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沉默

—摘自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他们虽然眼界风格各异，但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当成对人类行为中的事实与可能之间的乌托邦或经验的比较。
把野蛮与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关联性，将这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想像成万世不易、四海皆宜的准则，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有些虚伪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
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
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簿中
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
前所未有的是，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
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次要，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级。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
在现有的人才中，许多最优秀的已经投身于科学。在15世纪，他们自然是希望成为画家；而在今日，激发快乐的感觉，拥有精神自由、灵魂澄澈的感觉，都是属于物理学家、生化学家和数学家的。
尽管有无穷的魅力和持久的美感，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很少给人以终极兴趣。我的意思是，它们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人之可能性的知识与支配。
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学或统计学
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而这恰是埃斯库罗斯或但丁会认真探索的话题。
在选择过程中，批评就有用武之地
在对作品的首要意义和结构进行学术权威性的判断时，他必须选择。他偏爱那些与生者对话的作品
时下法国最好的小说背后都有狄德罗的力量
批评家可以充当中间人和监护人。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
阅读是行动方式。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像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焚书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自凡高以来，西方的眼睛看见松柏，无不注意到树梢上面冒出的烟火。
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玛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
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
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过是白丁而已。
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耶稣使徒告诉我们，太初有言。但他没有肯定地告诉我们，末日如何。
获得了彻悟，“道”才不再忍受语言必然掺合的杂质和碎片，不需要符合句法中天真的逻辑和线形时间观。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
得道的僧侣或道士，不仅要逃离世俗行为的诱惑，还要逃离言词。他隐入山洞、道观或寺庙，是沉默的外像。
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
法与语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对应起来。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
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我们甚至难以解释。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但在影子和实体之间有可辨别的连续性。对拓扑学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进行解释，可能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或者只有转换进入另一个特定数学语言的分支或“方言”。高等数学涉及的许多空间、关系和事件，与感觉材料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们是发生在封闭的公理系统内的“现实”。你只有用数学语言来讲它们才有意义和规范性。
当一个批评家设法将不确定性原理用来讨论行为绘画，或者讨论当代音乐中运用的即兴演奏，他不是把两个经验领域联系起来，他只是在说胡话。
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同样，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双方都对对方的世界盲然不见。
过去有些人，在环球航行已经成功之后，还认为地球是张平桌；在牛顿已经证明力学和惯性理论之后，继续坚信有神秘的推动力。今日的人文主义者就与这些榆木脑壳一样，捶胸顿足。
历史学家开始视他们的材料为可控经验熔炉中的元素。从对过去的客观审视中（这样的客观事实上是天真的幻象）得出的是统计模型
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纺成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
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它只有用特定的颜色话语和空间结构话语才能表现。非客观和抽象艺术拒绝了语言对等的可能性。油画和雕刻拒绝取名或标题；它只需要贴上“黑与白5号”、“白色形式”或“85号作品”等标签。
它拒绝听众辨别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拒绝听众将纯粹的听觉印象与任何语词化的经验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可能。
我一直论证的是这个观点：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现代大众传媒已经使英语退化到半文盲的状态。
相反，我们手上的语言工具，由于长期使用，已经破败。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
毫无疑问，只受过半瓶醋教育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果是言词的财富和尊严锐减。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用的语言，目的既不是沟通他对国民生活的真知，也不是提升听者的心智。它是故意要躲避或掩饰意义的需要。当对放射性辐射尘的研究被取名为“阳光行动”时，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已经陷于危机。
