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探索

—摘自波普尔《无尽的探索》—

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谬误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的论敌的论证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
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
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１岁
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得的天赋。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
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
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星期日远足
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
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
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
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
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
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
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
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且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
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理智毁灭的必由之路：为了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放弃真正的问题。
在普遍的词和它们的意义（或含意，或指称）的经典问题背后，隐现着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普遍规律及其真理性问题，即规律性问题。
字母在词的表述中仅是起技术上的和实用上的作用。在我看来，词在理论表述中也仅是起技术上和实用上的作用。
而在智力上惟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以及批判性地讨论这些相竞争的理论。
而且如果两种语言有不同的结构，那么有些理论可能几乎是无法翻译的（
但是富有成果不是精密性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现了以前无人发现过的新问题的结果
陈述和理论告诉我们的越多，它们禁止或排除的就越多。这个直观的观念导致一个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荒谬的关于信息内容的定义：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是与这理论不相容的陈述的集合。
每一个物理学家都确切地知道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意味着什么，但是……不会有两个物理学家对它们有一致意见
选择不被定义的术语多半是任意的，如同选择一个理论的公理那样
问题只能借助新的观念来解决
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
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尤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
我有几次努力想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夜以继日持续不断地用鹤嘴锄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体力。我最后的努力是成为一个家具木工。这项工作在体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烦的是一些引起我兴趣的思辨想法干扰了我的工作。
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
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次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奥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
那时，这所大学有着最杰出的教师，但是读他们的书所得的体会要比听他们的课多得多
如果我想到未来的话，我梦想有一天能建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年轻人能学而不厌，鼓励他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这所学校里，不必去听那些没有人提问的多余解答；而人们也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才去学习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分析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动机”和阶级斗争充满了社会生活。
例如一只刚孵出的小鹅把它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认作它的“母亲”。
这种能力显然是一种批判能力，也可说是批判的想像力。它常常是文化冲突的结果，即各种观念之间或观念框架之间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想像力的通常界限
我认为，要求一种成功的思维的理论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且它也不同于要求一种有创造性思维的理论。成功取决于许多事情——例如运气。
但是在我看来，对“创造性的”或“发明的”思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把对某一问题的强烈兴趣（因而准备反复尝试）与高度的批判思维结合起来；
但我认为独创性和想像力主要是在排除谬误的批判过程中起作用。在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中大多数重大理论是较早的教条加上批判的产物。
教条的思维方法是由于对规律性的天生需要，是由于天生的发现机制；这些机制使我们去寻求规律性。
一切观察都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为了发现，或为了核实至少模糊猜测到的某种规律性）
除了在兴趣和期望的情境内，从而在规律性和“定律”的情境内，不存在知觉这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认为，猜想或假说必定产生于观察和知觉之前：我们有天生的期望；我们有潜在的天生的知识，以潜在期望的形式被一种刺激所激活，一般说来，当我们从事积极探索时才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一切学习都是对某种先前知识的修正，因此，归根到底也是对某种天生知识的修正（这种修正可能是一种反驳）。
所谓科学的归纳方法必须被（教条的）尝试和（批判的）消除错误的方法所代替
音乐似乎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东西，虽然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使人感到困惑。
一生中作了一些曲子，把巴赫的几首乐曲作为我柏拉图式的模型
的确，一篇伟大的音乐作品（如同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是加于混沌之上的一个天地
