望接收消息的人“杀掉传达坏消息的报信者”，尤其当你就是那个报信者的时候。
幽默与令人不快、痛苦和讨厌的事物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笑话实际上都没什么好笑的（可能除了那些把可怕的内容包装起来的微妙技巧还有些趣味）。那些感受到幽默的思维常常只不过是在想：“看看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在你是不是很高兴自己不是那个倒霉鬼？”这么看来，大部分的笑话非但并不琐碎无聊，反而反映了人们最严重的担忧。
齿轮的齿也会改变。当它们相互咬合时，虽然看上去一切依旧，坚硬的它们慢慢消磨残缺。
但我们仍然常常说起心理能量和心理冲量的概念，仿佛它们也是会被消耗或者有惯性的。
“建设者”毕竟只是对一种特定智能体集合的称呼，它不可能具有任何组成它的单独智能体所不需要的需求。
人脑同机器一样都需要、也只需要普通的能量以维持它们的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精神形式的能
每个社会共同体都会形成自己的公共估值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这使得其中的人们可以和谐地工作和交易。尽管如此，每个个体仍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价值目标。一种货币制度的建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和平划分和分配利益的方式，这可能会造成竞争，也可以形成合作。
但是谁能给时间这类东西定价，或者去评估舒适感和爱的价值呢？又是什么使我们面对如此难以比较的情绪状态时，还能把心理市场运行得那么成功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那些心理条件看上去有多么不同，它们都要为了获得某种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例如空间、时间和能量，而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又几乎都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这
正是因为存在太多这种制约关系，所以一旦一个社会确立了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很快我们便会把自己的“财富”当成是真实的商品，好像它们是一种真实存在并且可以被利用、储存、出借或者浪费的物质一样。
定量的判断只能通过阻止我们对事物实际情形进行大量思考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
这就如同“甜美”并非糖果的固有属性，它只是一种化学物质。
那么为什么汽车不会在轮子被扎破时感觉到疼，或者在燃料不足时感觉到饿呢？这是因为疼痛和饥饿并不是受伤或缺少食物的必然结果：这种感觉肯定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些物理环境并不能直接制造出被其引发的那些思维状态，相反，这些思维状态产生于由智能组和神经束共同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中，这是我们经过百万年的进化得来的成果。
为了使我们饿的时候能够有东西吃，我们必须用到一些以获取食物为优先目标的智能组
疼痛或饥饿的感觉是一种有效的“警示标志”，它们的产生不仅是要指出危险环境的存在，而且要对危险做出预测，从而在更多的伤害到来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
这些情绪的产生，是由于我们高水平的脑中心进化出了某种联结，而这种联结触发了我们基因中古老的能源消耗警示系统。毕竟在远古时代，对时间的无效利用，几乎等同于浪费那些来之不易的生命能源。
不管怎么说，什么能让我们感到疼痛，甚至什么能让我们有“感觉”，最终都更多地取决于文化，而不是生物规律。
这种想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连“为什么会有一个看上去真实的物质世界”这么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了。）
当我们说起思维，实际上说的是使我们的头脑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的某种程序
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做了什么，以及它们与什么东西相联结。
二者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头脑所使用的程序也会改变它们自己，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程序与它们的产物完全区分开来。
头脑的主要活动其实就是在进行自身的改变。由于这套自我调整型程序的思路在我们的生活阅历中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还不能相信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常识性判断。
再来说说我们的脑科学，想来以前应该也从没有人会把机器作为数十亿个工作部件来进行研究
我们相信，一旦有了更好的设备和理论，所有这些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也不是“脑子是不是机器”这个哲学问题。其实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去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头脑就是一种由无数个小零件组成的机器，这些零件一直遵循物理法则，进行着完美的协同工作。