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在他的散文诗中，兰波设法将语言从因果律的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原因和事件展开之前，结果就以非次序的形式同时出现。这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段。
隐含在魏尔伦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音乐”——中的是这种迷人又迷惑的观念：一首诗歌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是其响亮的音调。追求音调模式而不是观念模式，产生出的系列诗学作品，只有真正配上音乐之时，才能发挥出全部内涵。
都市生活和工业生活的节奏让人在夜幕降临时就筋疲力尽。当一个人闲下来，音乐，哪怕是有难度的音乐，也比严肃文学更容易进入其中，给人带来享受。它令人心潮起伏，又不用费大脑。
维多利亚时代的求爱者将诗歌当成花环送给心上人，现在的情人会选择一张唱片，明显意味着要用音乐来完成白日梦或勾引。当看见新出的唱片封面，人们立刻意识到，音乐已经取代了我们生活方式不再提供的烛光和黑天鹅绒。
简单语词能够用来表达复杂思想和感情，简单语词也可能用来表达本身就很低级的意识状态。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经常有人指责他老是写猎手、渔夫、斗牛士和酗酒的士兵。这种写作对象的一致性，其实是他可利用的语言中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海明威的语言怎能传达更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
这些台词花哨、浪漫、累赘。
现代作家在引用比他们优秀的作家时很少不受惩罚。
在想像力需求的压力下，他的作品集结起语词的大军，征召长期睡眠或生锈的语词重新入伍，同时还吸收了新的语词。
维多利亚式夜谈
他努力使语言再次匹配经验世界的多重真实。
每个地方，知识分裂成碎片，越来越专业化，由技术语言守卫。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语言越来越少。我们意识到现实如此复杂，那些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理解或综合理解不再存在。
使用些粗糙的比喻来做，是散布虚假的谬论，助长理解的幻象。
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沌。
（语言为了自身必然的生命，找到了粗糙脆弱的人作为载体），人类就挣脱了沉寂。或者，借用易卜生的意象：用锤子一敲，沉默的矿石就开始了歌唱。
掌握语言，包含了一种自我流放的欲望——离开自然节奏和无名状态的动物世界。
因为诗人用语言筑成堤坝来阻挡遗忘，诗人的语词挫伤了死亡锋利的牙齿。我们的语言中有将来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光辉的事，是对死亡的一种颠覆——所以，先知，预言家，那些能把语言的活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能够看透未来，用语言来超越死亡。
诗歌努力逃离线性的、指称的、逻辑上注定束缚它的语言句法，进入诗人视之为即时、直接、自由的音乐形式。正是在音乐中，诗人希望能够解决这个悖论：一种创造者独具、带有他自己精神烙印的创造行为，如何在每个听众身上无穷更新。
兰波在做到一流诗人才能掌握和穷竭语言资源之后，转向了更高贵的语言——行动。孩童梦想和呓语，成人也一样。
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独自表达他的需要；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
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
《致密伦娜情书》（The Letters to Milena，这些是最好的现代情书，最不可或缺）总是反复回到充分表达的不可能性，回到作家的绝望（不可能找出还没有被污染的语言、还没有堕落到陈词滥调的语言、还没有被不加省察的浪费蛀空的语言
布尔说：“我在说话时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我沉默时对自己了解。”
对于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只有保持沉默。
在茫茫黑夜中，一切都变得模糊：没有名字，没有形状。
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内心最深层的体验。我越想解释自我，我就越不理解自我。
这个观点发展了契诃夫有效语言交流几乎不可能的看法，它在重压之下走向了沉默，
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
人文学科语言的泛滥，把琐碎的东西当作高深的学问反复批评，威胁着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抹杀了真正批评所需的精确与新鲜的个人体验。
精神分析是修辞华丽的八卦
这个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也不会在一声呜咽中结束，只会在一份报刊头条、一句口号、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点的黄色小说中结束。
对于诗人来说，肢解自己的语言要比用自己的才华或漠然去美化非人道好得多。如果集权统治有效地剥夺了任何诋毁和讽刺的机会，那么就让诗人停止写诗吧，也让那些离死亡集中营几里之外的学者停止编辑文学经典。正是因为那是他的人性的标志，正是因为它使人成为不断奋斗的生灵，语言，在野蛮之地，在暴行之时，不应该有自然生命，不应该是中立的圣殿。沉默是一种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
阅读受教育之人本应该阅读的大量好书，是度过大学三四年时光的愉快方式，比学经济学需要的数学或外语不规则动词要愉快得多。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莎士比亚、济慈或狄更斯应该说点儿深刻重要的新东西；这不但自相矛盾，而且令人困惑。对于文学经典，很少人能发出新见；年轻人就要发出新声，这几乎是吊诡的想法。文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理解文学也需要丰富的经验。
理解高贵、微妙、深邃的思想，理解文雅、崇高的感情
“集中营里那样做的人只是宣称他在读里尔克，但他没有读好里尔克。”这是遁词。事实上，他可能读得很好。
我甚至会说：至少可以设想，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书写文本是我们训练和追求的材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
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
如果我们要诚实对待自己和学生，许多问题就必须径直提出来。但我没有答案，我只有暗示和继续追问。
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也许是试金石，中等教育水平的现代读者几乎很难立刻进入其中任何段落。
汉语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种文化由地球上最大民族的能量孕育，许多特性表明它将主宰下一个历史时代，我们中有多少人努力学习过最基本的汉语知识？
人类史上九成的科学家现在还活着。过去25年中出版的科学论著，如果逐一放在虚拟的书架上，可以直抵月球
文学研究者现在能够并且有责任进入一片非常丰饶之地；这就是艺术和科学的中间地带，与诗歌、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甚至数学同等比邻，也就是语言学的领域，传播理论的领域。
对一定历史时期内语词资源和语法变化的准确分析，或许不久就会借用计算机来实现，这也许对文学史和阐释都有深刻的影响。
或许不久就会借用计算机来实现，这也许对文学史和阐释都有深刻的影响