因此，天体的运动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循环永恒的协奏曲，与其说是音响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协奏曲。
通过技巧熟练的许多声部的交响乐，他实际上应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及时用魔法召来对世界的绝对永恒性的幻像；并且在通过音乐（上帝的回声）而得到巨大幸福的最大甜蜜的意义上，他几乎应该达到上帝在他自己作品中的所有的满足。
那时我正在反复阅读康德的第一个《批判》。我很快就断定他的中心思想是：科学理论是人造的，而且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于世界：“我们的智力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
我们的理论始于原始神话，而进化为科学理论，确实如康德所说，是人造的。
看起来不仅大多数宗教神话是假的，而且就连在康德心目中的牛顿理论也是假的）
如果没有理论，我们甚至不能开始，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依照
如果我们借助于理论已经了解它们在何处使我们失望，那么我们就能试图用更好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就可能出现一个科学的或批判的思维阶段，而这个思维阶段必然有一个非批判的阶段作为先导。
康德说知识似乎不可能是实在的摹本或印模时，他是对的。他相信知识在发生学上或心理学上是先验的，这也是对的；但他认为任何知识都能先验地正确，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理论是我们的发明；但它们可能只是不合理的猜测，大胆的猜想、假说。我们用这些猜测、猜想、假说创造一个世界：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试图捕捉这个实在世界的网。
我觉得贝多芬把音乐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对贝多芬来说，这可能是在绝望中继续生存的惟一方法。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艺术家需要具有某些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些能力描述为创造性想像力，也许是幽默、情趣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的作品的彻底的献身精神
作品就是他的一切，它必须超越他的个性。
真正的艺术家的主要目的是作品的尽善尽美。独创性是上帝的天赋——像天真一样，它不可能通过索取就会有的或者通过寻找就会到手的。
我决不认为一个音乐家可以不被他正在创作或演奏的作品深深感动
当诗人或者表演者创作或吟诵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而且的确（不仅被神，而且也）被那种信息，例如他所描述的场面迷住了；并且是作品而不只是他的情感状态激起了观众的类似情感。
音乐具有激起情感并且使之温柔甜蜜（就像催眠曲一样）
正是作品成了音乐家情感的主要依据，而不是相反
在建筑中总有一些实际问题和技术问题要解决。
我的论点是，艺术是自我表现这种学说只不过是浅薄的、笨拙的和空洞的学说——虽然不一定是恶意的，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就会导致自我中心的态度和妄自尊大。但认为天才肯定站在他时代前面的学说几乎都是虚假和错误的，而且开辟了与艺术价值毫无关系的艺术评价领域。
在智力上，这两种理论水平都这么低，以致认真对待它们也使人惊讶。
我认为生活中的成功主要是一个运气问题。它与功绩几乎无关，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总是有许多功劳显赫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可预料到这种事也发生在科学和艺术中
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
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
我认为语言的论证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我把论证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维的基础
我开始强调我的实在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认识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开始确信，如果我们要论证这一点，而又不跌进心理学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现象论甚至唯我论——所有我拒绝认真对待的观点的陷阱中，我们就不能从我们的感觉经验（甚至从我们的感情，如同贡佩尔茨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出发。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并不用意象来思维，而是用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法思考。
我发现联想心理学——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心理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翻译为心理学术语而已。
这使得地图与科学理论之间大家熟知的类比成为一种特别不幸的类比。理论基本上是论证的陈述系统：它们的主要点是它们用演绎法说明。而地图则是非论证性的。
必须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释为在获得食物方面寻求不变量
我在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合格的（初级）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
他们从培根那里接受了归纳法作为他们的分界标准。
但是多年来，我掌握了一个更好的分界标准：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
通过对理论的演绎结果的否证和反驳而对理论加以否证和反驳，显然是一种演绎推理（modustollens）。这种观点意味着：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将永远是假说或猜想。
因此，科学方法的全部问题就澄清了，同它一起澄清的还有科学进步的问题。进步在于向告诉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理论——具有更丰富内容的理论移动。但一个理论说得越多，它排斥和禁止的东西就越多，并且否证它的机会就越多。所以具有更多内容的理论能够受到更严格的检验。这种考虑导致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进步成了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富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在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
当然，我们认为只不过是猜想或假说的理论不需要辩护（更不需要用并不存在的归纳法来辩护，任何人对这种归纳法都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描述）
所有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寻找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分界标准，不如说是寻找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标准。并且我也清楚，我原来的分界标准要比他们的更好。因为，首先，他们正在企图找到的标准使形而上学成为无意义的胡说，十足的胡言乱语，而任何这种标准必定导致困难，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