因为“相同”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往往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把你的每个脑细胞都替换成一种精心设计的、具有相同功能的计算机芯片，然后完全按照你的脑细胞的连接方式把这些设备相互衔接起来。再假设当这个新机器被放置在与你相同的环境中时，它可以复制出与你脑中一模一样的思维程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新机器和你完全相同吗？这里要再强调一下，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而是对于“相同”的定义。
一种思维就是由一个状态引发下一个状态的方式。如果这个新机器有一个合适的身体，并被放置在一个与你相同的环境中，那么它之后的思维本质上就与你的思维完全一样了，因为它的每个思维状态都与你相同。
这就好比你在不断成长，所以现在的你永远不会与上一瞬间的你完全相同。如果这么微小的差别都如此重要，那只能证明你也从来不是同一个自己。
因为如果说它们有思维，就如同说两棵树组成了一片森林或者两块砖垒成了一堵墙一样，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们脑中的程序就像公寓的租客一样，它们共用脑资源，但是并不需要分享彼此的精神生活。
但是如果要我们能够感知到自己脑中发生的每件事情，我们的脑子就没有更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往往需要从很多不同的层面去描述事物的细节。
墙与砖之间的层级差距，与思维和脑细胞的差距比起来要小得多。想象
这个“财产”的概念要比它看上去重要得多，因为它联系起了事物和思想两个领域。
所有权在我们的一切行动计划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们只有控制了材料、工具和理念，才能对它们加以利用。
我们也常常用空间的概念去说时间，就好像未来在我们“前方”，而过去留在了“背后”。我们还把困难看作行走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物”，用图表表示那些根本没有形状的事物。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要构建起那么多独立的思维领域，而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尝试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去看待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呢？这是因为后者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在我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很不实用的
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移动着的普通物体，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极有可能有另一个物体在推它。但当我们看到了一个移动着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种解释，因为我们的脑自动就把这种想法隔离掉了。我们在预测一个人对某句话或某个手势会做出什么反应时，极少用到颜色、形状、位置这些物理属性，我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概念。要想预测一次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必须能够充分了解每个参与者的精神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建立起人物的特征、性格、动机和计划的
所以从一个弱小婴儿的角度来看，社会法则才是最简单的。
我们要么修改自己的回忆，要么改变自身对当前情景的表述方式。举
对于熟悉的两个东西，你只需稍稍改变一下它们概念边缘的一些微弱联系，就可以轻易地把它们看成相似的事物。但很多时候理解这种情形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你能否轻易地从一个思维领域转换到另一个思维领域中。
花朵的颜色、对称形态和香味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心目中美好事物才具有的种种特征。
我们用空间的概念来说时间，认为时间就像一种在不断流逝的液体；我们用物理的概念去讨论朋友间的关系，例如“玛丽和约翰走得很近”。这种用
我们有时候称这种现象为“比喻”，这是我们在各种思维领域之间传递思想的方式。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比喻呢？功能性的定义可能是最容易被认同的，例如“比喻就是能让我们用一种思维代替另一种思维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想要获得一个结构上的定义时，我们发现没有统一的答案，有的只是无止境的各种程序和策略。
没有两个事物或两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每个心理程序都必须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才能制造出二者相同的假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每个思维都是比喻。
当科学家伏特和安培发现了如何用液体的压力和流量去表述电之后，他们就能把很多自己掌握的液体方面的知识搬到电的领域去用。好的比喻之所以非常有用，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完好无损地传递一些通用的思维框架。这种跨领域通讯使我们能够把所有问题“打包”输送到另一个领域，再运用这个领域中一些已经非常完善的技能去寻求解答。
出于某种天性，我们都希望了解那些最精彩的比喻是如何被发现的，但这都是深埋在历史中的陈年旧事了。
但我们最卓越的思想，会像我们不断进化的基因一样，只需要凑巧形成一次，就会在一个个头脑中迅速传播开来。
这世界并不存在完全理智的爱，因为爱人太过理性便永远不会走入婚姻。