有一门拉美印第安语言（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语言），未来（事物将要发生的概念）是放在说话者身后的。他能看到的过去，因为已经发生，所以完全在他前面；他转回身进入未知的将来。记忆朝前进，希望朝后转。这与我们在根隐喻中组合感情的基本坐标完全倒置。这种倒置如何影响文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句法是我们感受力和语词观念模式不断更新的原因？我们再换个词语范围大得惊人的著名例子。阿根廷的高卓人至少用了一百个词语来分辨马的毛皮底纹。这些词语先于对真正颜色差异的认知吗？或者说，这样的认知，是由于职业需要的强化，才发明新词？两种假说对于诗学发明过程和这个核心事实（翻译意味着融合两套不同的世界意象，融合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模式）都有深刻启发。
自从瑞恰慈开始论述诗歌本质以来，自从维特根斯坦开始探讨意义结构以来，传播理论的发展一直迅猛。
我们会相当惊恐去怀疑，一个研究莎士比亚并在其中获得乐趣的人，是否真的就少些能力管理集中营。
我们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
科学可能中立。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科学归根结底还是“微不足道”。科学不可能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暴行根源何在。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拯救我们人类，尽管科学对人类构成了最确切与直接的威胁。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中的伟大发现可能保持中立。但一种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
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花了三百页篇幅论述某个16或17世纪的作家之后，而不表明今日是否值得读他的态度。或者，借用克尔恺郭尔的说法：“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
把文学教成似乎是温文尔雅的职业，是例行公事，这比教不好还要糟糕。把文学教成似乎批评文本比诗歌更重要、更有利，似乎考试大纲比个人发现之旅、激情题外话之旅更重要，这样的教学尤其糟糕。
阅读完庞德《比萨诗章》（Canto）第八十一章之后，依然能够不受改变，这样的阅读与翻阅图书馆条目何异。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在即将出版的一部小说中，地球的探险主人公沉溺于与外星人手淫。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新奇。试想，我们可以利用任何东西来替代外星人，不管是海草还是手风琴，是陨星还是月球浮石。与来自银河系的怪物进行手淫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会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拓展我们的性领域。
尽管许多人用抒情的口吻私下津津乐道于性行为的变化无穷、动力无限，但实际上，性行为真正可能有的姿势、高潮次数和想像空间相当有限。
从西奥多拉皇后决心“同时充分满足身体所有的欲‘洞’”以来，性方面的发明要少于食物的发明；
性高潮的机制暗示了相当快的衰竭和频繁中断。神经系统的组织结构先天就注定，人体不同部位同时得到刺激时，往往产生一种单一的模糊感觉。
无论是逛伦敦查令十字街，还是逛巴黎的旧书摊，闲逛者都知道，黄色书籍雷同得叫人发疯。
两部作品都没有丰富人类的情感，贡献的都是垃圾。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真正丰富了我们惯常的引诱方式
它们大量关注性体验，是因为现代作家在性中发现了最后的开放空间
写作黄色书籍，是反抗守旧世界的一种必要参与方式……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在与两个裸体东方少女以及她们的英国老鸨运用各种姿势颠鸾倒凤之时，哈里斯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的确可以证明，马克思的许多思想都经不住推敲。真正的自由只有放荡不羁之徒，哪里轮得到无产阶级。”整个身心都在忙那活的哈里斯，他的形象不经意地否定了《资本论》值得上一张门票价。
道德审查制度是过去的遗产，来自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主宰。
当作家的感受力最为人道，当作家用语言最周到、最个性、最丰满的谜一样的人类交流，去理解和重演生活的奇妙、繁复和弹性，只有在此时，作家的感受力才最自由。
文学要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生动的对话，作家必须表现出两方面的尊重：尊重读者成熟的想像力；更复杂、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笔下人物的完整性、生活独立性和核心。
尊重读者，意味着诗人或小说家邀请读者意识共同参与创作过程。他不会全盘托出，因为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或弱智而写的初级读物。他不会说尽一切，否则剥夺了读者运用想像力去理解的权利。他会乐于让读者在其刻画的轮廓中凭借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往日回忆和情感欲望来体会。
现在的“高雅色情文学”无论多么执迷于对生理的精确描述，其中都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因为在那里，读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想像的权力被完全剥夺。
以他人最宝贵的权利——隐私权
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逐渐把今日西方的时代特征定义为对人类隐私的大规模毁灭，对人类借以实现独特自我、倾听独特个体回声这一微妙过程的大规模毁灭。现在，城市中大规模的技术统治，必要而统一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用于交流和劝诱的新电子媒介，行动和思想日渐暴露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物质的侵犯和控制之下，这些都加剧了我们时代对隐私和自我的毁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借极端的伪装（例如精神崩溃、吸毒、经济破产等），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隐私，才能够有情感体验的真正空间。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外表光鲜、但实质上惊人单调的生活；于是，人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暴行和技术霸权来刺激神经。
性关系是（或应是）我们隐私的一个堡垒，是我们必须得到允许的夜间栖息地，在那里，我们收拾遭受侵扰的意识碎片，恢复某种不可侵犯的秩序和安宁。只有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努力达到完全交流的两个人，才能够发现自我独特的爱好。在那里，在经历了坎坷的奋斗和屡次的挫败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那些让我们热血奔涌的语词、姿势和精神意象。
正如奥威尔知道，伴随极权政治而来的是性生活的标准化，要么通过许可的控制，要么采取强制性的清规，这绝非偶然巧合
老年人几乎不读小说。他们喜读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植物学论文、回忆录、政治小册子或哲学。他们喜欢直接关注生活的书籍。他们很少读小说，即使读，他们也只读“经典”；
