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

— 摘自 秦晖 《走出帝制》

• 有人说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产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爱式的管理”，伦理道德更不用说是全球独步。但这个样样都好的状态怎么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了呢

• 辛亥以后百年，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

• 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 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而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 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不相信“历史必然”的宿命。

• 他们当时如此决绝地不惜“动蛮”也要摆脱帝制，却为什么至今还没能完成宪政大业？

• 它们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

• 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

•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

• 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 6000 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 2100 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 5648 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 760 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 1600 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 200 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 1000 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 755 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 5291 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 70％，降为 1692 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 309 万户、1500 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 1190 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 7633 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 259 万户剧减到元初的 20 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 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30 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 40 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30 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 40 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 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 385 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 10 万人吧。从 385 万到 10 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

•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

• 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 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 这种价值观不可能覆盖全体国人，但它同样也从来没有覆盖过全体西方人，价值观的多元在任何民族中都存在

• 他们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的实用功效，更是基于一种政治正义的价值立场

• 刘锡鸿还特别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写下许多感慨。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以为这或许只是让外宾参观的“形象工程”，于是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

• 而英国的学校，也使这位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员感慨：“英之育成人才，用心为良苦矣！”他说英国无论贫富，孩子都能上学，有学堂、义塾、小学、大学之分。富贵人家，孩子可以“自延师”上贵族学校，穷人的孩子，也有公费的“义塾”。所学专业，哪怕是工商之事，“教规则礼乐也”，还是注重道德而不只是教人牟利的。在他看来，那里的学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遨游，不得逾越尺寸”，“每入其塾，规矩森肃”，俨然是儒家君子

•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有眼光的看法。自由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怂恿弑君犯上。恰恰相反，真孝子，何须严苛父权来恐吓？真敬君，何必生杀予夺之主乃尊？如果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吓下才作孝状，能是真孝子吗？如果在杀伐之威下才能尊君，君权一虚就墙倒众人推，所谓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这到底是尊君呢，还是尊“枪”畏权呢？

• 他也觉得这种“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的制度确有优越性

• 洋务官僚热衷船坚炮利而鄙视西方人文制度

• 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刘锡鸿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英夷才当真呢，实际上咱们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那是万万动不得的！

• 真是这样吗？老实说，看了晚清这些人的议论你就明白：这不是什么话语问题，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拿百姓不当人，谈民主固然理短，谈仁义道德也谈不过人家！戊戌前的这些人，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成这些人，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都是谈仁义道德谈出了“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他们都饱读诗书，长了个儒家的脑袋，只是还没有被“儒表法里”腐蚀完，在“乡愿”社会里还保留了一点“乡绅”气，他们还根本没用过自由、人权、宪政这些词，只是偶尔用过“民主”也还很词不达意

• 只要不是谈国际关系，也不与反侵略相矛盾，要讲内政讲治国，用他们的词儿，人家比你民主，用我们的词儿，人家也比你仁义。就是谈孔孟之道，人家那“天下为公”也比你那“天下为家”更合乎“三代圣贤之遗意”

• 与当年郭嵩焘刘锡鸿看到英国“上下同心”、“人民欢欣鼓舞”不同，这次杨晟看到的是西方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可能会以此幸灾乐祸地大讲那里“万恶的资本主义”激起人民抗议，但是杨晟却相反，他实际上是以民主政治中的抗争为“风纪纯美”，而暗与国内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风日下之景相比。杨晟与当年徐继畬、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乡绅”，因为按儒家思想，乡绅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于君主的

• 观察历史的大局一定要力求客观（不是说能够达到完全的客观，但至少要“力求”，如果不求客观甚至故意“创作”历史，那就很糟糕了），与现实保持距离。不能重复过去一味根据现实需要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过去需要鼓吹激进主义，就说辛亥革命不够激进不够“彻底”，现在提倡渐进改革，就说辛亥时代本来可以搞君主立宪和平改良、都怪革命派乃至立宪派无事生非瞎捣乱，那逻辑都是一样荒唐的。

• 我认为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对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们“仍须努力”，但他们的许多具体行为今人无法、也无须复制