但如果是你或我从杰克口中听到“玛丽懂几何学”这句话，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也许玛丽认为圆形是方的，而杰克正巧同意玛丽的想法！杰克说的这句话让我们对杰克的理解比对玛丽要多。
当杰克说“玛丽懂几何学”的时候，这可能表明对杰克倾向于提出的几何学相关问题，玛丽的回答能让他感到满意。
“玛丽懂几何学”这句话的意义取决于它的说明者。毕竟没有人完全懂得几何学，因为掌握概念的程度不一致，这个陈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和在数学家的眼里意义绝不相同。
而怀疑并不是局限我们思维的敌人，真正阻碍思维发展的是执念，而怀疑是解药。
我们好像常常把想法归类为事实、看法和信念三个范畴。
把太阳视作唤醒大家起床和具有灯具照耀功能的工具，
由于每当我们去说或做某件事时，我们会相应地强迫自己进入清晰利索、以行动为导向的思维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疑问会受到压制。对日常生活来说，果断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话我们就需要小心翼翼地行动，最终会一事无成
每当我们谴责或赞扬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要更重视那些人“真正”的期望或意图，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关于朋友的心理模型在某些方面常常比关于自己的心理模型更完善
就像面对几何学中的点一样，在想象一个巨大无比却没有形状的东西时，我们可能会感到不适。
无论打算怎样说一件事，你都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信念
并且每每我们试图不断通过“我为什么想要那样”这样的问题来探测自己的动机时，也会出现问题。最终我们会简单地停下并说：“因为我就是想那样。”
何处？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意志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们宇宙中发生的每件事，要么就是完全被过去已发生的事情决定好，要么就是某种程度上随机形成。所有的事，包括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依赖并只依赖下列条件：一套固定的、确定的法则。一套纯粹随机的事件。
我们做出的每个行为都源于我们思维中的一组程序。有时我们理解其中的一些，不过它们大多数时候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要建立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程序上，我们更喜欢将自己的选择归因为决断、意志或自控
我们用谈论“自由”来代替想象我们是如何运作的。也许“我的决定源于我内心不知名的力量”听起来更加坦诚，但是没有人喜欢被其他事物控制的感觉。
当听到我们的思维中隐藏着影响自身决定的智能体时，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惧。
上述两个条件对于有自尊心的思维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没有人想屈服于如暴君之鞭一样的法则，而且这暴君还不接受上诉。我们不过是被无思维的随机、反复无常或可能性玩弄于股掌，这种感觉同样也很折磨人
我们来想象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第三选项，想象一种超越了两种局限、叫作“自由意志”的东西。
想想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责任感这一概念，而如果“个人行动是自愿的”这一信条不存在的话，那种想法又能有多大意义。如果信条不存在，从“因果”而生的赞美或羞耻不会转化为行动，而我们也不能将荣誉和责备与伴随偶然而来的事物挂钩。
当想到自己选择了抵抗邪恶的诱惑时，我们会有一种道德感。但如果我们怀疑这些选择并不是由自己自由做出的，而是受到了隐藏的智能组干扰的话，我们可能会非常厌恶这种干扰。然后我们可能有冲动地想要毁灭存在于自我人格背后珍贵的价值体系，或者因为只受不确定性调节的命运毫无用处而感到沮丧。
即使明知这种信条是错的，无形中我们仍然被迫去维护它。当然除非当我们得到灵感找出了所有信条的缺陷，那么无论如何都会带来欢欣雀跃和心灵的平和。
智能的力量源于我们庞大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个单一而完美的原则。
我们逐渐积累能应用于不同场景的不同人格
当事情出错时，总存在着另一种思考方式
另一个错误是假定在我们学到了什么和如何学习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就好像经验对于我们如何学习没有任何影响一样。
但有些细胞会通过改变它们可以传送和接收的信息类别，来永久改变其他细胞的特征
一个基因开始工作的时间越早，它对后来所发生的事影响就越大
实际上，这也是地球上居住着独特、可识别物种的一部分原因，比如狮子、乌龟和人，
如果基因本身只是联结在一起的化学物质，它们如何能在思维中建立概念呢？
如果基因本身只是联结在一起的化学物质，它们如何能在思维中建立概念呢？
对于“温和”的声音，人们常常把它们归为“积极的”一类，带有喜欢、爱慕或尊敬的感觉
我们的人类基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本能设定。
与此相似，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拥有超常强大的短时记忆能力，会产生很多优势。然而据我们所知，进化过程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优待，因为这倾向于导致人们低效利用辛苦学来的长时记忆。
“哪些特定的基因会产生‘好’的思维”几乎成了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派珀特原则要求许多智能组通过在已经正常工作的旧系统中插入新的智能体层次来进行发展。