比如，司汤达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直接用历史的声音对我们言说，而不是虚构的偶在个体的授令。也许是因为老年人去日无多，他们已经成长为大师级的分类学家，追求的是愉悦的简练秩序、光骨头（bone-spareness）的记实和核心的事实。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小说似乎毫无趣味、浪费时间。
小说是极端严肃的模式，它要求读者智力和感受力的全情投入，它像任何其他更高的文体那样要求成熟。
小说真正是一件严肃的追求吗？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把他的才华、他的语言资源和洞察能力，用于对生活的更公开批评
人类变得虚无异化：受到强烈观察能量的驱使
其中每个范畴（经济、性、政治、隐私、技术、意识形态、宗教）在某个时刻都变成了小说再现的对象。
我们生活中永远消费不完的“新闻”，已经大大削弱了我们想像力反应的清新活力和辨别能力。
小说现在不得不与戏剧性表现的媒介竞争，这些媒介更“真实”、更容易吸引我们日渐懈怠麻木的感受力。
因为对于都市大众传媒文化中的许多人来说，世界看上去或感觉上就像是报纸和电视所选择呈现出来的样子
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人士，在自己家或公寓的安静书房中阅读一本属于他的小说，象征着一种复杂的经济特权、生活稳定、心理安全和有意培养品味
在新兴的集体社会之中，戏剧，尤其是对观众参与和批判敞开的这类戏剧，有着远大的未来
在现代传记和历史写作中，事实性的素材和灵活再现的特殊修辞之间有许多合作（也不妨说是共谋）。丰富的背景、戏剧性的心理、虚构的对话，这些都是来自小说的技巧，现在用于档案记录。问题不是风格是否鲜活，而是小说的风格和精神不可避免地操纵着历史证据。社会学，尤其那些非常通俗、非常有影响的社学性著作，广泛地汲取了小说的戏剧化、具象化和拟人化等手法。理想小说的潜力甚至体现于对社会学数据的最“客观”、中性的安排。
政治记者和社会记者的眼睛直接遗传自小说家。因此，那些自诩为公正严谨的证人，都有明显的风格化，都罩了一件戏剧性的或伤感的欺骗外衣。
我是哪种文学类型？我属于什么文体？如此结构的作品，我们往往忘了“文体”一词中必要的生命，它们的表现形式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意义应该如何交流的看法。
尼采的文体中也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他需要表达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这种需要如此强烈，往往不可避免地落入沉默。
维特根斯坦具有诗人的才能，使每个语词看起来是新的，充满有待利用但可能毁灭的活力。
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虽然极为复杂，但仍然是有机体。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但是，语言也会衰败，也会死亡。
有许多方式表明语言体内有了腐蚀肌体的病菌。原本灵活的精神行动变成机械僵化的习惯（如死隐喻、陈腐比喻、口号）
一种活的语言就是人脑能够经历的最大的冒险
以语文学为核心的德语教育培养出为普鲁士德国和纳粹帝国效忠的忠诚卫士。教室里的操练最终走向军营中的操练
它们编造出第一个巨大谎言，现代德语很大程度上得到这个谎言的喂养：“腹背受敌”的谎言。英勇的德军不是在前线被打败，而是被“卖国贼、变节者和布尔什维克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凡尔赛条约》不是欧洲人在经历了战争的洗劫后试图挽回损失的尴尬努力，而是贪婪的敌人强加于德国的残酷报复的阴谋诡计。
新的语言学家随时使德语变成有史以来最为全面有效的政治工具，将人类语言的尊严降低到狼嚎的地步。
纳粹时期特别的恐怖之一就是，一切发生的事都被记录下来、分类、编年、归档；
当波兰的犹太拉比被迫用手和嘴清扫公共厕所时，旁边有德国官员做记录、照相，还给相片加上标签。
那不能言说的东西被一遍又一遍地说了12年。那难以想像的东西被记录下来、编制索引、存档备查。在华沙，那些把生石灰倒入下水道、处死活人或掩盖死尸恶臭的人，在家书中谈及此事的时候说，他们必须“清除害虫”。
德语开始颠倒黑白，将黑暗说成“光明”，将灾难形容成“胜利”。
“最重要的是猪还没有突破防线。”“突破”、“击退”、“清除”、“灵动的战线”——这些词有很强的正反意义，可以唬人，也可以掩盖事实。
他们使用一种语言来构想、组织以及为贝尔森集中营辩护，使用这种语言来制订毒气室的操作规范，使用这种语言在12年精心策划的暴政中将人变成非人。语言总会发生一些变化。将语词变成希特勒、戈培尔和成千上万的党卫队使用的语词，提供恐怖和谎言。语词总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谎言和施虐会残留在语言的骨髓里。刚开始可能很难发现，就像辐射线的毒性一样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骨内。但是癌症就这样开始了，最终是毁灭。语言不再成长，也不再清新。它不再具有过去那两大主要功能：提供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人文秩序，传递我们称之为优雅的人性精华。
那些留下的德国作家命运如何？有些成为“雅利安文化”官方妓院（帝国文化院）的走狗。有的支支吾吾直到最后丧失了清晰表达意义的能力。
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发生，那些恐惧是被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不错，确实存在些集中营，据说是有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幸儿被灭绝。“但不是六百万，亲爱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死那么多人。你知道，那都是传媒的宣传。”无疑，党卫军和纳粹冲锋队在外国的土地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这的确令人遗憾。“但这些家伙只是些到处流浪的疯狗，一群来自底层的流氓。正规军从来没那么干。他们为我们光荣的德军抹黑。真的，我们在东线作战的孩子们对抗的不是正常的人类。俄国人是一群疯狗，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是疯狗！想一想德累斯顿的大轰炸？”无论在德国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德国人开始狂热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开始宣称，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暴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关于达豪、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一切？不要责怪我们。”显然，要反驳这样一种自称是蒙在鼓里的说法很困难。因为确实有许多德国人对发生在自己家后院以外的事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些住在郊区的人或生活在偏远的小地
但是，当隔壁的住户在一夜之间消失，当外衣上绣着黄色星的犹太人不准进入防空洞、不得不在燃烧的空旷街道上彷徨时，只有瞎子才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这个神话还是起了作用。事实上，不久前德国观众被搬到舞台上的《安妮日记》所感动。但是《安妮日记》中的恐惧只是一个例外的提醒。书中并没有描写安妮在集中营内的遭遇。因为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书在德国没有市场。忘掉过去。努力工作。创建繁荣。新德国属于未来。最近，当被问到希特勒这个名字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许多德国学生回答说，希特勒建造了德国的高速公路，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他们听说过他是坏人吗？肯定听说过，但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是坏人。有教师试图告诉学生纳粹这段历史，但却受到官方的告诫，那些事少儿不宜知道。少数坚持这样做的教师，要么被开除，要么承受了来自家长和同事的重压。为什么还要刨出那段过去？