科学不是归纳的；归纳是已被休谟戳穿的一个神话
盛行的观点是假说是尚未被证明的理论，而理论是已被证明的，或已被确证的假说。甚至那些承认所有理论都有假说性质的人仍然相信理论需要某种辩护；如果理论不能表明是真的，那么它们的真理性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根据我的意见，在所有这一切中的决定性论点，即一切科学理论的假说性质，是爱因斯坦革命的一个相当平常的结果，它表明：甚至极为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例如牛顿的理论，也应该认为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
由于我拥护演绎主义——理论是假说－演绎体系，以及科学方法不是归纳的观点
赫尔伯特·费格尔告诉我他不仅发现我的思想是重要的，几乎是革命性的，而且我应该以书的形式发表它们。
我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书。我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纯粹兴趣发挥了我的思想，并且为我自己而把其中一些写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这不仅有助于把它们弄透彻，而且对于自我批判也是必需的。那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正统的康德主义者，并且是一个实在论者。我对唯心主义作了让步：我们的理论是由我们的心主动产生的，而不是实在给我们打下的印记，并且它们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然而我强调否证是与实在的正面冲突。我也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解释为符合我们的理论总有假说性质的观点。
如果一个认真的读者发现了不清楚的段落，那就必须重写。所以我养成了始终一遍又一遍写了又重写使文章简练明了的习惯。我认为这个习惯几乎应完全归功于罗伯特·拉默尔。可以说我写作时仿佛有人经常在背后看着我，不断地向我指出不清楚的段落。当然我非常了解：一个人决不能够预知一切可能的误解；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想到那些希望读懂的读者，是能够避免一些误解的
维也纳学派本身——正如我所了解的，石里克的私人学术研讨会——是在星期四晚上聚会。其成员只是那些由石里克邀请参加的人。我从未受到邀请，我也从不转弯抹角地要求得到这种邀请。
在所有现存解释中，我发现所谓的“频率解释”是最使人信服的，而理查德·冯·米塞斯形式的解释又似乎是最使人满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如果人们从概率陈述是假说的观点来看它，
因为我把人类知识看成是由我们的理论、假说、猜想组成的，看成是我们智力活动的产物。
这种看待“知识”的方式使我有可能重新表述休谟的归纳问题。在这种客观的重新表述中，归纳问题不再是我们的信仰问题——或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而是单称陈述（“可观察的”单个事实的描述）与全称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在这种形式中，归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全称理论不是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的，所以归纳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可被单称陈述反驳，因为它们可与可观察事实的描述相冲突。
再说，甚至在我们的理论受到检验之前，我们就可以在客观意义上谈论“较好的”或“较差的”的理论：较好的理论是那些具有更多的内容和更强的说明力的理论
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产生一种科学方法的新理论，引起一种对批判方法、试错法的分析：提出大胆假说，使它们接受最严格的批判以便弄清我们在何处犯了错误。
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从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总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定的问题境况中，而且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总是尝试性的，是一个理论、一个假说、一个猜想。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加以比较和批判讨论以便发现它们的缺点，并且总在改变、总不定论的批判讨论结果构成所谓的“当代科学”。
因此归纳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根据事实论证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的方法。
对于“理性的”来说，再也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当然
似乎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我当作一个用可否证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帕斯摩尔正确地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归因于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
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早于它的信条的瓦解。维也纳学派是一个令人佩服的组织，它确实是一个哲学家与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密切协作的独一无二的研究班子，这些人对逻辑和数学基础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位最伟大的创新者：卡尔·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
因为卡尔纳普在这里是在为理性、为更伟大的智力责任申辩，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正是在这种总的态度方面，启蒙的态度方面，以及对哲学的批判观点方面——对哲学不应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我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与它的精神之父贝特兰·罗素是非常一致的。
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为什么现在他把他所谓的我的“方法”（“方法”Ｂ）看成是迄今为止在认识论中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物理学中检验陈述的演绎方法，是把所有的陈述，甚至检验陈述本身都看作是假说性的和猜想性的渗透在理论中的方法。
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这一点被英美的后继者承袭了下来。 18．
我曾试图提出一种人类知识理论，但是我对人类知识的看法与古典哲学家们的看法迥然不同。一直到休谟、穆勒和马赫，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人类知识看成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甚至休谟，他自认为是个怀疑论者，并且写了《人性论》希望彻底改革社会科学，也几乎把人类知识和人类习惯混为一谈。
当我认识到玻恩的量子理论统计学诠释的意义时，我才开始有所领会。起初，我并不喜欢玻恩的诠释：薛定谔原先的诠释由于美学上的理由，并且作为一种关于物质的说明吸引了我；但是一旦我承认这种诠释是站不住脚的，而玻恩的诠释是十分成功的，我就坚持后一种诠释。因此，使我费解的是：如果玻恩的诠释被人们所接受，那么一个人又怎样能够坚持海森堡对他的测不准公式所作的阐释。似乎显而易见，如果量子力学应该用统计学来加以诠释，那么海森堡的公式也必须作如此诠释：它们必须被诠释为散射关系，也就是诠释为规定量子力学实验任何系列统计学散射的下限或齐性的上限。