• 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可能性很小也不等于全无，今天的许多条件也已不同于当年，仔细研究这些条件，探讨如何扩大和平改革的空间与可能性，当然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也相信这种努力可能实现。

• 列宁当年不仅拿了敌国（德国）政府的钱、由德国人安排回国，后来还确实在德军占领着大片俄土的情况下制止了俄国对德作战、签订了包括割让不少领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今天尚有很多人为他辩护，甚至还誉为伟大决策

• 前“黑”之怨主是地方官绅，后“黑”之怨主却是朝廷，这就落入了历来改朝换代大规模民变的传统由头：“官逼民反”了。川路公司的摊派不至于灭亡清王朝，而盛宣怀将之国有化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

• 我想其实不难理解：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 类似的事情在我国的历史上曾一再重演：西汉末豪强霸占土地颇多，农民很受其害。王莽以此为由头发动土地国有化，说是打击豪强，农民却受害更甚，结果农民反倒和豪强联合起来，一场大规模民变风暴把号称为了农民的王莽吞没了。北宋的王安石痛恨“兼并”，说是为保护小农要用官府垄断来制裁“大农、富工、豪贾”，结果在垄断中产生了蔡京那样的巨贪，而被“苏杭应奉局”、“西城刮田所”这类“国有化”措施逼反的农民们反倒跟随不堪官府“酷取”的漆园主方腊等，掀起了两宋最大的民变潮

• 当然这是现在，晚清还没有“现代化”和“西化”这两个词汇，那时说“变法”，说“新政”，说的都是学习西方

• 横向比较，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或大部分成员有这些偏好，而其他民族的人没有；纵向比较，某一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有类似偏好，而别一民族都有另一类偏好，那就可以说这些偏好属于该民族的“文化”了

• 偏好吃西餐的人中有这两种人，偏好吃中餐的人中同样可能有这两种人。说喜欢吃中餐的人必然倾向于饮食专制，而喜欢吃西餐的人才可能实行饮食自由，我想我们都会认为是对我们这些中餐喜好者或者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诽谤！

•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

• 在逻辑上把“选择什么”与“能否选择”混为一谈将导致严重的语义混乱，使讨论没法进行。比方说你主张“文化多元”，通常人们都理解为吃中餐与吃西餐、信基督与信孔子应该并存，这样你就只能支持饮食自由与信仰自由，倘若你又把“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当作两种“文化”来主张“多元”，并以此为神权专制的存在辩护，那在神权专制下信基督与信孔子还能并存吗？不能并存又怎么“多元”呢？

• 过去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是近代中西交往是个“三阶段”的过程：洋务运动时代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学西方的“文化”了

• 我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大型“民变”始于西周中期的“厉王流彘”，当时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不但横征暴敛，而且面对民怨沸腾又厉行言论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终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发动“民变”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

•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 康熙帝自己就曾下诏说：“……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

• 正如简又文先生所说：罚做农民是天朝“仅亚于死刑”的严惩，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无怪乎其只能发给高干阅读，

• 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产生“正统”之争，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

•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国内都已政教分离，国际关系上更是利益优先。

• 西历小月 30 日大月 31 日取代了中历的朔望月，但西历的 2 月却显得“不规范”，洪秀全比西历还西化，不接受这种“修正主义”，（就像我们的领袖曾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比人家更正宗）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更加正统（其实是更加原始）的“原教旨西历”了。

•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偏执加上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

• 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

• 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 19 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秩序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居于优势的阶层（所谓统治阶级）无求于教会，并且作为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他们通常会敌视传统秩序的可能颠覆者，因此教民以上流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穷人、劳动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无业游民和各种“痞子”）为主

•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要么别人欺负你，要么你欺负别人

• 教会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传教，就可能走向信仰自由的反面了。传统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弱者没有靠山会被欺负，但有强势教会做了靠山，就有可能扮演强者的角色去欺负别人了。同时所谓痞子，既是上流社会对底层抗争的一种蔑称（类同于“刁民”），也不能否认流氓无赖确实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他们平时被社会边缘化，一旦得势成为“权痞”，确实可能比传统的“权贵”表现还恶劣