进化的多功能性源自它非常缺乏固定的方向和约束，它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不太会受到限制。
人们必须把进化过程看作一个滤网，能通过网眼的只有那些留下后代比其他物种多的动物。
这种错误就好像我们只看天空，然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动物都是鸟一样。我们今天所见的动物就是那些祖先积累了大量生存技能的物种，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促进自身的福祉，而且也只是在它们祖先进化的环境中看起来才是这样。
这只是进化的滤网产生的阴影而已。
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拥有许多内嵌的机器碎片，这让我们注定学会躲避各种各样的疼痛、不舒服、不安全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和心理伤害
他们的对立派被称为“目的论者”，他们不相信这么优秀的动物是在没有任何有目的的引导下进化出来的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目标或意图，一个人可能永远不会通过试错来设计一架飞行机器。这使得人们假定自然一定也屈从于同样的限制。这当中的错误源于人们认为“自然”会关心如何能让动物飞起来这种问题。
假设一个人草率地认为进化出羽毛和翅膀就是为了飞行，然后他问鸟是怎么进化的。那么他就会遭遇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一个人的思维只要固定在飞行这件事上，那么他就会觉得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每个早期阶段找到某种飞行方面的优势，比如仅仅产生一种羽毛原型或翅膀原型，它们都太小太弱，根本无法飞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反对进化论的人要求支持进化论的人必须在直接通往某个特定目标的路径上填补每个想象中的“缺口”。然而
这些基因生产出各种各样带有羽毛的附属器官，这些器官可以把这些鸟类原型的身体包裹起来，起到保暖的作用。这种与任何飞行目标都无关的偶然“准备”使得某些其他事件更有可能发生，
我们的遗传系统可能甚至包含某些差异发动机式的机器，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它以某种有目的的方式产生了一些变异，这都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想要”“预期”和“识别”这样的概念词语是用来描述人类思维活动的最有效的词语。直到
最难理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事情。
在理解相互作用之前，我们必须能理解隔离。用
如果一个复杂的社会真的需要其中的大部分组件都相互作用，那么这种社会是无法实际运行的。这是因为这种系统中的任何一点扭曲、损伤或者环境波动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没有这些隔离，那么多化学物质相互作用，我们的细胞全都会死掉。
从本书的意图出发，我特别强调了一些高度隔离的系统，也就是不同的功能体现在不同的智能体中的机制
分布式系统的优势不能替代隔离系统的优势，这两种系统是互补的
如果各智能组的信息对彼此没有重要意义，就要防止它们之间形成联结。
系统之中如果有太多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就很有可能变得很脆弱；而系统之中如果有太多相似类型的相互作用，就会太笨重，难以适应新的情境和要求。最后，分布式系统还缺乏明确、清晰的表述方式，这使得任何此类智能组都很难发现其他这类智能组如何工作
本书假定任何大脑、机器或其他具有思维的事物一定都是由更小的、不能思考的事物构成的。
任何一个关于思维的简单理论都会损失“广阔图景”中的大部分内容。
本书不应该被当作科学学术文本来阅读，而应该当作一次可以展开想象的冒险故事。
但本书的中心概念，也就是思维是由许多小机器装置构成的社会，
那是科学化运动（后来被称为控制论）的时代，
John McCarthy。
我们一致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思维如何进行常识性推理。McCarthy
最初的总监是J.C.R.Licklider博士，
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人力和设备支持的资金主要来自一个高级研究项目机构的办公室，这个机构主要关注的是信息加工技术。这个办公室实际上是由科学家本身监管的，最初的总监是J.C.R.Licklider博士，
Ivan Sutherland（曾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Alan Kay（相继）从施乐、雅达利和苹果公司为我的许多学生都提供了支持。
派珀特和我合作得非常好，我们一起管理了十年实验室，互相同意对方对应该做什么所做出的决策。我们
我们有一个项目是要建立一种机器，它有很好的视觉，可以用机械手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这就是“建设者”以及它所引发的洞见的起源。
我主要关注的是寻找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关于一个儿童如何有可能学会搭建积木这个小世界。
Richard Feynman对关于记忆和并行加工的内容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因为我觉得对这种思维理论感兴趣的人可能不只是这方面的专家，任何会思考的人可能都会感兴趣，所以我喜欢用一些普通的词汇，而不是心理学方面的技术性语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7.4）这个研究领域关注的是制作机器，让它们去做那些人们认为需要智能的事。在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因为脑本身就是一种机器