薛定谔告诉我，他为量子力学而怏怏不乐，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
当我离别玻尔时，他那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积极热情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也几乎觉得无疑他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
这使我去思考“理解”问题。玻尔以某种方式断言，量子力学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古典物理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不得不顺从这一事实：量子力学只能部分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古典物理学的中介去理解它。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通过古典的“粒子图像”达到的，大部分是通过古典的“波图像”达到的；这两种图像是不相容的，它们就是玻尔称为“互补性的”
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通过古典的“粒子图像”达到的，大部分是通过古典的“波图像”达到的；这两种图像是不相容的，它们就是玻尔称为“互补性的”
有趣的事实是，爱因斯坦本人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他后来摈弃了这种诠释：他在1950年告诉我，他犯过的任何错误都没有像这个错误这样使他感到懊悔。这种错误以真正严肃的形式表现在他的普及读物《相对论：狭义和广义理论》一书中。
真理是符合事实
对象语言与一种（语义学的）元语言——我们用以谈论陈述和事实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在理解一个陈述怎么会符合一个事实方面就不会有很大困难了。
一旦我们理解了一种对象语言与一种（语义学的）元语言——我们用以谈论陈述和事实的语言——之间的区别，在理解一个陈述怎么会符合一个事实方面就不会有很大困难了。
《研究的逻辑》中所处理的根本问题就是物理学中概率陈述的可检验性。
我把（而且仍然把）一种理论的验证度仅仅看作是对过去表现质量的批判报告：它不能够用来预测将来的表现。（
这种理论迄今为止比它的竞争者更经得住批判：没有比愿意接受批判的概念更好的理性观念了
一个理论的验证度就是一种对实践的理性指导
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是一种邪恶，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
我的《研究的逻辑》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影响远超出维也纳以外。评论之多、评论所用语言之多都超出25年后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甚至用英语写的评论也更详尽
在我1936年的访问中，有一次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艾耶尔带我去参加的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也许是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讲了话。
我的印象是新西兰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也是最容易治理的国家。
我在哈耶克的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讲演，这篇讲演包含着（或我认为包含着）将《研究的逻辑》的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初我曾想把它称为：《虚假的先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
我认为自由又可能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统制主义”）的思想之下
这两本书都是从《研究的逻辑》的知识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从我的这种信念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在知识理论及其中心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无疑的？”）上往往不自觉的观点，对于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政治的态度是决定性的。
“理性”和“理智”的最好意义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
《开放社会》含有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某种批判，这种批判几乎完全被维特根斯坦的评注者忽视了。
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希腊思想家》
我在《贫困》中已讨论的一个思想是预见对被预见事件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因为神谕在导致实现其预言的一连串事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
我在《贫困》中已讨论的一个思想是预见对被预见事件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因为神谕在导致实现其预言的一连串事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提出的，很奇怪他们看不见这有趣的事实，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病人做的梦本身往往带有心理分析学家理论的色彩。弗洛伊德称它们为“强制性梦境”。）我一度认为俄狄浦斯效应的存在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了开来。
我对这个效应可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区分的标志这种想法作了反驳
为什么逻辑和算术的演算可应用于实在？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点：哲学中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有语言上的困惑。因为这个论点是我最讨厌的，我决定谈谈“有哲学问题吗？”。
我打断了他，提出了一份我已准备好的哲学问题清单，例如：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认识事物吗？我们通过归纳获得我们的知识吗？维特根斯坦把这些问题作为逻辑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加以排除。于是我提到是否存在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的问题，他把它作为数学问题排除了。（这个排除已写进会议记录。）于是我提到道德问题以及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炉旁，神经质地摆弄着火钳，有时用火钳作教鞭强调他的主张，这时他向我挑战说：“举一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我回答说：“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访问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顿时在盛怒之下扔掉火钳，冲出房间，呼地一声把门关上。
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内，我收到了从新西兰寄来的一封信，问我维特根斯坦和我用火钳打了起来是否是真的。离家越近，传说的夸张程度就越小，不那么夸张