• 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种态度是：你本来就草民一个，居然把自己当回事，该抽，抽了你大家都乖乖当草民就好了。另一种态度是：凭什么只有你才是回事，我们就不是？官家必须把我们都当回事，否则咱们就抽他。但是，后一种态度直到辛亥时才比较普遍。而在庚子年间，百姓往往只知道（或者说官府只让他们知道）前一种态度。

• 但这里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难题：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司法腐败的牺牲品而置之不理，还是改革司法体制实行公平法治，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对此，辛亥时人们普遍的回答，同样与庚子时不同

• 义和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 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 6 月到 8 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

•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

•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 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 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 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 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 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 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 1925 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

• 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 1870 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 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

• 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

• 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

•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转变。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

•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

• 笔者当年在广西农村插队 9 年，深知在那些统计数字背后，改革前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那时我们这些“初中 69 届”（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课，实际上就是 66 届小学生）在“广阔天地”里居然成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成了“民办教师”，甚至只读了 6 年小学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学”（那时农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

• 所以对于今天有些人极言那时农村的教育卫生如何好，我只有无言！

• 到 1962 年人均 GDP 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

• 从 1894 到 1931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净增了 3.52 倍；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 1.98 倍。虽然增长很快，但由于基数极低，

•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价得到的

• “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

•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

• 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华影响一直就是两面的：一方面，给我们带来耻辱和压迫；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进步，也确实是迫于外力。

• 今天看来，别人逼着我们进步，当然让我们很不爽。但是扛着这些压力，坚决不改革（如同庚子时的慈禧），难道就很爽吗？

• 多元力量对政治合法性的竞争，也促使其中的每一元都尽量表现“爱国”而不敢“卖国”

• 其实把过错归咎于所谓古已有之的文化劣性之说，有为具体的施恶者解脱之嫌

• 但当时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主要在于它的一党专政、独裁腐败。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当时打的，的确是这面“民主”（新民主主义）旗帜，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当毛泽东大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首先是：辛亥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总算民主了！老百姓再不受官老爷和腐败衙门的气了！官吸民脂、官逼民反的时代要变成官权民授、官为民仆的时代了！

• 这时共产党倡导打倒“四大家族”，推翻“蒋家王朝”，宣传“实行民主好处多”，自然就凝聚了人心。人们觉得政权更迭后就该民主了，人民就“站起来了”。

• 同时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那里盛行，

•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出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

• 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礼义富足”、“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发展到细究“群己权界”，对“法意”、“自繇”、“民权”、“个人”等概念都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使“法治”、“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等等成为流行话语；

•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

• 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贬义说法则是“北洋军阀”政府）。

• 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 从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畬就称道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17】；薛福成说西方“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18】；张树声

• 极言西人“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19】；郭嵩焘赞叹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20】；洪仁玕盛称美国“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21】；直到谭嗣同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22】总之，西方的统治者是选举产生，议会掌权，君主虚位，民权强大，令苦于专制的国人羡慕。这已然久矣

• 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 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走向“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边地，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愍徽钦之祸，南宋、南明之覆巢毁卵、军事上彻底败亡，皆不可同日而语，晋人、宋人、明人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夷狄”，何以晚清那一点点失败人们就会因此自认落后，要去学习对方

• 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而来的辛亥革命

• 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 “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 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 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 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用传统语言来说——他们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义！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信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

• 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国人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诚如郭嵩焘所言：“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

• 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

• 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

• 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

• 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

• 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 如韩非所言，臣之于君别无他情，效劳是为图官禄之赏，不反是因畏诛戮之罚，不能行赏罚的“虚君”谁把你当回事？

• 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部分国人一旦了解“夷情”，西方的民主共和便与中国传统古儒久被“儒表法里”体制所压抑的崇周仇秦情结一拍即合，使反“秦制”、学习“洋三代”的“引西救儒”思想逐渐发展起来

• 留日学生在 1905 年已达 8,600 余人，归国者也有 2,000 余人。

• 从初期倡导个人自由最力的章太炎及“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到后来成为共产党缔造者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