在法庭上，曾用希特勒血腥的法律量刑的法官仍然坐在审判席。
“让我们遗忘”成了德国新时代的祈祷文。即便有些人无法遗忘，他们也力劝他人遗忘
一切都会遗忘。但语言不会。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
在历史上，只有语言才是人类恩典的载体，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
犹太人的受虐心态使得他们有时经常认为，大屠杀背后有神秘的理由，是对犹太人融入德国文化之后产生的骄傲与希望的野蛮而自然的叱责。
读者必须艰难地走过由寓言和离题组成的沼泽地
尽管格拉斯兴致勃勃地编织了一套复杂的情节，但是整本书似乎要散架。
故事开头几章描写童年与小河，节奏蜿蜒、沉重，见出大家手笔。
像《铁皮鼓》一样，《狗年月》让人觉得：格拉斯的力量中有一丝刻意的幼稚色彩，像孩子在任意、粗鲁、直接地表达情感。
格拉斯揭示了纳粹暴行的平庸根源。我们看到中下层德国人的狂热淫荡、奴颜婢膝、庸俗不堪，看到湿湿的雪茄烟灰，看到随意地拍打屁股，一拧，突然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然后就是杀手那种让人冷汗直流的愤怒。我们就会逐渐理解，为什么德国人这种粗俗的乐趣——灌得要爆裂的香肠、插花的夜壶、啤酒加热器、穿着紧身皮短裤的胖子——是酝酿暴虐—多愁善感（Sadistic-Sentimental）的纳粹主义的理想温床。其次，我们会觉得格拉斯在他的作品中纵容他身上的庸俗。正是这种庸俗，他才能够走进萨瓦茨基和其他同伴的心声，产生了令人恶心的逼真感。
格拉斯对战后德国的揭露毫不留情，西德洗掉过去，将大众驱向新的黎明，对于这种遗忘和狡诈带来的奇迹，格拉斯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繁荣是一种无可抵挡的清洁剂：它擦洗掉房子里旧的黑暗和霉气。格拉斯抓住了整个时代的气息：逃避，赤裸裸的谎言，靠死人的肥料养成的小胖子的玩世不恭，以及年轻人神经兮兮的追问。
格拉斯是1945年以来最强大、最有创意的德国作家。他像狂暴的巨人，大踏步越过轻言细语的抒情小册子文学
格拉斯是1945年以来最强大、最有创意的德国作家。他像狂暴的巨人，大踏步越过轻言细语的抒情小册子文学。他技巧蕴涵的能量，他题材的篇幅，都令人难以想像。他就像一个行为艺术画家，在巨大的画布上摔跤、舞蹈，然后按照构思的最终逻辑，在画作上滚动。
格拉斯把语词堆砌成一本正经的胡言乱语，把它们拆散成不受怀疑的暗讽和淫辞
他经常整页引用地质学、农业、机械工程、芭蕾等方面的辞书。语言本身具有歇斯底里的神秘力量，有私密的部分和公开的面容。语言作为主要的存在，成为这部黑色寓言故事的核心生命。
戈培尔毒害过的语言，用来为贝尔森集中营罪行开脱的语言，是否还能服务于道德真实和诗学洞见的需要。
格拉斯的小说中有一种滂沱的黏液力量，充满了瓦砾和刺鼻的碎片
《狗年月》里最令人震惊的一部分就是对海德格尔哲学术语的致命模仿。格拉斯知道，德国高傲晦涩的哲学话语对德国精神的伤害有多深，对德国人清晰思维和言说的能力的伤害有多深。格拉斯就像捏住了德语字典的喉咙，想把德语旧词中的谎言和假话统统掐死，想用笑声和谐谑来清洗它们，使它们焕然一新。因此，他那毫无节制的啰唆，他那冗长得可怕的句子和大得惊人的词汇，往往并没能体现他对德语这门工具的信心；相反，它们传达出愤怒和厌恶，就像一个石匠在开采一块暗藏着沙砾的阴险石头。
《狗年月》的形式设计，它对蒙太奇、淡出、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并置等手法的持续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对卡夫卡《美国》的模仿。
没有《尤利西斯》的榜样，很难想像出用连续的内心独白和语词联想来使叙述持续。
凭借他那可怕、经常猥亵的机智，格拉斯在最龌龊的时候，在读者恶心的时候，老是戳他们的伤疤。与其他作家不一样，他嘲讽颠覆了德国经济复苏背后人们对历史的麻木遗忘和自我开脱。现在，活跃于德国克虏伯和慕尼黑啤酒馆里的许多良知都保存在格拉斯的淫秽语言中。
但一般来说，德语中“Kavka”不过是指一个饶舌的人而已。
他从西欧返回苏联后宣称，最让他感到羞惭的，最能体现苏联偏狭的，是他此前居然没有听说过卡夫卡。卡夫卡这个名字俨然成为进入文化殿堂的口令。
对于卡夫卡的一些早期崇拜者而言，这些嘈杂的批评之声有点讨厌。原本只是少数热情崇拜者的赏识与财富，现在由于名声大噪而四处张扬，他们非常抱怨。莫希格（Walter Muschg）是一位不入世的大师，他在那篇语气傲慢的文章“卡夫卡的名望”（“The Fame of Franz Kafka”）中悲叹道，“即使是像卡夫卡这样孤独的诗人，在时间之墙上也难免扭曲成疯狂的影子。”
有些人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本质上是个体的、断片的成就，卡夫卡支持这种看法：
卡夫卡立刻就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他的意思进行颠覆和限制，“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也是夸大其词。”
卡夫卡投下如此庞大的影子，成为如此密集的批评产业的批评对象，正因为，或者只因为，他的意义迷宫用隐秘、困难的出口连接着现代感受力的大道，连接着我们最急迫、最关切的东西。否认卡夫卡迷宫的深切个体性是荒谬的，正是神奇地处于中心，卡夫卡的迷宫会迫使我们尝试进入之道，尝试采取不同的眼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的是，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他慢慢地将现实从焦点移开，从而产生出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幻象——大都来源于对局部历史环境带有反讽性的精确观察。在卡夫卡梦魇般精确的场景之后，是布拉格和衰落的奥匈帝国的地貌。
在1916—1917年之间的冬天，他住在茨拉塔尤里卡，也就是皇帝的炼金术师们居住的黄金巷，不必否认，哈拉德卡尼山上的城堡与小说中的城堡关系密切。卡夫卡的幻象有着坚实的地域之根。
卡夫卡不仅继承了狄更斯扭曲意象的大师手法，而且遗传了狄更斯对来自官僚机构和工业生产线的隐秘暴力的愤怒。
《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它预言了诡秘的施虐行为，预言了极权主义悄悄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自从卡夫卡写作以来，夜半敲门声在无数的门前发生，太多的人被拖出去，“像狗一样”死去。
萨姆沙的变形记（初次听说这个故事的人认为只是一场噩梦）将是上百万人的真实命运。选用德语中“害虫”（Ungeziefer）一词，是卡夫卡悲剧性灵光的乍现。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不仅预示了死亡工厂中运用的技术，还预言了现代极权统治的特殊悖论——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可憎的巧妙合作。在对纳粹主义起源的准确洞察方面，没有文字比得上卡夫卡笔下这个自杀的意象：施害者一头扎进行刑器的齿轮。
卡夫卡的梦魇幻象很有可能来自个人伤害和精神错乱。但这并不能减弱其神秘的关联性，削弱赋予伟大的艺术家拥有超越现实边缘、使黑暗可见的触角的证据。所有的幻象都成了具体的现实。卡夫卡
“有些人指着太阳的存在否认痛苦，而他指着痛苦的存在否认太阳。”
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行为一直是他惟一的出路，逃避折磨他个人生活的枯燥与封闭。
“目标是有的，但没有路，”卡夫卡写道，“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