因为我认为作一次讲演的惟一理由是：引起异议。这是讲演能够比印成文字更好的惟一方面。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我讲的话题。此外，同维特根斯坦的争论涉及到一些根本原理。
我发现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是英国哲学家们向非实在论认识论调情的倾向：现象主义、实证主义、贝克莱或休谟或马赫的唯心主义（“中立一元论”）、感觉论、实用主义——这些哲学玩意儿在那时仍然比实在论更为流行。
我认为语言哲学之坚持常识和实在论的努力是日常语言哲学最好的方面。但常识尽管往往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它的实在论方面），也不总是正确的。仅当常识有错误时，事情才真正有意义。恰恰是这些场合表明我们亟需启蒙。
但是我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比仅仅苦思冥想（且不说神授的自我沉思）要好得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苦思冥想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平静的生活，但是它是高度自满自足的——柏拉图意义上的自满自足（autark），尽管生活当然不可能是完全自满自足的。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喜欢住在伦敦，而自从我们在1950年迁往白金汉郡的潘恩后，我想我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
幸福的许多重要源泉之一是各处看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思议的世界的新面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可思议的作用。
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来听我的讲演这一事实，我认为是我曾受到的最大的赞扬。
我试图说服他放弃他的决定论，他的决定论总起来说是这样一种观点：世界是四维的巴门尼德式的积木式的宇宙，其中变化只是一种人的幻觉，或非常接近于人的幻觉。（他同意这曾是他的观点，在讨论这种观点时我称他为“巴门尼德”。）
生命的进化，有机体尤其是高等动物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不可能根据把时间解释为仿佛它是另一（各向异性的）空间坐标的任何理论来理解。毕竟我们并不经验到空间坐标。这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它们当作实体，它们几乎完全是任意的结构。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把时间坐标——固然是适合于我们惯性系统的坐标——看作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绝对的，即不可改变的，不受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的影响（除了改变我们的运动状态外）呢？
我也试图表明尽管唯心主义观点同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是相容的，支持“开放的”宇宙的立场应该鲜明——在这个宇宙中未来决不包含在过去和现在之内，即使他们对它施加种种严格的限制。我论证说，我们不应被我们的理论弄得转了向而太轻易地放弃常识。爱因斯坦明确表示他不想放弃实在论（对于实在论，最有力的论据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
所以我论证说，关于时间，还有关于非决定论（即物理学的不完备性）的情况，与关于实在论的情况恰恰相似。我诉诸他自己用神话术语表达事情的方式说道：如果上帝想一开始就把一切事物塞进世界中，上帝就创造了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有机体和进化以及没有人和人的变化的经验的世界。但是上帝似乎考虑到一个产生连上帝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件的活宇宙比一个死宇宙有趣得多。
因为哥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会起作用：鉴于物理学的数学背景，为了回答在任何给定的（形式化的）理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充其量需要无穷系列的这类真的理论
更为简单的理论是可取的，由于它有更大的排除可能事态的能力，即由于它的更好的可检验性。
很难表达对爱因斯坦个性的印象。也许可以这样说：同他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不能不信任他，不能不无保留地信赖他的直率、他的和蔼、他的强判断力。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几乎是儿童般的天真。这样超凡出世的一个人不仅活着，而且得到正确评价，受到极大尊敬，这对于我们的世界、对于美国还是说明了一点问题的
我提出一切科学讨论从问题（P1）开始，对于问题我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的解决——试探性理论（TT）；然后批判这个理论，试图排除错误（EE）；并且正如辩证法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又重新开始：理论及其批判性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后来我把这种情况概括在下列图式中：我在讲演中常常利用这个图式。
实际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由于发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事件。
实际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由于发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事件。但这意味着有机体——不管是人还是阿米巴——通过演变某种期望或某种其他结构（比方说一个器官），再使自己（也许笨拙地）适应它的环境。然而这种适应是提出理论的前意识形式；由于任何实际问题的产生与这种适应有关，因此实际问题本质上是浸透着理论的。
问题不易鉴别或描述，除非像在考试中那样，确实有人把现成的问题提供给我们；但是甚至在考试时我们可以发现，考试教师没有把他的问题表述清楚，而我们可以表述得更好。因此经常有表述问题的问题——以及这是否是真正应被表述的问题的问题。
薛定谔从叔本华那里吸取他的唯心主义。
我们另一次剧烈冲突同我的论文《时间之矢》有关，在该文中我断言不可逆的物理过程的存在，不管是否有熵的增加同这些过程联系在一起。典型的例子是正在扩展的球形光波，或把粒子送至无限（牛顿空间）的一个过程（如一次向心聚爆）
但是当我要薛定谔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时，他指责我无情地破坏了物理学中最优美的理论——这个理论有深刻的哲学内容，没有一个物理学家敢损害这个理论。他认为一个非物理学家攻击这样一个理论即使不是亵渎的，也是放肆的。
再一次冲突是关于在他绝妙的《什么是生命？》一书中的一个论点——我认为这个论点并不重要，但他认为十分重要。这本书是天才的著作，尤其是“遗传密码”一小节，题目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最重要的生物学理论。确实，这本书是个奇迹：它是写给受过教育而非科学家的人看的，但包含着新的、成为先驱的科学思想
“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说一块物质是活的？”对于这个问题，薛定谔在下一节的标题“它以负熵为生”中提供了答案。该节的第一句说：“正是通过避免迅速地衰退至惰性的‘平衡’状态，使得一个有机体表现出如此不可思议……”
薛定谔问道：“我们如何用统计学理论表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不可思议的本领呢？它靠这种本领延迟了衰退至热力学的平衡（死亡）。我们前面说：‘它以负熵为生’，可以说是它自动吸取负熵流……”且他又补充说：“因此，一个有机体借以使自己在高度有序性水平（＝低熵水平）上维持稳定的方法，实际上是连续不断地从它的环境中吸取有序性。”