依恋学习倾向于调整我们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达成我们已有的目标而改进学习方法。
B-脑像一个经理，可以监督A-脑，但不用理解A-脑如何运作或者A-脑处理的是什么问题。举例
场景。这项关于儿童积木世界的研究开始时看起来可能简单幼稚，但它是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最高产的领域之一。
意识（consciousness，6.1）在本书中，这个词主要用在人类思维具有“自我意识”这个谬误中，也就是人们可以知觉到自我内部正在发生的事
意识特别难以描述，因为每次检查临时记忆的尝试都会歪曲它正试图检测的记录
默认假设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它们是我们最常用的泛化方式。
差异发动机（difference-engine，7.8）这是一个智能组，它的行动倾向于使当前的事务状态更像某种目标或“想要的状态”
情感（emotion，16.1）这个术语被用于很多不同的目的。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情感比人类思维的其他方面更复杂，也更难理解。我主张婴儿的情感特征相对简单，而成人情感的复杂性源于相互利用的网络积累
利用（exploitation，4.5）一个智能组不需要理解就使用另一个智能组活动的行为。利用是智能组之间最常见的关系，因为它们很难理解彼此
在一个基础上建立的事物越多，改变这个基础所造成的破坏就越大
框架（frame，24.2）这是一种以一套终端为基础的表述，其他结构可以与这些终端相联
功能性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12.4）根据如何使用某个事物来对其进行描述，而不是根据它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生成与测试（generate and test，7.3）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也就是不加考虑地提出解决方案，然后排除那些不起作用的方案。
我怀疑不能从这些人学会的表面技能寻找答案，而要从一些早期事件中去寻找，这些事件引领着他们学会了更好的学习方式。
“整体论”的观点越发成为科学的障碍，因为它们渐渐破坏了我们延伸认知界限的决心。
目标（goal，7.8）在差异发动机（difference-engine）中对想象中的事件最终状态的表述
差异发动机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目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单一智能体谬误（single-agent fallacy），
人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宇宙，每当其中有三个星球形成了等边三角形，其中一个就会立即消失，但实际上在物理世界里并没有观察到三个组件的相互作用。
内省（introspection，6.5）这是一种谬误，认为我们的思维有能力直接感知或理解它们自身的操作。
直觉（intuition，12.10）这是一种谬误，认为思维拥有某种即时（因此无法解释）的能力，可以解决问题或感知真相
智能体（agent，1.4）思维中的任一组件或程序，它自身非常简单，容易理解，
任何一种发展良好的技能都倾向于阻碍相似技能的发展，因为后者在其早期运行得不如前者好，因此不被经常使用，从而
学习（learning，7.5）一个混合词，表示所有在思维中引发长时间改变的程序。
我们的大部分日常思维，也就是常识性推理，更多依赖于“通过类比思考”，也就是把对看似相似的以往经验的表述应用于当前的环境中。
记忆器（memorizer，19.5）一个智能体，它可以重置一个智能组，让它回到某种以前的有用状态。
这个术语表示的内容包括“记住”“回想”“提醒”和“识别”。本书表明这些内容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参与了我们恢复以往局部思维状态的过程。
最后实际上是更简单的两极状态模式可以引发更深的理解，至少是对基本原则的理解。见
比喻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工具，但实际上渗透了人类思维的每个方面。
模型（model，30.3）人们可以用来模拟或预期其他某个事物行为的任意一种结构。
之所以选“原体”（-nome）这个后缀，是表示它具有和原子一样不变的性质。
派珀特原则（Papert’s Principle，10.4）这一假说表明，心理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步骤更多取决于为已经建立好的能力构建新的管理系统，而不是获得新的技能。
感知器（perceptron，9.7）一种学会权衡证据的识别机器。
它利用非常简单的程序来学习把哪种权重分配给各种各样的证据碎片。
某些类型的脑细胞似乎很有可能使用的是相似的原则。
猜谜原则（Puzzle Principle，7.3）这一理念认为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试错解决，
识别器（recognizer，19.6）这是一种智能体，当出现特定模式的输入信号时，它会做出反应，并且变得活跃起来。
传感器（sensor，11.1）这是一种智能体，它的输入端对来自脑外世界的刺激敏感。
模拟（simulation，2.4） [2] 一个系统模仿另一个系统的一种情境。原则上来说，一台现代计算机可以用来模拟任何其他机器。
结构性定义（structural definition，12.4）用组件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某种事物。与功能性定义相对。
我们实际上必须认为思维所做的所有事都是无意识的。
自由意志（will，freedom of，30.6）一种谬误，认为人类的意志是以除因果和偶然外的第三种备选项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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