• 这就是韩非所谓的“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因此，在小共同体内提倡“各顾各”以瓦解其“聚”，就成了“秦制”的一大特色。法家提倡“性恶”，奖励“告亲”，禁止“容隐”，强制分家，“不得族居”

• 只有在“文明开化”时代（如当时的西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自由始可见矣

• 这时出现的明治维新更是以法代儒，犹如近代版的“周秦之变”。

• 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

• 1907 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

• 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他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

• 现代化”无论在中在西确实包含许多前所未有之事，但由于古今中外基本人性其实大致相同，现代化的文化形式其实是完全可以用过去已有的象征来冲击现有弊病这种“托古改制”的方式实现的。而且由于成功的变革必须在相当程度上考虑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与人们已知的符号系统尽可能兼容，一般都不会采取“一切推倒重来”的方式。

• 造成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首先是专制国家的漠视民权、奴役人民；不是杨度所骂的“家族主义”，而是秦以来的专制政治使人民与国家隔膜。

• 后来“秦并天下，焚诗书以愚其民，销锋镝以弱其民，一国政权悉操诸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预闻”，他们怎么能真心爱国？

• 这时劳乃宣等人当然也主张爱国，但他明言所爱的是宪政之国，而非“秦制”之国

• “礼教派”中当然不是没有一味护“礼”而不谈宪政的冬烘先生，但参与争论者绝大多数都如劳乃宣那样，在国家层面持明确的反专制、谋立宪观点，并认为杨度把抨击的火力集中于家庭有为专制开脱之嫌。

• “而我国民所以乏国家思想，其故在政治而不在族制。专制政治之下，其人民必无公共心、无国家观念，此其理稍治政治学者类能言之。论者乃以之归咎于族制，……其果遂足以救亡乎？”

• 而法治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程序正义吗

• 杨度所谓的“宪政”并非当时民间立宪派期望的英国式虚君宪政，而是日本式的“实君宪政”，甚至是秦始皇式的绝对君权。

• 但实际上他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不是使之成为宪政国家的自由公民，只是使之成为皇上的“忠臣”；让他们脱离虽不自由、一般还是温情脉脉的亲缘小共同体，只是为了那个“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大共同体。

• 每一方中都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更为悠久的“儒法之别”。劳乃宣谴责“秦制”的极权，而希望维护儒家珍爱的小共同体的温情脉脉；杨度则相反，他像韩非一样主张“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希望人人做“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为了无上的皇权可以杀爹杀娘

• 今天显而易见的是，贪官污吏太多是因为权力无制约、法治无保障、舆论无监督，而不是因为“家族主义”不够“广义”，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事君不忠非孝也”

• 所谓“帝王术”就是造就并维护皇权的法家权术，特点是蔑视道德与理性，迷信专制皇权，却不专忠某个帝王，而是如卫鞅之事嬴、韩非之入秦，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专择“野蛮”之主而事。王闿运曾劝曾国藩篡清称帝，杨度反对共和却不忠于清室，后来怂恿袁世凯称帝则是人所共知。据说以后他还曾希望蒋介石称帝；晚年他居然入了共产党，大概也是在其中发现了“英主”吧

• 杨度留日以后视野开阔，倒也不拘泥于“国学”及“东洋之学”，但无论中外东西，他喜欢的都既非“民主与科学”，亦

• 非道德与哲理，而只是权谋与武力：“毕〔俾斯麦〕相、拿〔破仑〕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

• 总体上蔑视文明，崇拜野蛮

• 在这以前，国人之先觉者学习西方是为了走出“秦制”，在这以后，学习西方却似乎是如日本人那样走出“周制”，甚至隐隐然是要走向“强秦”。过去的思想者盛称西方如“三代圣世”，而中国之弊则由秦汉始；现在的思想者却厌恶“三代”的“封建”，而视秦汉为西方式的“平等”