但是我们的译码系统也可以被异常条件引入歧途
这将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它不把正常的知觉描述为我们主观知识的主观来源或主观的认识论基础，而是描述为机体的客观成就，通过它机体解决了一些适应问题。而根据猜想这些问题是可以详细说明的。
也许对于客观主义观点最重要的是承认（１）客观问题，（２）客观成就，即问题的解决办法，（３）客观意义上的知识，（４）批判，它以用语言表述的理论为形式的客观知识为前提。
虽然我们可能感到被一个问题困扰，并强烈地要解决它，但问题本身是客观的东西——正如苍蝇，我们受它困扰，并且强烈地要摆脱它。说它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它存在着，它在某些事情上可能起作用，这些都是猜想（恰如苍蝇的存在是一个猜想）。
例如几何理论和物理理论属于客观意义的知识世界（“世界3”）
批判可以说是在非基因（体外）水平上继续自然选择的工作
他十分简单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考虑到涉及陈述和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论必定能谈论（a）陈述以及（b）事实。为了能谈论陈述，就必须使用陈述的名称或陈述的描述，也许还有像“陈述”那样的词，即理论必须用元语言、用人们用以谈论语言的语言。而为了能谈论事实和有意义的事实，就必须使用事实的名称或事实的描述，也许还有像“事实”那样的词。一旦我们有了元语言，类似这种我们能用以谈论陈述和事实的语言，就容易就陈述和事实之间的符合作出断言；
因此用相应的元语言谈论陈述和（有意义的）事实之间的符合是可能的，甚至一眼看出就是可能的。谜就这样解开了：符合并不包括陈述和事实之间结构上的相似，或类似图画和所画景色之间那样的关系。
“是真的”是元语言的谓语，陈述的属性
塔尔斯基的结果出乎意外地浅显，似乎是它为什么难以理解的一个理由。
塔尔斯基所挽救的真理符合理论是把真理视为客观的理论：把真理视为理论的性质而不是视为经验或信仰或类似主观的东西的理论。真理也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于某一组假定（或信仰）而言的，因为我们可以询问任何一组假定，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就是无所不知的了，至少潜在地说是这样，但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根据哥德尔和塔尔斯基的工作，我们甚至不可能有用于算术陈述的普遍的真理标准，虽然我们当然能够描述无穷集真的算术陈述。
然而我们没有普遍的有效性标准——即使我们把我们自己局限于纯算术陈述也没有。
如果我们尚未确定一种推理的有效性，那么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受猜测——即受直觉引导；没有直觉不行，但直觉多半把我们引入歧途。
而用直觉思考全然不同于诉诸直觉，诉诸直觉思考当然不如诉诸论证。
仍然广泛持有的观点是，在逻辑中我们不得不诉诸直觉，因为没有循环论证就不可能有支持或反对演绎逻辑规则的论证：一切论证必须以逻辑为前提。
至于归纳（或归纳逻辑，或归纳行为，或通过归纳、通过反复、通过“训导”而学习），同休谟一致，我断言不存在这种东西。
有其他问题留待未决，也可称为归纳问题，例如未来是否与过去一样。但我认为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这种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未来部分地与过去一样，部分地与过去根本不一样。
演绎的有效性不可能被有效地证明，因为这是用逻辑证明逻辑，是循环论证。
演绎的有效性不可能被有效地证明，因为这是用逻辑证明逻辑，是循环论证。然而据说，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事实上可澄清我们的观点，加强我们的自信。对归纳也是如此。归纳也许不能得到归纳证明，然而关于归纳的归纳推理是有用的和有帮助的，如果不是不可缺少的话。
某一演绎推理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反例的话。因此有一种客观的批判检验方法可供我们使用：对提出的任何演绎规则，我们可以试图设想一个反例。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这个推理或推理规则就是无效的，不管它是否被某些人甚或一切人认为直觉上是有效的
我能够从我读到的所有归纳主义文献中引出的最好规则是像这样的东西：“未来很可能与过去不是那么非常不同。”
当然，这是每个人在实践中都接受的一条规则；而且如果我们是实在论者（我相信我们都是，不管有人可能说什么），我们也必须在理论上接受这条规则。然而这条规则是如此含糊不清，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尽管它含糊不清，这条规则假定的东西太多了，肯定比我们（因而任何归纳规则）在一切理论形成前应该假定的东西多得多；因为它假定了一种时间理论但这是预料之中的。
因此，归纳是一种神话。不存在“归纳逻辑”。虽然存在着一种概率计算的“逻辑”诠释，
对归纳并不存在不必遗憾，没有它我们干得也蛮好——我们有作为大胆猜测的理论，我们尽可能严格地、用我们最大的聪明才智来批判和检验这些理论。
它的有效实践不是因为它是成功的，或可靠的，或者都不是；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它必定会导致错误，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找出这些错误，并且试图排除这些错误。
并且我用批判代替辩护：我们决不能为一个理论辩护
我把猜想性知识的增长本身又同越来越接近真理、近真度或逼真性日趋增长的思想联系起来
因此我曾就我的实在论论证写道，它“表示对我们世界规律性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信仰（我所持有的一种信仰，没有这种信仰，实际行动是几乎不能想象的）”
这个纲领立足于倾向实在性的思想上和概率的趋向性诠释上。
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并且尽管它无疑是眼下最好的，也还能够对它稍作改进。
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科学理论，它比它的竞争者更好地经受住了批判和检验因而接近真理时，我们作为实在论者就要接受它，把它作为实践行动的基础，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或更接近真理的）科学理论。但是我们不需要承认它是真的，我们不需要信仰它（信仰就意味着相信它是真理）。
对20世纪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几乎没有一个伟大人物可与恩斯特·马赫相比拟。他影响了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科学哲学以及纯（或思辨）哲学。他影响了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威廉·詹姆士、伯特兰·罗素——这里只提及几个人的名字。
作为基本粒子的力学理论，量子力学有客观的方面。作为概率理论，它又有（或他们认为有）主观的方面。
但是概率理论既不是基本的物理理论，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主观性的理论，是由于我们知识的不完备性质而必须引入的理论。由此得出结论，量子力学尽管有它卓越之处，它不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而是一个不完备的（因为它的统计学性质表明它用不完备的知识工作）理论，而我们必须探索的客观的或完备的理论不是一种概率的理论，而是一种决定论的理论。
就单个事件而言，例如一个光子的发射，概率只是对我们无知的评价。因为如果这类事件重复许多次的话，客观概率告诉我们的只是平均发生的事，关于单个事件本身，客观的统计性概率什么也没有说。
主要想法是：趋向性可认为是物理实在。趋向性是倾向的量度。可测量的物理倾向（“势能”）已由场论引入物理学
生命只有在切割较深的熵谷那侧才有可能，并且让我们称这些熵有变化的区段为“世界”。
时间仅在动物经验之内，仅在熵增加的方向上才有矢，根据这种生物学假说，熵增加的定律成为一个必然的定律——但仅在主观上才是有效的。