“迷住我们的是她的歌声，还是围绕着她脆弱细小声音的庄严沉寂？”
卡夫卡深知克尔恺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园感的人，才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昨天，我突然觉得，我一直没有爱我的妈妈，像她应该得到的爱那样，像我应该能爱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德语在拖我的后腿
待在德语中的卡夫卡就像待在旅店中的旅人——这是他最主要的意象
卡夫卡把德语蜕变为直接表达意义的光骨头，尽可能丢弃包裹着意义的历史、地域或隐喻的共鸣语境
卡夫卡在1914年写到，“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尽管我觉得，音乐这门艺术最需要有资历的人，才有资格发表评论，但是我仍然安慰自己……即使是无知或只是模仿，也算是一种资历，哪怕这有些矛盾。
“只有当我在创作的时候，剧本才变得清晰，有时，甚至是创作完成之后才变清晰。”
人类的根本冲突是内在冲突，戏剧对话从根本上说是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这个原理在古希腊悲剧的起源中就依稀可见），勋伯格将全部的冲突力量注入一个人的意识。
由于生性刚直，他落入孤境，只有一小群信徒护卫，在流放中前行
失落与孤愤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勋伯格是否在内心完全听到过它，如果他没有听到过，那他是否真正知道这些美妙的乐器和节奏组合在一起会产生的效果。庆祝金牛犊登场的表演对管弦乐、歌手、舞者的要求都极高。舞台上需要有人饲养马、驮着金银财宝的骆驼、四个裸体的贞女，这些要求即便资源最丰富的歌剧院也很难满足。
摩西热爱的是一种理念、一种绝对的观念，他严格要求热爱对象的纯粹性
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要杀死他们，就要把他们赶出人间，这样的决心，在地球某个地方，总会存在
无论在哪里碰面，几乎只需一个眼神，一点共同的情感交流方式，一丝我们身上携带的黑暗气息，我们就能够认出对方
正统派犹太教仍然认为集中营是天堂的前院，是几乎难以忍受但明显神秘的上帝旨意。
《出埃及记》（4：24）中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犹太人要上帝为历史负责，为沙砾一样的人类状况负责，这让上帝非常震怒，因此必欲杀之而后快。
就像婚姻关系，父子关系，有时爱会变成纯粹的恨。
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经济的萧条和失业率的激升会使犹太人的地位更加孤立，人们的仇恨将会集中在犹太人的财富和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
只要经济在增长，种族冲突就能保持在可忍受的范围内。
犹太人参与了资本主义欧洲在道德、知识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长时期禁锢在犹太人区，在迫害的磨刀石上锤炼了才智和精神洞察，积累了大量的意识储备。一旦在光明中释放，一个犹太精英，外加对其成就感到骄傲和发生兴趣的更大中产阶级群体，会加快西方思想的节奏，会使西方思想的轮廓更加复杂。他们会将激进的想像力带进每一个领域，更具体地说，才华卓越的犹太人能重新获得欧洲古典文明中的某些核心要素，使它们复兴或暴露出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正如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现代性的主调，我们安排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询问方式，在很大层面上，来自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
在这三个犹太人中，我们觉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空想逻辑与抽象想像的冲动，就好像东方和欧洲的犹太人由于长时间被排除在物质活动之外，从而赋予了思想引人瞩目的独立性。
歌德超然的地位，他艺术中不可思议的成熟和人性，几乎都具有了真理的意义
弗洛伊德早年喜欢法律，但在读了歌德未完成的著作《论自然》之后，转而研究生物学
左拉不仅仅像弗洛伊德、魏宁格或马克思那样，是性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开拓者，他还是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声援者。
犹太教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情感模式都迷恋道德或历史法则的预言权威，都迷恋对经典启示录的准确解读。
斯大林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和技术官僚政治
那些为了反抗纳粹而加入共产主义的犹太人，那些在“肃反运动”之后与共产党决裂的犹太共产主义者，落入了希特勒—斯大林编织的魔网。
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相互交换反斯大林主义的犹太人和反纳粹政权的犹太人，以供进一步蹂躏甚至清除
像卡夫卡和赫尔曼·布罗赫一样，克劳斯的作品中也有致命的预感和目的论。
现代暴行以亲密甚至必然的方式起源于人文主义文明的心脏
尽管犹太人和波兰的地下组织万般恳求，尽管德国官僚政府毫不掩饰“最后的解决方案”要靠铁路运输才能实现，英美空军还是没有轰炸通往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路线。
当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涌入苏联，苏联的情报迅速注意到他们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禁止将此事实公之于众。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之后就金盆洗手，见好就收，如果他干脆说，“只要允许我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我就不会将手伸出我的帝国之外，”那么，结果会怎样？达豪、布痕瓦尔德和特莱西恩斯塔等集中营可能在20世纪欧洲文明中间运行，直到把最后一个弄到手的犹太人变成肥皂
偶尔，有些国家可能会抵制德国生产的酒。但是，没有一个外国政府会采取行动。游客可能会涌向德国的高速公路和水疗中心，路过（但不会太靠近）死亡集中营，就像我们现在路过葡萄牙的监狱或希腊的监狱岛。会有许多权威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向我们保证，关于集中营的谣言实属夸大，达豪集中营里能够悠闲散步。红十字会还会寄去圣诞礼物。
现在，如果犹太人悄声问不是犹太人的邻居：“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事，你会哀求上帝和人类停止这些暴行吗？你会作些努力救出我的孩子吗？还是计划组织一个滑雪派对去阿尔卑斯山下的德国小镇嘉米希？”他将是活生生的嘲讽对象。
让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就是它的共谋。
我们也许永远难以获得一种终极的“家园感”，那种一个人与他的母语之间无意识的古老的亲密感，就像他亲近自己地里的岩石、泥土和尘灰
卡夫卡写作的德语就好像光骨头，似乎口头语言的包络、纹理和历史地理的弦外之音都与他绝缘。他使用的每个词汇都好像是用高利贷借来的。
或许因为他们是天生的掮客，自古以来就习惯于倒卖思想
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毒液
现代政治中每一次暴民的冲动，每一次独裁的企图，都靠民族主义哺育，都服食了仇恨的药汤；这种仇恨使人类隔着一堵（柏林）墙、隔着十码之距的垃圾场，龇牙咧嘴、拔刀相向。
正如苏格拉底的教诲，为了让城邦更自由，就要对他人更开放，需要必要的背叛。