• 何况明确肯定秦始皇的也只是章、鲁和毛泽东等人，陈独秀等似无这种言论

• 家族长逼我嫁给某人是不行的，那么家族集体“民主表决”逼我嫁给某人行不行？当然也不行。因为我的自由人权既不是以族长个人威权，也不是以所谓家族多数意志乃至整体意志的名义可以剥夺的。但是，在大共同体面前，这种观念似乎就不存在。我反家长权也反皇权，但我对家族可以讲自由，对“民族”却似乎不能讲自由；我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却似乎应当为“人民利益”而嫁人。反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长包办婚姻，却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包办婚姻，在当时并不罕见。

• 对自由市场缺少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式的彻底信服，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做了不合适的选择。

• 但是“日本式自由主义”则不同，它直接有“暗道”通向反自由的体制，无论是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是俄式的极权主义。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之一，无论作为“章门弟子”传播自由个性还是后来走向左翼文化运动都堪称典型的鲁迅可以作为样本。

• 王元化先生曾指出鲁迅与其师章太炎一样深受留日时期的影响，一样“反儒不反法”，一样欣赏“法道互补”，一样称赞过秦始皇

•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的趋向极权化却没有改变

• 日本式自由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一战前即对中国有影响，代表是章太炎，一战后影响更大，代表是鲁迅。

• 鸦片战争后因“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而出现的转型机会，一变而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社会从“儒表法里”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只是变成了“马表法里”。

• 但明确“群己权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无疑是个普遍规则。

•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本来都是“西学”的左右两翼，前者倡平等，后者争自由

• 法家学说成为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两者共同的牺牲品”

• “平庸的权利”需要高尚者来争取：关于时尚娱乐、个人自利和理想主义

• 陈丹青：时尚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时尚、娱乐、赌博、色情，包括所谓黑社会，我都看作进步。没有这些，谈不上改革开放。

•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希望大家只局限于一些感官的东西，就像希望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就是民主不能要”一样。原教旨主义以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信仰为基础，历史上很多专制制度在建立时非常需要它，动员人们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奉献自己的一切。一旦完成革命，到了坐江山的阶段，统治者就变得更喜欢犬儒主义，让人不去想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个阶段）在马照跑，舞照跳这个方面，就会发展比较快。

• 索尔仁尼琴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很多苏联的共产党人在沙皇时代都是英勇不屈的，但是到斯大林时代都变得很猥琐

• 其实很简单，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刑罚要比沙皇厉害多了，而且不仅是刑罚，还加上株连。当你不这样做我就要杀你老婆孩子的时候，再怎样的人恐怕也要屈服了。但是沙皇时代可能就不会这样。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船是只能上不能下的，你如果要下，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 陈丹青：纪德说过，斯大林的共产党是不容脱党的，脱党就是背叛。这是帮会性质的。

• 所谓的自由秩序无非是每个人都可以不信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平庸地活着，但是恰恰为了捍卫这些“平庸的权利”，就得要建立一种约束当权者的制度，而争取建立这种制度、要求约束当权者，当时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没有理想的人是不愿干的

• “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若能持守，不逾底线，低又何妨。”

• 鼓励慈善就是所谓的利他，但只能是自愿的，你不能要求别人去为什么东西而奉献。如果你自己要贡献，那肯定是高尚的行为，哪怕你为之献身的理想是乌托邦，也不影响你这种献身的高尚。但是如果你要求别人，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

• 第一，我的一毛我来做主，我必须是自由的。第二，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条件下，如果有一些人为天下而自愿牺牲自己的一毛，甚至更多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他有敬仰。但是这个敬仰不能成为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我们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别人的一毛，不能要求别人为据说是很崇高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权益。

• 如果我必须要做，不做就受到指责，那就不是慈善，是纳税，只有纳税才是我不能不纳的。那我捐得越多，不是我越高尚，只能证明这是一个苛捐杂税的时代，是一个重税的时代，和我高尚不高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 我觉得能够逼的不是捐助者，而是政府。政府应该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公民向政府纳了税，政府必须要承担。在这个事情上，政府做得再多，我们也不需要感谢，但是如果它做得不够，或者我们认为它做得不够，随时可以提出问责，理直气壮地问责，这是对政府的要求