它视单向变化为幻觉。这种思想使广岛的灾难成为一种幻觉。因此它使我们的世界成为幻觉，也使我们发现更多的有关我们世界的东西的一切努力随之而成为幻觉。
我指的是原先由列奥·斯齐拉尔德提出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每当我们有关一个系统的信息减少时，该系统的熵就增加，反之亦然。
信息＝负熵；熵＝缺乏信息＝无知
我确实相信第二定律实际上被布朗运动反驳了
第二定律描述的本质上是统计学的效应
我们会继续听到说“熵——像概率一样——是知识缺乏的量度”，机器能由知识驱动，像斯齐拉尔德的机器一样。我想，只要有主观主义者提供这样的不可知论，将继续产生夸夸其谈和熵。
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
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含有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即通过达尔文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的训导而使知识成长的理论；
达尔文理论——在广义上，是试探和排除错误理论
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
设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就被淘汰掉。
如果产生允许生命存在的境况，如果有生命起源，那么这整个境况使达尔文主义的概念成为一种境况逻辑的概念。
我并不认为达尔文主义能说明生命的起源。我认为十分可能的是，生命是如此极其不可几，以致什么主义也不能“说明”它为什么起源；因为统计学说明最终必须有很高的概率才行。但是如果我们的高概率不过是那种低概率由于可利用的时间的无限才成为高概率（正如玻尔茨曼的“说明”中所说的，请参阅35节注以前的正文），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说明”几乎一切事情。
变异：有“小的”变异（也许还有其他变异）。最重要的变异是“偶然的”和可遗传的突变。
遗传和变异的基因理论甚至可以承认有控制其他基因变异性的特殊基因。因此我们可以到达一个等级系统，甚或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结构。
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
说现在存活着的一个物种是适应它的环境的，事实上几乎是同义反复。
适应或适合被现代进化论者定义为生存价值，能够用在生存中的实际成功来量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来检验这样一个无力的理论。
然而这个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们的知识怎么能够增长，像自达尔文以来知识已经增长的那样。在试图说明比方说细菌变得适应青霉素的实验时，很显然自然选择理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虽然它是形而上学的，它对十分具体和十分实用的研究有许多启发。它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研究对新环境（例如沾染青霉素的环境）的适应：它提示适应机制的存在，它甚至使我们能够详细研究作用机制。它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做到这一切的理论。
从逻辑的观点看，渐进性是这个理论的主要预见。（我认为它是这个理论的惟一预见。）
一只鸟具有新的技能，但没有新技能为之服务的新偏好，就不会处于有利地位。
我认为用解决问题的术语可使这些概念更清晰多
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物种经常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采取了它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的形式。许多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生死存亡问题。寻找一个好的筑巢地的问题可以是一对鸟的具体问题，并不是这些鸟的生死存亡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一个它们后代的生死存亡问题；
大多数问题与其说是因生存而提出的，不如说是因偏好，尤其是本能的偏好提出的；
我猜想生命的起源和问题的起源是一致的。这与我们能否期望生物学终于可还原为化学以及进一步还原为物理学的问题不是不相干的。我们有朝一日将能够从无生物中重新创造出生物来，对此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希望的
有机体的问题＝如问题：我怎样生存？我怎样繁殖？我怎样变化？我怎样适应？
机体的问题不是物理学的：它们既不是物理学的事情，又不是物理学的定律，也不是物理学的事实。它们是独特的生物学实在；它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实在的”：它们的存在可以是生物学结果的原因。
如果它们不能自我调整，它们仍然不是“活的”（在完全的意义上）：实现这一点，它们需要复制加上真正的变异性。
我提出，事情的“本质”就是解决问题。
可是我们不应谈论“本质”，这个术语在这里不是认真使用的。如我们所知，生命由解决问题的物理“体”（更确切地说，结构）组成。不同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学会解决问题，就是说通过复制加变异的方法，变异本身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学会的。这种复归不一定是无穷的——确实，它可以追溯到倏忽进化的某个相当确定的时刻。
单个机体对每一个行为的变革都使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它等于是有机体选定甚或创造一个新的生态龛。
因此有机体通过它的活动和偏好部分挑选出将作用于它及其后裔的选择压力。因此它主动地影响进化将采取的进程。
我已清楚地把握了一个思想：当试图把它写下来时我发现我还没有掌握它。这个“它”，这个我还没有掌握的东西，这个在我已经把它写下来或无论如何我已经用语言把它明确表述出来使我能够从各方面批判地看它，以前我不能十分肯定我已掌握的东西，这个“它”，就是客观意义上的思想
当然书籍的物理形状是不重要的，甚至物理上的不存在也不影响世界３的存在；想一想所有“失传的”书籍，它们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寻找就行了。往往甚至是提出一个论据就有很大意义。重要的是逻辑意义上或世界３意义上的内容显然，所有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必然对世界３对象感兴趣。一个物理科学家首先可能主要对世界１对象——比方说，晶体和Ｘ射线感兴趣，但是不久他必定会认识到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事实的解释，即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因此也就是取决于世界３对象。
问题、理论和论据像桌子和椅子一样“实在”吗？
柏拉图相信形式或理念——概念及其意义或本质的实在性
我准备接受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按照这个出发点，首先，只有像桌子和椅子、石头和桔子那样的物理的东西才被称为“实在的”。但这只是一个出发点。第二，我们几乎必定要大大扩展这个术语的范围：煤气和电流可使我们致死，我们不应该称它们为实在的吗？铁屑可使磁场看得见。谁能怀疑，像电视那样熟悉的现象说明必须把某种实在性赋予赫兹的（或麦克斯韦的）波？
我们应该称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图像是“实在的”吗？我想我们应该，因为我们借助各种摄影机可以把它们拍摄下来，而且它们是一致的，像独立的目击者一样。但是电视图像是接收机用以解译借电波传递的高度复杂的和“抽象的”信息的一种过程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称这些“抽象的”、已被解译的信息是“实在的”。它们能被解译，解译的结果是“实在的”。
但是像麦克斯韦和赫兹的那些理论的内容，即世界３对象大大改变了我们物理东西的世界。因此应该把这些对象称为“实在的”
改变不是由书本的物理方面引起的，只是由书本以某种方式“载有”信息、信息内容、自在的理论这一事实引起的