民族主义轻易（必然）就会堕落为狭隘和暴行，当犹太人对此提出反对之声时，他是在还旧账。历史上一个残酷、深刻的反讽就是，上帝选民的观念，一个人种由于特殊的命运从而超越其他人种之上的观念，正好滥觞于以色列。纳粹主义的词汇中就有对这个犹太观念的复仇戏仿的痕迹。上帝在西奈山上拣选子民的神学母题，回荡在主人种族的借口及对千禧年统治的信仰之中。因此，在纳粹对犹太的迷恋关系中，存在着一丝微妙但却恐怖的逻辑。
如果要以失去家园为代价，才能从门口的狼堆中捡回性命，强烈的民族感情就必不可少。
一年前，也许还不到一年，他还走在阳光下的街道上，做生意，期待吃一次大餐，读一份知识分子月刊
就在梅林教授或兰格纳被迫害至死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近在两英里之地的波兰村庄，还是远在五千英里之遥的纽约，都在吃饭、睡觉、看电影、做爱或忙着看牙医。这正是我想像不下去的地方。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存在，既是因为有些人建造了它，也是因为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任由它存在
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有模拟的车站月台，涂着亮丽的色彩，点缀着窗台花坛，目的是为了让新来者不能发现半英里之外的毒气室
与大屠杀相关的同代人或幸存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无知、冷漠、共谋和帮凶。
欧洲列强和美国除了象征性地表示了一点姿态之外，是否不愿意营救犹太孩子？有骇人的证据表明，在波兰和俄罗斯西部，当地人热情地帮助德国人杀害犹太人
在挪威、丹麦和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当地的基督教社群在援助犹太人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团结和勇气就是明证。
但是，外面的人、那些与纳粹德国真正交战的大国在做什么？在此，直到现在，证据都引发争议，充满丑陋的弦外之音
据说，问题的答案足以让人心理瘫痪，足以让任何“正常”人的思维停止运转，因此只有相信当时的形势和要求十分恶劣
这种事情不可能在现在发生，不可能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时期，也不可能发生在诞生了歌德的国家”
缕缕情报的确曾经渗透出来，纳粹准备实施大规模的灭绝行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情报要么被看作是受到惊吓者自然的幻想，要么被当成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散布的危险谎言，旨在丑化犹太人或激发他们采取行动反抗。如果中了这些别有用心之徒的圈套，将会为纳粹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提供“口实”。
“你们都将遭受屠戮。你们目击了这一切之后，他们不会放你们离开。
与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有着高雅文化的民族，一个‘神圣书香的民族’……德国人简直要为一件事疯狂，那就是书籍……当劫掠行为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以本质上是精神的世界观为前提，那么，其力度和持久性就无可比拟……纳粹不但拥有书籍，还拥有利剑，这就是它的强大威力所在
一名德国军官停下来帮助一名被德国士兵踩伤的儿童，并安慰他说，“去告诉你的兄弟，痛苦很快会结束！
当他看到一个德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命抽打一个年老的街头小贩，卡普兰写道：很难理解这种神秘的施虐现象……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去攻击一个陌生人，一个像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伤害他，践踏他，打得他遍体鳞伤？这怎么可能？但是，我发誓，我亲眼目睹了这种事。
每一个人的死都意味着人类资源宝库中减去了一份绝对独特的资源。
德国人剥夺了人类历史的一种未来版本。
我们在认出某个文学手法、认出某种修辞笔法不那么陌生，我们在某本小说中似曾相识之时，会松一口气。
纳粹通过故意蹂躏希望和选择，从而摧毁人的意志源泉。正如在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残酷的神话世界，人们不断看到他自己的死亡日历；在这样一个世界，纳粹发明了一种机制，把人的希望降到最低。“你可以继续活下来，只要你做这做那让我们满意。”但是，做这做那的事情总是包含着邪恶的选择，让人沉沦，进一步削减选择者的人性。父亲必须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去死；盖世太保必须把鞭子抽打得更响亮；告密者必须背叛；丈夫为了苟且偷生，必须让妻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向毒气室。选择活下来，就是选择变得更加非人性。
在华沙的犹太聚居区里，一个孩子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饿，感到冷；长大后，我想当一个德国人，我就不会再感到饿，感到冷。”
为在那个孩子写下这句话之时，我吃得饱（甚至超过了我的需要），睡得暖，沉默不言。
古典学认为，一个文本越古老或经常有人复制，它就必然会败坏。
比较“死海古卷”和《圣经》经典版之后，人们发现，古老的文献，只要被认为是神圣的，那么，将以极度忠实的方式流传。后来的《圣经》抄写者或古籍注释者，出于尊敬，甚至复制了错误和他们不再理解的古词。
神话编纂者（诗人）是书写潜意识的史学家。这给了伟大神话不易忘怀的普遍性。
荷马史诗的核心蕴藏着可能降临人类头上的最大灾难之一的记忆：城邦的毁灭。城邦是人类高贵的外在总和，在其中，他的条件是最彻底的人性化。当城邦被摧毁，人类被迫在大地上流浪，居住在旷野，某种程度上退回到野兽般的生活
《奥德赛》则讲述了灾难的后果。它是关于流亡者的史诗。城邦毁灭了，幸存者在大地上流浪，像海盗或乞丐
荷马只是当初众多游吟诗人中的一个，为了不识字的人而对传统的主题进行了即兴创作：“幸运的是，某位精通新的写作艺术之人在纸草上机智地写下了这个杰出的游吟诗人演绎的几个传统主题。”这本质上就是洛德（Albert B.Lord）最近在《传奇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中的论点。
我们在《伊利亚特》中碰到的是人类恢弘的视野，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不是一个漫游故事，在那里自动地放任前行。从描写阿基琉斯的愤怒间接进入故事情节，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史诗的整个结构以及其中张驰有度的回声和交替，都紧承开篇的特定剧情。
《伊利亚特》有苦涩的欢愉，有人生苦短和功名千秋之间持久的矛盾，折射出诗人对自我生存的新意识和自豪感
难道这不是那位超凡艺术家的信仰吗？他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让书面文字——即使不是依靠自身的资源——在他的掌控中光芒万丈。
目光恐惧、沉静、冰冷如冬阳
他们的哀伤无可估量。讲完之后，他们感到了饥饿，于是坐下来饱餐了一顿。
“她哭到精疲力竭时会记得吃东西。”没有任何一位诗人，甚至连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在如此悲壮肃穆的时刻，冒险写下如此琐屑的生活细节。
诗人沉迷于精神充沛的身体动作和凶猛时尚的个人战斗。他看到心中不可磨灭的能量点燃的生命之火。
荷马知道并宣称，人类发自内心地热爱战争，战争的恐怖远没有家中漫长空虚的日子可怕。
像中世纪的地图一样充满了传说中的野兽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妖风
当有一位行路人与你相遇于道途，称你健壮的肩头的船桨是扬谷的大铲，你就抵达了那个地方