• 不该对个人问责的，反而被问责，该对政府问责，却不能问，也不敢问，问了也根本没用

• 对于民间慈善家，我觉得可以指责的只有一点，假如他声称捐了，实际上又没有捐，就是所谓的诈捐。你可以指责他不诚信，沽名钓誉。陈光标如果没捐，也没说要捐，你不能指责他；如果他捐了，而且真的像他声称的那么多，指责他作秀更是没有道理—

• 中国的所谓强国，或者富国强兵这个过程，似乎总是伴随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倒退。这个是必然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好像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了。

• 俄国给中国人输进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外皮下的极权主义

• 但是马克思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到了苏联人那里，这些都没有了，变成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密不可分

• 有暗杀，说明国民党在媒体面前是相对的弱者，至少不够强。他没办法，要用极端的办法弄死你。现在任何媒体绝对是弱者。准确地说，媒体就是政党的一部分

• 缺少勇气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环境的闭塞，你不知道有一些其他的理想是可以追求的。像云南的知青，他愿意跑到缅甸去打仗，愿意把血洒在缅甸，这证明他们不是怕死的人，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去扮演索尔仁尼琴。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而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还会想到有这么一种角色。

• 并不见得是所谓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重，这都是靠不住的。压迫到了一定的极限值以后，就没有反抗了，人都弄麻木了。

• 正如奥斯维辛中的难友，也有很可歌可泣的感情，但是你不能说奥斯维辛就是很美好的

• 我们是广义的改革派，希望在体制的框架下去进行这种努力。

• 但是到了 1990 年以后，我们发表的言论、主张不再去考虑体制内人的想法了，不考虑哪些说法会引起体制的反感，哪些话用语言包装一下，会比较容易被接受。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有了一种彻底的独立思考。当然，从长远观点看，这三十年，变化其实是很大的

• 仅仅在十年前，在孙志刚事件以前，暂住证是随时随地得带在身上的。否则警察要你出示，你当时掏不出来，就可能被抓走，甚至可能被打死在收容所里。现在没有暂住证，在城里待好几年的人也有，不办这个证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 中国现在还有农民吗？农民是有土地、有家园、有权利、有记忆的人群

• 真正的乡村生活，男耕女织，鸡鸣狗叫，大人下地，小孩帮忙？唐宋诗词的田园生活，我在插队时还有，八十年代也还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 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农民就是农民，农村就是农村。在发达国家，农民是一种职业，和其他职业没有多少区别。他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其他人是完全一样的，

• 陈丹青：农村户口是原罪啊。据说乡镇学校老师骂孩子就说：“你不好好学习，一辈子农村户口！”这他妈叫什么话！可是太真实啦。

• 我们人为地提高人在城里安家的门槛，主要理由是如果迁徙自由，大家就会低成本地在城里安家，就会出现所谓的贫民窟。中国以此建立一种制度，要求这些人单身进城打工，住在单身宿舍里，把家庭留在农村，打不动工了就回去

• 但西方政府没搞计划生育。西方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西方政府是小政府，是有限政府，它当然只能承担小责任，有限责任。你是大政府，是无限政府，就应该对你进行无限问责的，从摇篮到坟墓都找你要的。你给不了就一直要被批判，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收钱是不行的，征税是不合法的，

• 我创造的一个词，叫做负福利制度。就这个福利仍然是扩大不公平，而不是扩大公平的。首先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得到，其次才是特权比较少的人有，最后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所以中国的现实往往是初始分配的不公平，加上二次分配以后，不公平会变得更厉害，

• 进一步发展下去，它就会变成正福利，然后才会产生现在西方左派、右派争论的，是主张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分歧

• 如果左派成功地提升了穷人的福利，右派成功地遏制了特权者的福利，中国就在朝着零福利的方向发展

• 要当真正的左派、右派，而不是拍马屁的左派右派。

• 向体制施加压力的途径是很多的，现在相当多的言论空间，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比如，关于福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是我们讲得不够，而不是不准我们讲。它收敛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变化。它就会与你谈判，它应该有多大权力，承担多大责任，然后我们讨价还价。这种机制就是宪政机制

• 为福利而问责，为自由而限权。这两个原则适用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所有的事

• 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

• 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从道不从君”的“古儒”风范，但大量的——如果不是更多的——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

•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 “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