书被人读，就需要人的精神、世界２的干预。
人们已经发明了自然数，或者比方说在自然数系列中的无穷方法。但是素数的存在（以及没有最大的素数这条欧几里得定理的有效性）是我们发现的。它是在那里，我们不能改变它。它是我们的发明的一个意想不到和预见不到的后果。并且它是一个必然的后果：我们不可能回避它。因而像素数、平方数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是由世界３本身“产生的”，毋需我们的进一步帮助。就此而言，可以说它是“自主的”
与自主性问题有点关系而我认为不那么重要的是世界３的无时间性问题。如果毫不含糊地表述的陈述此刻是真的，那么它就永远是真的，过去也一直是真的；真理是无时间性的（谬误也是如此）。例如矛盾性或不相容性等逻辑关系也没有时间性，这甚至更为明显。
因此我们有一个无时间性的世界３，存在在生命出现以前以及一切生命消失以后，这是一个人们对它多少可以作出一些发现的世界。
我认为世界３基本上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正是我们创造了世界３的对象。这些对象有它们自己固有的或自主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意想不到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法则的一个实例（尽管是十分有趣的例子），这个法则是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有这样的后果。
因此，我把世界３看作人类活动的一种产物，它对我们的反作用与我们物理环境对我们的反作用一样大，甚或更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有一种反馈作用：在行动时我们总是间接地作用我们自身。
更确切地说，我认为问题、理论和批判论证是人类语言进化的一个结果，并且是反过来对这种进化起作用。
这同真理和逻辑关系的无时间性是完全相容的，并且它使世界３的实在性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它与其他人类产物一样实在，与编码系统——语言一样实在；与例如大学或警察局那样的社会机构一样实在（甚或更实在）
有些动物的产物（例如巢），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人类世界３的先驱。
我们可以把人类精神的一切产物，例如工具、机构和艺术品都包括在更广义的世界３中。
我们体验快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且不说牙痛了
我们是肉体化的自我或精神或灵魂。
我们有时自己制造问题，由于在谈论世界时被弄糊涂了；但是为什么世界本身不应该包含有一些实在困难的秘密，也许甚至是一些不可解决的秘密呢？谜也许存在，并且我认为它们存在。
并把人类的心看作理论、批判论证以及例如错误、神话、故事、妙语、工具和艺术品等其他许多东西的生产者。
作为一种工具的描述性语言的第一个（以及几乎是人的）功能只为真实的描述、真实的报告服务。但是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语言可用来说谎、“讲故事”。我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才使语言成为真正描述性的和真正人类的。我认为这导致讲说明性的故事，导致制造神话；导致批判性的检查、报告和描述，因而导致科学；导致想象性的虚构并且我认为导致艺术——用图画形式讲故事。
人类特有的世界２——自我的完全意识——是制造理论的反馈产物。
自我的完全意识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出现：只有在我们对其他人的知识已发展后，并且只有在我们已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以及尤其在时间上延伸以后：只有在我们对于我们的意识在睡眠中定期中断已有清晰的概念，并且已发展出一种我们身体——从而我们的自我——在睡眠中保持连续性的理论以后才能出现。
儿童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期望总有一天长大成为成人，以及在过去已存在一些时间的意识。因此它涉及生或死的理论问题。
我们往往处于一种活动紧张的精神状态，而同时完全忘掉了我们自我，尽管在一提醒时总能够想到我们自己。
这种不是自我意识的紧张精神活动状态尤其存在于智力或艺术工作中；试图理解一个问题或一个理论；或者欣赏一部使人全神贯注的小说，或者弹钢琴或走象棋。
在这些状态中，我们可以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总有迹象表明我们已忘掉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用最大的注意力所从事的，是努力把握世界３对象，或努力创造它。
我认为这是比感知一块桔黄色圆斑更为有意义、更具特征性的精神状态。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只有人类的心才有这种状态，但我们发现在追捕的动物中，例如在试图逃脱危险的动物中有类似的集中注意力状态。
在承认世界３随我们而起源时，我强调它的相当大的自主性，及其对我们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自我没有它不可能存在；它们固定在世界３中。
即批判地看它——以及把它做得更好，通过我们的行动及其客观结果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才能和我们自己。
正如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理论以及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制造者
正如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理论以及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制造者。我们从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理论获得的知识可以比我们曾传授给他们的更多。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从无知的泥淖中拔出来，以及我们大家如何都能够对世界３作出贡献。
我猜想我们仅仅在同世界３的相互作用中成长并且变成我们自己，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那么我们大家都能够对这个世界作出贡献，那怕只有一丁点儿，这个事实就能够给每个人以安慰，尤其是给那感到他在思索时发现了比他应得的幸福更多的人以安慰
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科学，由于科学的预见力我们能够“知道”历史决定论的“信条”最终将会胜利。胜利的不可避免隐含着西方应该投降，而不是试图——当然徒劳地！——用军事力量抵抗这种胜利不可抗拒的传播。
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不仅严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轻人有无限多的机会来选择他们的未来。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对那些愿意以多种方式过得快乐的人，有许多的机会。但是，也许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听取明智的批评，如果提出的建议是为了改进我们的社会，我们肯定会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仅改革开放，并且渴望改革自身。
出版社要求我为新版写第二篇后记，因为自从第一篇后记以来已经过了六年。我觉得我也许活得太久了
的确如此，我所有的近亲都去世了，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也去世了，甚至我的一些最好的学生也去世了。然而，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还活着，我还能从事我的工作，我感到愉快和幸福。我似乎觉得我的工作比以前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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