《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却像火焰一样飘忽不定。他的来生比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变化多端、风趣迷人
雅典娜和奥德修斯的友谊。他们一位是女神，一位是流浪汉，都以展示高超的欺骗技艺为乐
在莎士比亚塑造出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2000多年前，荷马早就懂得男女之间除了谈情说爱还能斗智斗勇。其中一个地方，雅典娜女神几乎承认甘拜下风。她那充满爱意的揶揄语气简直出自萧伯纳的手笔
一个人必须无比诡诈狡狯，才堪与你比试各种阴谋，即使神明也一样。你这个大胆的家伙，巧于诡诈的机敏鬼，即使回到故乡土地，也难忘记欺骗说谎，耍弄你从小喜欢的伎俩。
《伊利亚特》有着年轻人的残酷无情。随着经验日丰，感情日沛，他在经历更为丰富、感知力更加细腻时，《伊利亚特》中的人生观可能让荷马感到残缺。
我们携带着死亡随行，我们必然为之愤懑。
我们辛苦找来向他致敬的语词，他都用过。我们寻找新的赞语，找到的却是他的回声。
莎士比亚是我们情感的共同家园。他代表我们看得真切、多端；他在广阔的人生经验王国中，拨响心声；
我们在情感的每个角落都能碰到他的声音。甚至连我们的哭笑都只有部分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总能在他留下哭笑的地方哭笑，它们已经打上了他的印记。
无论是谁，想在这场喧嚣的纪念仪式中，再添一些值得说的东西，证实莎士比亚是“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朱生豪译，下同），都注定是在重复他的话
嘿，老兄，他像一个巨人跨越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粗大的两腿下行走，四处张望，替自己寻找不光荣的坟墓
弥尔顿认为，莎士比亚的天才失之粗野，缺乏调教；他甚至不屑于将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相提并论。
无论是作文本考据的学者还是批评家，无论是演员还是制片，在莎士比亚这团熊熊烈焰面前，不过是小小的飞蛾
萧伯纳颠覆莎士比亚，宣称自己作品足以匹敌甚至超越，听上去总有几分心虚的小丑味道
莎士比亚可以随意汲取中世纪与现代的养分，可以汲取传统的复杂织体和知识界的前进动力。他许多主要的手法和陈规都依赖于这两者的同时冲动
莎士比亚可能用培根的经验主义的怀疑本能来反对古老权威的鬼神世界。所以，他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只是暂时性的——戏剧手法的丰富性正来源于这种不确定性。
莎士比亚另一个幸运是拥有那样高水准的剧院和观众。
莎士比亚的剧院体现了异常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无论贵族还是商人，乡绅还是学徒，律师还是雇佣兵，都在露天剧场里摩肩接踵地看戏。我们现在了解的剧院没有一家能够吸引那么广泛的社会背景的反应。
为了吸引观众不会分心去看狗熊争斗的游戏，为了能在雨天也能留住观众，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必须在各种层次的意义和兴趣上游移。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仍然与乡村生活有着紧密而自然的联系，即使在城市，生产和贸易的技术模式本质上仍然带有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特色。人们知道面包从哪里来，怎么烘制；靴子怎么穿，衣服怎么织。
他有亲身经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出的事物的名字，仍然保持着奇妙的活力，就像我们刚刚握在手中的东西
在莎士比亚的英语中，无论车轮修造工还是水手，士兵还是药剂师，法律办事员还是接生婆，他们所用的词汇都特别精确有力。每一个词语都体现了密切观察和体会到的现实。
正是这种具体性，一再将人们的精神带回到乡村生活和手工劳作。
只要不是通用领域，我们使用的词汇越来越专业。我们现代都市人对大量行话了如指掌，但却不熟悉石头和花草的名字，我们吃面包，但却不知道面包的由来过程。我们互相交流；然而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二手的、抽象的，并不能建构一个共同体。
正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属于最后一批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科学的全景、将知识当成复杂统一体来体验的人，莎士比亚似乎也属于最后一批将人类行为的整个画面（一个大而全的世界）纳入诗性话语之人。1640年之后，这些旧的统一体瓦解。在此意义上，莎士比亚再次生逢其时。
在任何外在的意义上，没有人物是“真的”。他只存在戏剧的表现中，这表现就是独特的组织语词。不同的组织方式——不同的意象或修辞秩序——会塑造出不同的人物，传达不同的戏剧意义。
绝大部分人本质上是抱着鲁莽功利的方式在使用语言，他们认为语词的意义固定单一。他们似乎认为话语的潜力能够固定下来，被放进启蒙读物，以及词汇基本用法的袖珍词典。
在我们人“类”（kind）中有“善”（kindness）吗？假如每个人都只与他那“类”人打交道，结果会怎样
在工业革命的后半期以来，这种大众教育产生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半文盲，只会在非常有限和充满功利的范围内阅读和理解。
头盖骨一样白的波浪
大多数批评家只是靠文学混饭吃，他们是大师的护卫、扈从和影子。作家写书，批评家写书评，完全是二传手，中间有天壤之别。
大量的批评朝生暮死，接近于新闻或文学史，接近于个人很难持久的冲动印象，或者接近于老套的平淡警告
批评家的目的，首先是尽可能敏感地意识到吸引他的新事物，在此过程中就隐含着某种价值判断
在一个共同体内，必须有训练有素的读者群，齐心协力完成对文学的成熟回应。
像一些用词不多但特别有力的作家，利维斯从语言通货中挑出一些语词，用于个人目的。他对这些语词的强力使用，几乎使之成为个人财富
利维斯厌恶那种“好”写作，用油亮的术语或抒情的冲动掩盖意义的贫乏或逻辑的混乱。
正因为背后是对于手中之事毫不动摇的专注，拒绝被优雅的笔触干扰。它有种高贵的丑陋，
诗歌观，要么是创造的血脉已经枯竭。在大多数伟大的批评家（甚至约翰逊也不例外）身上，都有个缺席的作家。
在大多数伟大的批评家（甚至约翰逊也不例外）身上，都有个缺席的作家。
只要批评显示了失落的创作之梦的刀疤，批评往往就走向了修辞、自我炫耀或形式整齐的格言警句。它失去了对眼前对象的紧紧把握，转向了批评家高举起来映照其野心或谦卑的多变镜子。
折射了利维斯不仅借助反应的判断、而且通过抒情的对位再造出这首诗歌的感觉和冲击力
狄更斯正是拥有这条严肃的血脉，才使他继莎士比亚之后，成为英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创造者，创作出令人难忘的生活。
他将整个文化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交流代码，将所有社会过程看作是一种语法
兽性/人性，自然/文化，潮湿/干燥，噪音/寂静，生食/熟食
心理过程是集体性的，因为它们复制了根本的结构特征。
驯化的”科学思维努力建构一种简单符码的系统，而“野蛮的”思维却是一种语义系统，永远在进行自我重组，重新整理经验世界的数据，却不减少离散元素的数量
在熟练使用火之前，人类只是将肉放在石头上，利用太阳光来加热。这种习惯将天和地、人类和太阳紧密并置在一起。发明用火煮食物，就等于是将诸神和太阳从人类的栖息地赶出去，赶回它们原来的空间
尽管他的措辞华丽，思路混乱，但见解却往往精辟。
这本书中布满了隐晦的断语：“中国和印度仍然主要靠听觉和触觉”；俄罗斯“搞间谍活动靠的是耳朵而不是眼睛”，仍然“过分依靠话语”。中国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复杂的格式塔，要求所有的感官同时参与”。
许多断言出奇的头脑简单
在一般分类学中，每一个艺术、科学和技术都会有其清晰的位置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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